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人文集收录制诰之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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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之制诰文书，即制书、诰命也。史载，凡命令之礼有七日制书，处分军国大事，颁赦宥德音，命尚书左右仆射、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凡告廷除授，则用之。日诰命，应文武官迁改职秩、内外命妇除授及封叙、赠典，应合命词，则用之。作为命令之礼，制书”主要用于包括宰相、枢密使、节度使等高级官员之任拜，亦适用于立后妃，封亲王、皇子；诰命则为将相以下百官的任免、黜陟、加勋、封爵以及高级官员的亲属和命妇的封赠等的命词。立后、建储、命相之制书，又可称白麻、麻制，属内制翰林学士所学文字类型之一;与之相对的,即为“外制中书舍人负责之诰命。按例,内、外制词最后均须制成官告,故制书、诰命常连称为制诰。制诰之来尚矣有唐号为全备，至

2、宋而犹盛。宋朝制诰属王言文书，以皇帝的口吻行文，承载着帝王的权威。以人事为主的制命又是君主行使权力、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重要工具，宋朝君臣对之均非常重视。制诰文书通常由善于文翰的两制词臣负责起草，从它的草拟到颁降，朝廷有较完整的制度规定，如内制之锁院草制、宣麻写告，外制之面受词头等。不仅如此，制诰文字之撰写也成了品评两制词臣水平高低的依据之一，绝非依样演词那么简单。宋代诸多制诰篇章，在完成朝廷人事任命之后，常被时人私加保留，编次成卷，合入文集，广泛流传。此举之合法性、目的及相关途径，以往研究极少涉及，本文就此加以探讨。-宋代制诰收入文集之情况及合法性众所周知，现存宋人文集的数量颇大，其中主要收录

3、作者的诗文作品，如诗、赋、记、序、墓志、表奏、书启等，亦有将作者撰写的官方文字，如内、外制诰收入文集的习惯。鉴于现存宋人文集繁多，又历经多次整理、传抄、翻录，版本、目录不一，实难搜尽比对。故本文主要就文渊阁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中之宋人文集进行汇总统计，虽难以概全，但一定程度上亦反映出内、外制诰分布之数量与比例。不论是两制收集的总体情况，还是每位作者的文集，外制诰命收入的篇章数目均较为庞大，而内制制词甚少。这是因为封王命相、立后建储并非常事，故麻制使用频率不高;而外制适用对象颇广，体制远较麻制为轻。又除官之人，无日不有，中书舍人甚或“每日草词二十余道，跨越三载，撰述几千有余篇，故存世篇数相应较多。

4、然麻制行文较长，篇幅常相当于数篇外制之和，且遣词造句方面更加严谨。外制则可长可短，甚至有虽前后迁官各异，而同是一辞或者是虽列著名氏各殊,而共用一制的现象。文集作者大多同时拥有内、外制之作品。这是因为宋朝两制官虽高下、内外有别，却时有关联。特别在草制上，内、外制词臣相互替代的情形时有发生。他们当中，或因长期供职于内廷而使用制诰文体较多者，如刘克庄、张扩等，或擅长内、外制等应用文字而于任上就颇富盛名的，如汪藻、周必大等。故这些作品的留存、传播亦为作者生平体现之一。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上表诸制诰收于文集之中，然皆与诗赋、序铭等其他体裁分编，可谓深得文体之要。于时，制诰文亦多被单独结集并刊行的，有所谓内

5、制集外制集制草集等，待至作者晚年或卒后方合编成全集。如张方平文四十卷，号日乐全集；内外辞制、杂著二十卷，号日玉堂集。王安中原有前集40卷，后集10卷，前集，中兴以前;后集，中兴以后文也。内外制二十六卷，则李文敏公郁序”，是内、外制不与其集也。制诰者，实乃“王言文书，何以能私自编次结集?事实上，这种行为并不始于宋代，大抵唐时已经出现。史载，曾有唐人高郢，掌诰累年，家无制草。或谓之日：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重其慎密。高郢焚制之举，当然与其谨慎的性格有关，且出于对王言”的敬畏与重视。然前辈皆留制集一说亦反映出唐代已有私留制诰文并编缀作集的现象。又如新唐书提及王仲舒制集十卷

