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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作家的钗黛观黎荔红楼梦在外描写中国文化最精致的一面,往内描写人类心灵最精微的层面,它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作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红楼梦反过来又对其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影响,一是对民族心理和民族个性的影响。前一种影响多为直接的,表现为对小说、戏曲、绘画、诗歌、园林、建筑等方面的影响。后一种影响多为间接的,表现为对读者的情趣、心态、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影响。每一代人都深浅不同地受过红楼梦的影响,每一个人都能在红楼梦中找到他需要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尤其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因为全方位、多层次呈现“人间悲剧”的红楼梦,如生活本身一样
2、浩如烟海、难以穷尽,为各种各样文化心理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欧风美雨洗礼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另一个文化参照系的“他者”眼光,更能深切地发现和领会红楼梦所代表的中国文人传统的特殊性。对于红楼梦,他们所体验到的人生虚幻和命运多舛的悲剧心态,与他们所运用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分析尺度,呈现出一种中西糅合的新文化心理的风貌。红楼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弹性的言说空间,进行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互相印证。自屈子的芳草美人传统以来,中国文人好以娥眉自喻,杜甫诗中那“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幽居佳人,也不过是作者本人高洁心志的外在投射而已。红楼梦中的黛玉是何等样的人?可以说,这是一个寓形于女身之中的中国文人的典
3、型。她的心态、气质、趣味、才情,无一不体现出文人的理想;乃至于她对于传统的叛逆,从内容到方式,也并不脱文人的窠臼。她所居住的潇湘馆“翠竹夹路,苍苔布满”,何等的幽雅冷寂、风流自赏,这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心态情致的一幅形象画图。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所体现的“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品德,寄寓了作家本人的人格理想。总之,在林黛玉的身上,集中了传统性格和传统美学理想的种种特点和优点,而铸铸成一个完美的活生生的独特个性。而与之难分轩轻的薜宝钗,其出将入相的才华和道学修养的渊深,也体现纵观天下、进退出处波澜不惊的传统士人风范。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关于钗黛的评论常常各执一端,为了品评这两个人物的高
4、下,又常引起争吵,甚至发生过“遂相龈酷,几挥老拳”的趣事,这正是涉及到接受主体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将现代作家的对红楼梦人物的分析加以整理,可从中见出不同特性的文化心理构成。林语堂早年把红楼梦作为了解中国人的主要文本,曾有妙语云:“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简易的方法,莫如问他喜欢黛玉还是宝钗。”的确,从“拥钗派”、“拥黛派”、“非钗非黛派”、“钗黛合一派”这不同的立场上,多可见出评论者本人的社会阅历、处世态度。一般来说,“拥钗派”富于生存策略,深藏不露,雅有容量,较为通达圆融,“拥黛派”则多数个性锋芒毕露,正道直行,不喜作伪,较为孤高与倔强。四十年代,上海天地杂志曾刊有一篇妙文曾国藩与薛宝钗
5、,该文从个性气质的类型出发,将胡适与鲁迅对举、曾国藩与左宗棠对举,指出:“世人或爱逞能使气,或愿藏拙装愚,这二种人,无以名之,乃名前者的林左型,名后者为曾薛型。”可见钗黛对照确是一个有趣而永恒的话题。现代文坛上“拥钗派”较典型的作家是聂绡弩,他在八、九岁时就读过红楼梦、水浒、聊斋等小说的残本,后半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在所著的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聂维弩说宝钗岂止不是坏人,简直是个十全十美的佳人,是封建社会的完美无缺的少女的典型。何其芳也不同意把薜宝钗视为工于心计的虚伪、奸险的人物,处心积虑地为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而斗争。在论红楼梦一文中,他具体地分析了薜宝钗喜欢讨好人、奉承人和对贾宝
