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思想界怪杰：再论斯宾格勒在民国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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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来，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IdSPeng1er)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颇受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并不如有的学者所谓“近年来出版的专著与专文都有所忽略。学术推进重在聚沙积薪，民国学界关于斯氏的史料，除了先行研究所披露外，尚有不少史料有待查寻。笔者多年来一直留心于此，虽犹如海底捞针，然仍每每有所获。本文拟捡要者特加补述，以求教于方家。一、一部不朽的名著1920年代以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TheDec1ineoftheWest)流传于中国学界，颇受读者之欢迎。是书内容虽艰涩难以卒读，但在中国学界却甚有知名度，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中国学者宗白华、张君励、吴宓、张荫麟、雷海宗、林

2、同济、黄文山等人的积极引介；二是英译本、日译本出版较早，且易寻见，在中国学界有所传阅。在中国学者的推崇之下，西方的没落(下文简称没落)在大学校园里，似受到有些学生的欢迎。在大学开设课程以介说斯氏理论者有两位：雷海宗、宗白华。1922年，雷毕业于清华，赴美芝加哥大学研习历史，1927年获博士学位。留美期间，雷氏受斯氏学说之影响，1931年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讲授欧洲通史，对斯氏学说有所论述。1937年,雷氏与孔繁篙、刘崇张荫麟在清华大学开设史学名著选读，要求学生选读史学专书5种，其中就有TheDec1ineoftheWesto宗白华于1920年赴德留学，正值没落第1卷出版后在德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1

3、921年2月11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宗白华自德见寄书云：德国战后学术界忽大振作，书籍虽贵，而新书出版不绝，最盛者为相对论底发挥和辩论。此外就是文化的批评，风行一时两大名著：一部西方文化的消观，一部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皆畅论欧洲文化的破产，盛夸东方文化的优美。按，西方文化的消观，即没落。宗氏受斯著的影响，则有案可查。宗曾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一历史的生态学，博大精深，征引繁复，马克思从技术生产关系的发展，解剖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的崩坏，斯宾格勒却是从文化心灵的诊断预述它的悲壮的末运，又谓：斯宾格勒的思想又太被黑夜的悲观所笼罩了，他的一双夜枭的巨眼，只看见这大城市衰败的末运。19

4、38年，宗氏主编的学灯连载董兆孚所译斯氏人与技术(ManandTechnics),在编辑后语”中指出，这本小书精思创见，层出不穷，使我们在那平凡的技术世界发现层层远景，意趣无穷。”民国时期宗白华在大学讲授过斯潘格耐(QSpengIer)的西方之衰落课程。雷海宗、宗白华在课堂公开讲解斯氏学说，势必对有些学生产生影响，王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王秋(19121983年)，原名载秋，字抱冲，浙江平阳人。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考入研究院，从张荫麟治学。1939年，受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胜利之后，任浙江省通志馆分纂。1952年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以研究严复闻名。1937

5、年,王秋发表历史哲学内一部不朽的名著西欧文化的衰落(二卷)(书人月刊第1卷第3期)一文，是篇有关没落的书评,论述之详尽不在叶法无斯宾格拉的文化史观及其批评、任衍生斯宾格勒底文化史论及其批判两文之下。当时王秋系清华大学尚未毕业的研究生，他之所以写这篇书评，似与雷海宗在清华宣扬斯氏学说或跟导师张荫麟有一定关系。1928年，在吴宓的安排下，张荫麟翻译美国葛斯德(E.H.Goddard)、吉朋斯(PA.Gibbons)合著斯宾格勒之文化论(CiVi1iSationorCiViIiSatiOns:AESSayOnIheSpengIerianPhi1osophyofHistory,1926),先后发表于国

6、闻周报、学衡，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没落第1、2卷英译本先后出版于1926年、1928年，而民国时期一直没有汉译本，王秋认为这样一部引征浩繁的史书，是不易找到适当的人翻译的，提示张荫麟先生翻译美国人所著的一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或者可以替中国的一般读者解点饥渴罢!王杖对斯著的评论，除了他个人的理解之外，或许也包含了雷海宗或张荫麟的观点。没落的理论骨干在一战前即已形成，费时3年，1917年写毕，因战争关系，迟至1918年7月出版。所以，斯氏说一战并不暗示他，使其发明这种哲学，它不过更证实其预言罢了。斯氏的历史哲学是怎样的呢？第一，文化的多元论。他不承认人类历史知识是一个文化单位，谓人类历史是由许多

