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现在可以发展_而且也应该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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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庆】“三纲”现在可以发展，而且也应该发展回应杜维明先生栏目：演讲访谈发布时间:2015-05-1021:20:14标签:蒋庆作者简介：蒋庆，男，西历九五三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后州贵阳。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也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木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与行政学院。西历二OO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与（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学一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二OO三年版）、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三联书店二OO四年版）、生命道政治一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台北：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三历二OO四）,儒学的时代价

2、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OO九年版），儒家社会与i与蒋庆对话（范瑞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OO八年版）等，再论政治儒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O一二年版），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场一二年版。）,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二O一四年版），政治儒学默想录（:出版社二。五年版）；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吹剑编撰于西历二。原标题：西方价值、普世价值与“三纲”价值深圳大学“文明对话与当代学术发展”讨论会发言作者：蒋庆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于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之广论政治儒学（蒋庆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十九日癸未耶稣2015年5月7日文就丛丛泥壬

3、冬:照明任重人民东方出版传媒隹皂束方出版机时间：2005年4月16日下午地点：深圳大学国际会议厅主持人：景海峰对话人：杜维明、徐葆耕、费乐仁、蒋庆、罗秉祥、阮炜我回应一下杜维明先生的引言。杜先生说“儒家是个形容词，把“儒家说成是“儒家的”，是用来形容主词的，而儒家本身则不是主词。这个提法，十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时杜先生也提过，我当时就表示了不能同意。今天杜先生又重提这一提法，我觉得有必要再进行回应。这一问题对我来说也焦虑了很久，到底儒家在现代世界上的文明定位是什么？它的文化自性是什么？儒家在人类诸多文明或文化中到底是不是一种具有自己独特性质与自我身份的文明或文化？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对我们中

4、国人的文明归属与文化身份认同来说，儒家到底是一个形容词还是一个主词？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儒家在现在的世界上、在人类的文明中还存不存在的问题。如果说“儒家”是个形容词的话，那“儒家就不能体现中国文明的自性特质，不能展现中国文明的文化自我，而儒家”就不能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而存在。形容词没有独立性、主位性，或者说没有自我性、主体性，只能依附于主词而存在，成为说明主词的一个附带因素。杜先生固然可以说有儒家的基督徒”，“儒家的伊斯兰教徒”，“儒家的佛教徒，儒家的什么什么徒；现在也有人说“儒家的自由主义”、“儒家的马列主义”、“儒家的民主”、“儒家的市场经济”、“儒家的工业化”、“儒家的现代化

5、”，等等。所有这些提法，“儒家都是一个形容词。当杜先生说“儒家的”基督徒、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的时候，基督徒、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是主词，主词即意味着他们的文明归属、文化自我确认、文化身份认同以及生命信仰的终极皈依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而不在儒家。或许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生命中自然地积淀了一些儒家伦常日用的价值，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不自觉的，附属性的，他们自觉的生命信仰与文化认同不在儒家而在其他宗教，因为其他信仰与宗教对他们来说是主词。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把整个生命都归宗耶稣的基督徒，对孔子也保持着对耶稣基督一样的信仰忠诚。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他们不可能有两个生命的“主”；用杜先生的话来说，他们不可能有

6、两个文化认同的“主词”。如果他们是外国的宗教徒，他们的生命信仰与文化认同肯定在外国宗教不在儒家，他们承认儒家价值只能说明儒家价值与他们信奉的宗教价值有重合之处，或者儒家价值体现了某些普遍的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归宗了儒家，儒家成了他们的主词，他们的主词毫无疑问是在他们信奉的外国宗教。这是因为儒家并不只是一套普遍抽象的价值观念，更是一种特定历史文化中形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信奉儒家不只存在着价值的接受，更存在着文化自我的确认与文化身份的认同，而这种文化自我的确认与文化身份的认同就决定在中国儒家只能是主词，而不是形容词。另外，当我们说到“儒家的”民主、市场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候，“儒家同样是

7、一个附带的不重要的因素，起不到确认或者说贞定文明属性、文化自我与文化身份的作用，因为在这里“儒家毕竟是个形容词。因此，我认为站在儒家的立场和中国文化本位性的立场，确实不能同意杜先生“儒家是形容词”的说法。在我看来，儒家是主词，而不是形容词,中国文化一百年来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儒家从主词降到了形容词，现在应该恢复儒家主词的地位了，而不应该把儒家降到形容词的状态看作是正常状态。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因为文化认同在西方，自觉不自觉地都把儒家看作是形容词。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在武汉大学召开徐复观先生的学术讨论会，很多信奉自由主义的朋友说，他们对徐复观先生的评价很高，说徐复观先生

8、是儒家的自由主义，但是我觉得不对，应该反过来说才对，徐先生是“自由主义的儒家”，“自由主义对徐先生只是形容词，而儒家对徐先生来说则是明白不过的主词。徐先生反对蒋氏政权的极权专制，在儒家学者的类型中具有较多的自由主义色彩，但徐先生的文化自我定位、文化身份认同、生命价值归依与安身立命之道在哪里呢？绝对是在儒家而不在自由主义！徐先生的学生乐炳南先生告诉我，徐先生在弥留之际，对他的学生们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去曲阜孔庙向孔子磕个头行个礼，现在我要走了，不能去孔庙给孔子磕头行礼了，以后你们一定要代我去给孔子磕个头行个礼，完成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徐先生是自由主义吗？徐先生弥留时怎么没想到去给洛