6、玉的“无情也动人”的爱情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能说薜宝钗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信奉封建正统思想为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因而好像是自然地做到“四德”俱备。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并不是由于她的奸险。她得到了贾府上下的欢心,并最后被选择为贾宝玉的妻子,正是她这种性格与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由于她或者薜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薜宝钗其人如何?旧时“评红”家对她极为贬责,认为她是伪君子暗藏奸计,谋夺了黛玉的良姻,甚至其一言一行,均是“杀机”,可怕之至,可恶之至。宝钗果真如此罪大恶极吗?她不过是过于少年老成罢了,小小年纪,闺门秀女,会那么世事
7、洞明,那么人情练达,确实让人难于亲近。其实,就其境遇而言,她也是“薄命司”中令人悲悯的女子,其内心之苦,最不易为人所窥见。一般读红楼梦的人,视黛玉为“女圣”,其地位至高无上,不可冒犯,聂绢弩、何其芳能犯“众怒”而为宝钗辩护,确实是识解超众。从对于宝钗的评议上看,能够将人物的悲剧归于性格与环境相适应的结果,可以见出他们在治学上、为人上的通情达理、善察能辨。难怪何其芳写于五十年代的论红楼梦,能成为代表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红学专论。黛玉形象奠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其不得志和对知音至死不渝的追求,“冷月葬花魂”的终局,仿佛千古文人失意高洁的写照。难怪这株特立独行的绛珠草受到历代文人的怜爱。有一些作家对黛玉
8、魂魄相寄,以至不允许任何人对黛玉发表不满的意见,或是有不尊重的举动。“平生骚怨寄红楼”的吴宓非常喜爱林黛玉,坊间流传过一个吴宓恋黛成癖的故事:西南联大旁的文林街上,有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为招揽顾客,店名借的是林妹妹的光。一天,吴宓走过,抬头忽见“潇湘馆”三字,大怒,认为是对黛玉的亵渎,举起文明棍就要砸那块招牌。端木既良也是“拥黛派”,为了坚决站在林黛玉的这一边,他对薜宝钗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作出了流于简单的分析,把薜宝钗对贾宝玉所表示的爱情和最后成就的婚姻,看作是“受了整个封建贵族的政治委托的政治进攻”,认为“薜宝钗就象一个献身的女间谍一样,来执行封建社会的命令,而牺牲了一切。”其敌友分明、誓不两
9、立的政治图解,令人为之莞尔。吴组细也是彻头彻尾的“拥黛抑钗”,对宝钗评得极为苛刻,甚至认为宝钗的金锁来路不明,揣想有可能是薜姨妈临上京前现打制的,所以才宣传要配给有玉的。这种推测自有一种孩子气的爱憎分明、快意恩仇,使我们感受到吴组细性情的率真。当然,吴组细的结论也是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判定金锁造假并不是“罗织”罪名,红楼梦中和尚与道士几次出现,只听说有个石头化玉,哪儿有金锁的一言一字?分明是薜家的把戏。通常在红楼梦研究中,薜宝钗被视为工于心计的虚伪、奸险的人物,端木藤良、吴组绑认为宝钗的一切行动都是有意识有计划地争夺贾宝玉的看法,虽然并不太符合曹雪芹“似谪而正,似则而淫”的写人的本意,分析
10、和判断也不是很有说服力,但这种观点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许多读者在为宝黛洒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多有迁怒于宝钗之意,即使佩服宝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还是把票投给了以生命殉情爱的林黛玉,端木藤良、吴组细只不过鲜明地表达了锄强扶弱的“公意”而已。丁玲也是喜欢林黛玉、讨厌薜宝钗的,她说过,人们喜欢从作品里面找他们所爱的人物,同情的人物,恨的人物,沉醉在里面,脱不开里面的人和事。有意思的是,丁玲用一种相当女性的方式来喜爱黛玉,“我看红楼梦,林黛玉哭我也一定哭,林黛玉不哭我还在那儿哭呢。”“非钗非黛派”如鲁迅、田汉、萧军等嫉恶如仇、气质硬朗、崇尚力美的男作家,不但不喜城府心机深不可测的薜宝钗,亦不喜哭
11、哭啼啼寻愁觅恨的林黛玉。据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中鲁迅的笑所回忆,有一位北京大学听讲小说史的人,曾记述过这么一回事情。鲁迅讲小说史到了红楼梦,大概引用了一节关于林黛玉的本文,便问大家爱林黛玉不爱?大家回答,大抵都说是爱的吧,学生中间忽然有人询问,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说,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鲁迅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9。鲁迅的回答虽然不无调节课堂气氛的玩笑性质,但以鲁迅一向说话的慎重严谨,也反映出他对林黛玉的观感并不太好,对黛玉口齿心胸之狭窄不无反感。在鲁迅的杂文中,涉及黛玉处也多有不敬,说到香汗与臭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女界内战,“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
