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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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石英关键词科技革命中国特色社会学复杂性科学社会全息文化自信一、引言：科学技术革命与西方社会学学科的兴起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革命引发工业革命，改变着社会形态。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 蒸汽机革命发生；19世纪内燃机以及电力的发现和使用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电力革命;20世纪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互联网，以及核能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一系列新型技术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信息技术革命，至今方兴未艾。本文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视为同一，“新科技革命”即是指正在兴起的以大数据、云计算、物

2、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即“工业 4.0”。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于第二次科技革命高潮，也正是自然科学主干学科群完善和成熟时期。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首次提出“社会学”概念及建立这门学科的大体设想。孔德把社会学看作“社会的自然科学”，并将人类认识世界的努力划分为“神学一形而上学一实证科学”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他认为社会学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他对科学的排序依次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之后，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出版第一部以“社会学”为题目的著作社会学研究，提出“社会有机体”理和“社会进化论”，与孔德共同

3、奠定了西方社会学实证主义基调和传统。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社会事实” “社会团结”等概念，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自杀论等著作，进一步奠定了社会学实证、定量研究的一般原则，并树立了示范样板。社会学创立的19世纪，工业社会已经到来，资本主义强势崛起。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社会学“冲突理论”的代表。马克斯韦伯提出“解释主义”，强调“价值中立”，主张“理解的社会学”，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齐美尔关注了 “社会交往”“社会互动”，开创了文化视角的社会学。滕尼斯提出和论证了 “社区” “社会共同体”，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概念。20世纪，社会学研究的中心由

4、欧洲转移到美国。帕森斯特别重视抽象的“社会行动”和功能分析，成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集大成者。默顿则强调“经验实在性”，倡导“中层理论”；他涉猎广泛，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研究方向。名噪一时的芝加哥学派开启了理论与社会调查紧密结合的研究方式，从犯罪研究开始，美国社会学形成了注重应用研究的特色，成为社会学由理论研究为主转向调查研究为主的转折点，对后来社会学发展影响巨大。统计科学的发展、抽样理论的创立，尤其盖洛普美国舆论研究所的建立及其民意调查的成功，使得抽样问卷调查、多变量统计分析及检验技术逐渐成为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的标准。社会学研究中心的转移同时伴随着研究气质的转型。从发端于欧洲、注重哲学思辨、理论色彩

5、较浓的古典社会学，到繁荣于美国、注重实证调查量化统计的现代社会学，无论是宏观视角的结构功能论、社会冲突论，还是微观视角的符号互动和交换理论，这一时期的众多理论流派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逻辑实证主义的主线。20世纪中叶，伴随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兴起，西方“后现代”思潮开始大行其道，“后现代社会学”与“现代社会学”交错并行发展,现代化理论、“后工业社会、社会网络理论、消费社会理论、女权主义、“身体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各种流派构成异彩纷呈的“当代社会学”。围绕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创立和坚持“批判理论”，也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德裔美籍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猛烈

6、抨击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倾向，主张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单向度的人中，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越多，实际上给人的种种强制和限制也越多，由此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他发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交往行动理论等多部著作，坚持批判认识论，反对实证主义，反对解释学的相对主义，提出“沟通行动”概念，建立“行动类型学”“普遍语用学“。法国学者列斐伏尔被称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著作空间的生产集中了对都市和空间问题的重要思考，堪称城市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布迪厄提出的“场域”“

7、惯习” “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等概念建构了他独特的实践社会学理论。米歇尔福柯因著有疯癫与文明性史等著作而闻名，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代表，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很有影响。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概括为“风险社会”。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对实证主义、功能主义、解释学理论深刻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 “双重解释学”和“结构化理论”；其关于“行动者”与结构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学理论的二元对立；他关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分析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使其被誉为当代全球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二、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理论困境1 .“舶来品”共识与“本土起源说”

8、的分歧前两次科技革命推动西方率先进入工业社会。伴随着西方的全球扩张和西学东渐，社会学作为学科传入中国。1896年，谭嗣同的仁学中首次提到“社会学”名词，“凡为人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留学英国的严复1879年回国后翻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书名译为群学肄言；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1906年国立京师法政学院将社会学列入教学计划，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社会学课程；民国政府成立后，1927年筹建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分为法制、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4个组。早期的中国社会学发展呈现“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不