7、个文化单位所组成的。一般西方史家眼中的世界通史，通常以西欧历史为主，其他各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只是择其与西欧文化相关者勉强附入。斯氏则不然，他的理论在传统史家看来无疑是一种革命。他根本否认以西欧文化为主的世界史观，认为那是主观偏见构成的。他认为应该根据那些平铺放着的历史事实，充分承认在我们全部历史里，还有许多个与西欧文化完全对等不相依属的文化存在，他们与西欧文化一样，有萌芽、盛兴、衰落的过程。这是斯氏的一个大胆宣言，他自许这种观点仿佛天文学中哥白尼的学说，传统史家的见解则仿佛是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针锋相对。第二，文化的命运论。自19世纪以来，不仅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社会科学上，进化论成了金科玉律，认为

8、生物个体或个人固然有其盛衰生灭，但就全体的变化而言，显示着一种演化或进化的程序。历史学领域也受了进化论的影响，用这种理论解释历史上的一切现象。斯氏则主张每个文化正如同每个人或每个生物一样，有自己生命的规律，如萌芽、兴盛、垂老、僵死，每个文化都跳不出这个历史的命运。它们都有自己的基本理想(fundamenta1idea)、精神(SPirit),或灵魂(SoUI),虽然相互间也能产生一些影响，但每个文化的根本精神则不会改变，依然遵照着自己的根本精神在生长与衰灭。历史并不是一条跑道，每个文化都有兴亡，不能接力赛跑，永远薪火相传。总之，世界的文化既不是一个，又不是进化的。王秋称道斯氏理论真是一种空前的

9、理论，他根本推翻传统历史的看法，重新建立一个完全新的哲学系统“。不过，他也有几点质疑，如斯氏谓每个文化的命运大约是1400年；再如，斯氏的历史知识虽渊博，但对中国史实，间有粗心或疏忽之处。王秋认为,这些不足都无关宏旨，斯著是一部大刀阔斧的著作，只要他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基本构架站得住，那就是他的贡献了。一部伟大开山的著作至少可以读两遍：第一遍读了，会将我们引入一个新的世界里，新的假设里，根据这个新的指示，我们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于是我们读第二遍，用一种批评的眼光来细细地读，看这本书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新贡献。不难想见，青年时代的王秋受周围师长的影响，对于斯著所开启的崭新的历史世界，何等之兴奋。诸如

10、此类的学生恐怕不在少数，罗荣渠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47年7月19日，他请求中外交通史专家向达在北平图书馆代借斯氏没落英译本，向达虽不大赞成读这本书，但还是答应帮他去借;8月5日，TheDec1ineoftheWest读得我头痛眼花；11月24日，在一家书店见至(JTheDedineoftheWest,我真看得起，占有欲又在作祟，但是毕竟太贵了，只好望洋兴叹，恨恨而去。罗氏学生时代的读书片段生动地说明，即便艰深难读的西方的没落，仍不减其在学生群体中的吸引力。二、林同济与斯宾格勒众所周知，林同济是1940年代战国策派”代表人物之一，斯宾格勒、汤因比(A.J.Toynbee)的著作是建构其思想

11、世界的理论来源。1942年,林氏在昆明的一次讲演中说：历史形态学或统相学是利用一种综合比较方法来认识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或形态的学问。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有其异，亦有其同。我们研究应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斯宾格勒曾应用这方法写出他的西方的没落的杰作。最近英国史豪汤贝的历史研究一巨著(二十一个文化体系的研究)也是这个方法的另一应用的结果。在中国方面应用这个方法而有卓著成绩的，恐怕是畏友雷海宗先生。他的中国的兵与中国文化一小书，国人应当注意。其弟林同奇回忆上世纪40年代与林同济一起生活时说：俩口我之间就像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让我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从西方历史开始，然后续学西方哲学史。但是他从未检查过