12、”,等等,多有嘲讽之意,鲁迅可列入“抑黛派”无疑。萧军在“非钗非黛”上则更加直言无违:“对于贾宝玉和林黛玉如何谈情论爱,说诗论道,我是并不怎么感兴趣的,也不懂;只是感到很气闷,很想跳进大观园去大打一阵抱不平才能够出一口怒气!对于贾宝玉那种半男不女的性格是讨厌的,王熙凤那种奸狡阴险的手段是鄙视的,薛宝钗那种伪君子似的落落大方也无兴趣,觉得庸俗可厌;而林黛玉那种哭天抹泪、忽雨忽晴的性格也觉得腻烦。觉得可喜欢的人物只有尤三姐、史湘云、鸳鸯、柳湘莲和焦大”。萧军刚正不阿的个人气质和对社会人生的侠义态度,使他只对呼家将、薛家将之类金弋铁马的传奇故事入迷,对我们传统审美中多愁多病的才子佳人,“葬花”、“焚
13、稿”的儿女之态,则难以产生深切的心理认同。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从过去的年代中的翠屏,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到后来五月的矿山中的艾春秀或则铤而走险,投身绿林,或则手握钢枪,参加抗日,无一不是英姿飒爽、性如烈火的反抗型女性,难怪他在红楼梦中最称道富于侠女气慨、血溅宝剑殉情的尤三姐。有意思的是,柔情似水的女作家冰心,居然也腻烦钗黛,而独喜“精爽英豪”的尤三姐,称赞她“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二者兼而有之。应该这与冰心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冰心是烟台海军军营里长大的野孩子,她的父亲谢葆璋担任清政府烟台海军学堂的校长,久经沙场而且十分开明,他不给女儿缠小脚,让她穿着男孩的衣服,在军营里打枪骑马,在军营附近
14、的海滨散步。人烟稀疏、丘陵荒凉、海风强劲的海边,冰心度过了她军事化的童年,她一直称自己是海的女儿,冰心性格中有其英豪阔大的一面。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其实是精神上的强者,潇湘妃子“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其女儿意气可令无骨男儿羞愧,即使“风刀霜剑严相逼”,她也要“一坏净土掩风流”,与花鸟作伴,与天地同悲,其高洁之心志、自立之气概、超群之才华、死烈之傲质,大观园中无人能及。而世人皆不理解她,反以为她柔弱多病,只见其表不知其里。随红楼梦的广为流播,黛玉日渐失却真灵,每况愈下,变成了小心眼,小做派,其“直烈遭危”的风骨已少有人提及了。“钗黛合一派”以俞平伯、林语堂为代表。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
15、为“悲金悼玉”而作的,“金”(宝钗)与“玉”(黛玉)并重,他说:“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上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若宝钗稀糟,黛玉又岂有身分之可言。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俞平伯的观点被概括为“钗黛合一”四个字。“钗黛合一”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悲金悼玉”,作家为钗黛相同的悲剧命运而惋惜悲悼,并无左右褒贬之意,更无“封建”与“反封建”、“卫道”与“逆道”之区分;二是在艺术格局上显示出“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对称交错美,“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如后来的批评者所指出,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中,明显包含着“泛爱”和“耽美
16、”的审美意向,其超功利主义美学观的倾向是很突出的。俞平伯关于钗黛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和谐的观点,在林语堂手中得到深入发展,林语堂不但在京华烟云等小说中创造钗黛湘云合一的文学形象,还从文化哲学的高度专门谈论过“钗黛合一”:“宝钗与黛玉相对的典型,或者依个人的好恶,认为真伪之别,但是不是真伪二字可了。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伤,自在与拘束,守礼与放逸,本是生活的两方面,也是儒道二教要点不同所在。人生也本应有此二者相调剂,不然,三千年鞠躬,这民族就完了,讲究礼法,待人接物,宝钗得之,袭人也得之。任性孤行,归真返朴,黛玉得之,晴雯也得之。反对礼法,反对文化,反对拘束,赞成存真。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一一这些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人生在世,一味任性天真,无所顾忌,也是不行的。我想思想本老、庄,行为崇孔、孟,差为得之。林语堂秉承着对钗黛对补的思考,进入对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