6、，李虞仲制集四卷，封敖翰稿八卷，崔嘏制诰集十卷，郡斋读书志言权德舆尝自纂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序等，皆可为证，但诸集唐以后多散佚。唐代重王言，因善拟制诰而被誉为大手笔者代不乏人，如李蟒、崔融、李德裕等。今天看来，尽管存世的唐人制诰篇章不少，但于文集中所见制诰文的数目远不及宋代,且只集中在几位词臣身上,分别为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陆贽的翰苑集、元稹的元氏长庆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和杜牧的樊川集。唐代是文人诗文流传与结集的初始期。相对宋人而言，唐人往往不太刻意保存、搜集自己的作品，在编纂文集方面尚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加之纸张难得，印刷术未通行，给编者网罗作者全部作品也增加了难度。然无论自编或他编，唐人已

7、有将“王言制诰收入文集之做法。宋承唐风，亦趋成熟。简言之，唐、宋朝廷对于词臣据有自己所作的制诰文字并无明文禁止，亦视制诰结集为寻常之举。在宋代,尽管学士草白麻等大除授时须深夜锁院防止泄密，但翌日一经宣麻，制书的内容就已经公之于众，不再需要保密。同时内、外制命均须抄写制词,制成官告作为任命凭据下发给当事人。此外，宋廷的人事任免基本上由邸报向外公布，邸报还会抄录部分制词，天下诵之。因此，制诰虽系王言，但不属于涉密文书，在当代人的文集里出现不存在冒渎及泄密的问题。二宋人收录制诰之目的宋人云，建立政事，既有其实;感悟人心，必假于言，宣至意，收人心，唯在于号令文告之辞，这些说法皆昭示着王言之功能及影响。

8、尽管制诰由两制官员代为起草，但皇帝本人对所出内容仍非常重视。如英宗”于制诰多亲阅，有不中理，必使改；孝宗于文字，尤欲得体，一览便见是非。足见制诰于帝王心中之地位。那么，宋人将如此“王言制诰整理成册，收入文集，留存于世，又出于什么目的或考虑?其间种种，以欧阳修的外制集序和内制集序言之最明。欧阳修集子的版本和流传，已有学者做了较为翔实的梳理。各集中，均有外制集3卷，为庆历三年至四年(10431044年)任知制诰时所作的外制文字，庆历五年三月编成，欧阳修自为之序;内制集8卷，收口宣、诏敕、制命、表、批答、册文、青词等，为至和元年至嘉祐五年(10541060年)任翰林学士时所作，嘉祐六年八月编成并自为

9、之序。以上两集均为代言文字，连序言在内今仍可见。外制集序部分文字如下：庆历三年春，丞相吕夷简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锐意天下事于是时,天下之士孰不愿为材邪?顾予何人，亦与其选。夏四月，召自滑台，入谏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诰。是时夏人虽数请命，而西师尚未解严。京东累岁盗贼，最后王伦暴起沂州，转劫江淮之间，而张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邓，以惊京西。州县之吏多不称职，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劝农桑，兴学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别材不肖以进贤能。患百职之不修，而申行赏罚之信，盖欲修法度矣。予时虽掌诰命，犹在谏职，常得奏事殿中，从容尽闻天子所以更张庶事、忧闵元元

10、而劳心求治之意。退得载于制书，以讽晓训敕在位者。然予方与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编敕，日与同舍论议，治文书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时，已迫丞相出。故不得专一思虑，工文字，以尽导天子难谕之意，而复诰命于三代之文。嗟夫!学者文章见用于世鲜矣，况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犹恐不称，而况不能专一其职，此予所以常遗恨于斯文也。明年秋，予出为河北转运使。又明年春，权知成德军事。事少间，发向所作制草而阅之，虽不能尽载明天子之意，于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后世。盖王者之训在焉,岂以予文之鄙而废也。于是录之为三卷。予自直阁下J暴直A十始满。不数日，奉使河东。还，即以来河北。故其所