9、克行个礼呢？这就证明儒家在徐先生的生命中是主词不是形容词，徐先生的文化自我定位、文化身份认同、生命价值归依与安身立命之道在儒家不在自由主义。我觉得儒家是形容词还是主词的问题涉及到儒家的根本立场问题，所以我不能同意杜先生关于“儒家是形容词”的提法。其实，德国神学家汉思昆早就指出，一个基督徒可以在习俗行为的层面接受异教的习俗行为而仍然可以是一个基督徒，但在终极信仰的层面接受异教的终极信仰就不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了。这即可以说明，在“儒家的XX教徒”语式中，“XX教是终极信仰，“儒家的”只是习俗行为，故儒家的XX教徒”的说法已经放弃了儒家的终极信仰，即已经放弃了儒家的主位性与规定性，如此,“儒家的”就不

10、可能是儒家的了。由此可以推想，当全世界都成为“儒家的”的时候，儒家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回应杜先生的问题。上午杜先生讲到“文明对话”的时候，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人类普世价值，我觉得这些价值的普世性要打许多折扣。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抽象地来理解，它们不是抽象的概念或理念，而是西方儿千年来具体的历史文化的产物，深深打上了西方历史文化的烙印，体现的是西方文明的自性特质，所以它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价值，而不是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用杜先生常用的术语来说，这些价值现在仍然是地方性知识”，而不是“全人类知识”；用亨廷顿的话来说，这些价值现在仍然是“西方价值”，而不是“全人类价值”。比

11、如说，当我们讲到自由、法治的时候，不只是在讲哲学上的自由法治，或者理念上的自由法治，而要讲到西方源自罗马与基督教传统的几千年的法律制度和几百年的宪政制度，这些都是西方具体的历史文化。还有讲到民主、人权的时候也是这样，它们是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等具体历史文化的产物。既然我们不能抽象地来理解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东西，那它们的普世性就要打许多折扣，它们就不能成为适用于全人类所有民族和所有国家的普世价值，当然也就不能普世性地完全适用于中国。虽然我们抽象地来理解这些价值似乎可以说它是普世的，但具体落实到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这些价值就会同特定的历史文化传

12、统发生冲突，比如具体落实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就会同儒家文化发生冲突，如个人自由与三纲五常的冲突、民主政治与王道政治的冲突、人权与三才之权的冲突、法治与德治礼治的冲突，等等，所以，这些价值很难说是普世的。我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价值是西方价值，而不是绝对适用于人类的普世价值，但我并不否定这些价值中有某些具体内容具有某种合理性，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理性、良知、儒家义理、中国文化价值以及中国文化自性的要求有选择有取舍地吸收这些西方价值中的合理成分，用这些西方价值中的合理成分来丰富我们中国文化的内涵。但是，这样做的时候，这种对西方价值的选择吸收不能反客为主，不能改变我们中国文化的文化自我与自性特质，

13、使中国文化丧失自性而西方化，就像五四时期和现在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我们也不能接受美国学者福山“历史终结”的观点，认为自由民主的原则是人类最完善的原则，人类社会政治的原则已经不会再有发展，人类所有社会政治出现的问题都是没有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而造成的问题，自由民主原则本身则没有问题。但在我看来，自由民主原则不是人类的普世原则,而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价值，自由民主原则本身就存在问题，它没有体现出人类价值的道德性，也没有体现出人类价值的普遍性，因而它不是普世价值。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对杜先生上午讲演的回应，杜先生上午讲到“文明对话”时，强调文明的多元性，强调“文明对话”要相互理解相互沟通，认为在现

14、在这个多元文明并存的世界，“文明对话”一定要承认多元文明中的多元价值。当然，从尊重其他文明的角度看，从文明间互相欣赏的角度看，“文明对话”相互理解相互沟通是必要的。但是，我所理解的人类文明以及人类文明中所体现的价值不是平面的、对等的、无区别的，而是立体的，有高低优劣之分的。由于人类文明中的价值不是平面的、对等的、无高低优劣之分的，那么在进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的目的仅仅只是表示一下人类各个文明要互相尊重互相欣赏，“文明对话”的结果是“你好我好他也好，我觉得这种对话的意义就不大，因为对来对去，还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哪怕我信的是不好的，是低的是劣的。在我看来，人类文明中体现的价值是有高

15、低优劣之分的，因而人类文明也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如果我的这个论断成立的话，那么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价值上高的优的文明就应该通过对话去转化价值上低的劣的文明，而不是平面的多元的“你好我好他也好”。举个例子，我们在电视上报纸上天天看到大国强国对他国发动的战争，几百年来产生于西方文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仍然是主宰当今国际关系的规则，谁的拳头大力量大谁就可以支配世界，“武器先进者胜”成了当今世界的铁律，美国现在走的就是这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路。但是,按照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按照儒家“天下主义”的思想，建立在西方文化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叫“霸道”，而我们儒家追求的政治理想与文化价值是“王道”，“王道”是以德服人，“霸道”以力服人，“王道”在价值上当然要高于优于“霸道”，因而体现“王道价值的“王道文明或王道文化当然要高于优于体现“霸道”价值的“霸道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