12、我学习的进展情况。他只是让我阅读书架上任何一本令我感兴趣的书。我那时很贪心，曾埋头苦读施本格勒大部头的西方的没落，最终半途而废，也没读懂多少。后来同济就向我推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缩写本。我之所以研究这两个作者，是因为他们都极大地影响了同济的历史方法论，即所谓的形态历史观。尽管如此，先行研究并没有发现林同济对斯宾格勒或汤因比有过直接评论。幸运的是，笔者在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报发现了一篇书评，系1935年林评论斯氏新著生死关头(TheHourofDecision),此为仅见的一篇文字，弥足珍贵。林同济于1926年赴美留学，1934年回国，任教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生死关头初版于1933年慕尼黑,英译本出

13、版于1934年,林氏读到的是1934年英译本，1935年即发表书评。林氏留美期间似受斯氏之影响，不然不会对斯氏新著回应如此迅速。生死关头一书的结论据没落而来，欲估量生死关头价值，必先了解没落。在没落这部惊人的伟作中，斯氏宣布了他的“文化命运循环论。这种论说并不是他的创品，古代希腊学者中即有主张此说者，近代如斯氏所最推崇的尼采，也是文化循环论者之一。但斯氏自有其特色，他的贡献是把这个空泛的概念，化作一部有声色有条理的学说。他把东西古今的政教文物咀嚼得烂熟融化，再吐出，而绣成一幅灿烂琳琅的文化循环图。他相信宇宙间一切生命都有其发育的节奏，都要经过生长老死的程序,即使号称极含继续性的文化之一物，亦不

14、能逃出此定例。因此，一切文化虽有东西古今不同，但在他们形态变化”的路程上却都出现一种根本相同的节奏,一种起承转合的程序,且在每一程序中都有种种必然的现象产生而构成所谓时代的精神。换言之，所谓时代的精神，即某文化命运行到某程序的必然象征。我们根据这些象征，便可断定某文化的命运何在。斯氏殊留心研究的就是印度、欧洲古代、阿拉伯与欧洲现代四种文化。他本着所探得的文化命运的定律，判定欧洲现代的文化已开始走到最后一期，而这一期的第一幕就是所谓凯撒主义时代(ageofcaesarism)z一个人独裁下的帝国时代。没落出版后,风行欧洲，销售9万册，一时洛阳纸贵，各方面学者彼此群起争论。据施罗特尔(Manfre

15、dSchrMter)的关于斯宾格勒的论战(DerStreitumSpengIer)一书统计，批评者不下400人。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员竟成为思想界的中心人物,足见斯氏这部著作的价值与影响。林同济认为：虽然书内所罗列的事实，时有欠当之处，但其整部的结构，内容的丰富，思想的伟大新颖，实令我们感觉他是天马行空，终究要超出一切批评与批评者之上。生死关头凡四部分：政治水平线；世界大战与世界列强;白种人之革命;有色人种之革命。这本书是斯氏的政治论文，应用文化命运循环论来解释现代世界的形势。据斯氏的观察，历史演化到现时的地步，任何!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积极参加国际逐鹿场而应时显个好身手，就是俯首贴耳，供

16、人宰割。换言之，任何国家、民族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政治的主人，便要当世界政治的牺牲品。世界政治以全世界为舞台，所有人皆是舞台上的角色，根本无所谓旁观者。当日罗马帝国是由凯撒独裁，将来的世界帝国要由何人何国来当主人翁？斯氏把各国的国情逐一观察而批评，然终究不敢断定将来天下鹿死谁手。僵化的民族如印度、中国等已失去独立活动的机能，绝无运用世界政治的希望，他们终要被人统治。即使他们能够逐出旧主人，必另有强大有力的外族乘机而入，取得新主人的地位。对此种论说，林同济不敢苟同，这种武断之谈，固是斯宾格罗循环论所必至的结论，但是我们对此逆耳之言更不可不有一番自惕自奋的精神。在世界帝国的酝酿时代，西方各国已战战兢兢，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