11、作，才一百五十余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在这篇序言中,欧阳修阐述了庆历初天下之形势、人主之治政与君臣之关系，指出自己虽掌诰命，但因身兼谏职，故可以“从容尽闻天子所以更张庶事、忧闵元元而劳心求治之意，受其感染，退得载于制书，以讽晓训敕在位者。可见，这些制书虽为官员除授文字，实蕴含了皇帝之寓意与作者之体察，可为天下人于训词中看陛下用意。尽管迫于草制的时间要求，不得专一思虑,工文字，以尽导天子难谕之意，但若结集成册，则于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后世。盖王者之训在焉，意义非浅，所以有必要将其加以编录。欧阳修任右正言、知制诰期间，正是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之时，欧阳修参与其中，提出了改革吏治、

12、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对于心系天下、心系人主的欧阳修而言，于所学的制诰中借王者之训流露自己忧国忧民之思虑当亦有之。在此层面上，亦可理解欧阳修编录行为之真正意图。欧阳修有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个人的仕宦遭遇,所以他于序中阐发之心声未必能代表所有亲手编订制诰文字的宋代文人。但在宋代，文词书命，有足以助国威，宣王泽也，代王言须是能宣道陛下之意，播之四方而不作，传之后世而无疑，虽武夫远人晓然知上意所在，等等，基本上是士大夫尤其是词臣对王言文书的观感及认识。在某些特殊时期，制诏就更应该发挥其传播四方、感召天下的功能。故宋朝君臣对如此人君谟训非常重视，审阅之余，常提出意见，加以讨论和修改。所以欧阳修示于后世，则

13、为王者之训谟”的考虑，可视为收集王言”制诰的首要目的。再看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二日的内制集序：予在翰林六年，中间进拜二三大臣，皆适不当直。而天下无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号令，训戒约束，自非因事，无以发明。利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无所遇以发焉。其屑屑应用，拘牵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犹以翰林为荣选，予既罢职，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余篇，因不忍弃。况其上自朝廷，内及宫禁，下暨蛮夷海外，事无不载。而时政记、日历与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记，未必不有取于斯焉。呜呼!予且老矣，方买田淮、颍之间。若夫凉竹簟之暑风，曝茅檐之冬日，睡余支枕，念昔平生仕

14、宦出处，顾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览遗稿，见其所载职官名氏，以较其人盛衰先后，孰在孰亡，足以知荣宠为虚名，而资笑谈之一噱也。亦因以夸于田夫野老而已。不同于外制集序字里行间所包含之意气，这篇序言要哀淡得多。嘉祐六年，宋仁宗已入暮年。在他统治的最后20年间，北宋朝廷相对来说较为风平浪静，自太祖朝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至此已发挥明显效用。从庆历到嘉祐这十几年间，欧阳修的仕途亦起起伏伏，辗转流离。壮志未酬而流落山野之侧，47岁方回朝任翰林学士,此间心态之跌宕起伏自可想见，”顾瞻玉堂,如在天上，以夸于田夫野老而已“。欧阳修言其于内制期间，大抵因天下无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所以朝廷之文无以发明；但因院吏有所编

15、次，且文字上自朝廷，内及宫禁，下暨蛮夷海卜，事无不载。而时政记、日历与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记，未必不有取于斯焉。欧阳修曾参与修撰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故对这些文字的史料价值有深刻的认识：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实。制诰者，载有“职官名氏，可真实反映朝廷除官用人之情况，官员升降荣辱之历史，对于诠释职官等典章制度，亦不失为一有力凭据，可以成为后代官、私修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宋廷官修史书向来注重搜集士庶之家旧藏之制诏，如元丰年间修五朝国史，博加求访，有子孙者延致询问。所有事迹或文字，尽因郡府纳于史局，以备论次其尝任两府、两制、台谏官之家，家至询访，各限一月发送史局；绍兴初修日历，如政事弛张、臣僚黜陟、刑赏征战，凡所见闻，或私自记录，或亲承圣语，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诏敕，与公案官文书之类,并令诣实抄录回报，以凭修纂。因此，从保存史料的角度出发，宋人亦习惯将制诰编缀成集子。另外,宋代文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传于不朽,要不若遗文之具备，就是以文章传名后世。制诰文书，虽然在规格、体式方面相对固定，但遣词造句、引经据典之间，仍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作者的文学造诣和词章水平，不少好的篇章当时即为人叹赏咏诵。故宋人将其纳入文集不仅为合法之举,亦为彰显声名之事。表1所列诸文集的作者都曾担任内制、外制或两制兼任。宋廷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