9、分家”的特点。20世纪2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一批留学生归国后不仅将欧美社会学前沿研究成果和方法译介到中国，更是身体力行地开展了一场“社会学中国化”运动，发表了不少研究著述和调查成果，如李景汉、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等即是当时“学院派”中国社会学家的代表。与此同时，以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归和本土知识分子，在我国由东到西推动开展了以平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载入史册的大规模社会实验。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担任1921年创办的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虽未沿袭西方主流社会学范式，中国共产党人却在事实

10、上开创了 “革命派”社会学的道路。可以认为，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要高得多。可以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1979年，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启了 “恢复重建”的步伐。发展至今社会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与一个大国地位还不够相称，在国内与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也仍然属于“小学科”，与新科技革命推动的巨大社会转型的需求不相匹配，甚至学界内部对社会学的基本属性、学科

11、历史的认识都不尽一致。景天魁指出：“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是中西古今问题”。而正是在这一 “根本问题”上，学界存在重大分歧。社会学在中国究竟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还是古已有之的学问？景先生将“中国社会学”区分为“中国（本土）社会学和“中国（现代）社会学”。如果说“中国（现代）社会学”是自西方传入，“中国（本土）社会学”即“中国社会学”的源流当然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荀子的“群学”，并从基本概念到范畴形成了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体系。赵鼎新在其什么是社会学一书前言中开宗明义:“中国学者，当然也包括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一般都会把社会学当作近代西方科学发展和公民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

12、或者说对于西方来说它也是个较为新生的事物，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个舶来品。”他同时又认悬，“我不会说这种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学在近代西方的发展过程以及一些相应的事实，但是我想强调，这种理解并没有能抓住社会学的一个更为关键的本质，那就是社会学的核心在于它是一个独特地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并且这一视角并不是近现代西方人的创造，而是人类认知的一个普遍特征。” “基于以上对社会学的理解，我不认为社会学是来自欧美世界的舶来品，因为先秦思想中就透露着大量的社会学思维。”他一方面指出社会学源于西方是学界共识，另一方面也表示认可社会学在中国古已有之。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实

13、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从人类知识体系划分的角度，把社会学视为一门“科学”，是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门类，那么社会学当然是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和科学分类学形成之后的产物，对于中国而言就属于“舶来品”。从研究对象和一般概念意义上理解，社会学就是“社会之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朝历代产生和积淀了丰富的社会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概念体系。因此在广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学在中国古已有之；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是世界社会学的重要源流之一。谢立中认为：“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一种完全源自本土思想的社会学系统，学界对此问题有着两种不同的回答；对这两种不同的回答进行辨析则可以发现，虽然使用了 社会学这同一个词

14、汇,但各自在使用这个词汇时所涉及的含义却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些含义的社会学概念之间的是非对错虽没有办法来加以判断，但能够确定的是，以此为基础，可以形成几种不同的、且是非对错同样无法加以终极判断的社会学及社会学史话语体系”。2 .“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矛盾社会学学科作为舶来品“水土不服”的症状，还表现在社会学界长期以来围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和争论，这一争论在2022年达到一个高潮。谢宇在对中国社会学在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及范式本土化方面存在问题进行逐一辨析的基础上，得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的结论。翟学伟针锋相对地指出谢宇“误读了本土化的原有之意，把不是本土化的表现说成了本土化”，而

15、“至少在中国大陆从未有过明显的本土化趋向”。周晓虹则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起，不同时期的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运动都具有鲜明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向度；当今中国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实践不仅向社会学提出了本土化的历史使命，而且为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并迈向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其实此前王宁就曾指出：“社会学本土化争论所关注的是西方知识在中国是否具有跨情境效度以及中国如何在世界上获得学术地位、尊严和话语权。在争论中，本土化倡议者和本土化批评者在知识的效度目标上并没有歧异。双方的分歧在于，本土化倡议者否定了西方理论知识的跨情境效度（或适用性），而本土化批评者则肯定了 普遍理论（包括某些西方理论）在追加附加条件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跨情境效度。双方的另外一个争论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本土化倡导者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附有伤民族尊严。而普遍主义信奉者则指出，只要能获得客观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