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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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汉民】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栏目：思想探索发布时间：2015-08-09 12:36:12标签:朱汉民作者简介：朱汉民，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会副会长。曾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究方向：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湖湘文化通史（岳麓书院，2015年典诠释与义理体认（新星出版社，2015年）、儒学的多维视域（东方出版社，20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今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中国书院文化简史:书局，2010年）等。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作者：朱汉民（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来源：原道25辑，陈

2、明主编，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二日甲寅耶稣2015年8月6日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当代精英却往往不能够得到社会民众的尊敬。在这一背景下，有人提出当代中国精英学习西方的贵族精神，认为当代中国精英得不到社会尊敬，关键是我们这批精英缺乏西方的贵族精神。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精英就是要像西方贵族一样，有文化道德教养和社会担当意识，有很强的克己自律的要求。其实，当代中国精英阶层特别需耍学习的，应该是体现中华文化特点的“士大夫精神”。当然，士大夫精神的内涵非

3、常丰富，值得我们当代精英阶层学习、继承的内容也非常多，比如说经史子集的丰富知识，琴棋书画的高雅情趣，接人待物彬彬有礼等等。但是，这里重点讲“士大夫精神”，因为这是支撑士大夫文化的核心价值。士大夫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体现士大夫精神的不同追求。但是，士大夫精神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前代的士大夫特质对后来都有影响。一、士大夫是什么社会阶层士大夫阶层是中国所特有的。“士大夫”这个词，其实包含两个词：士、大夫。在西周，士、大夫均是指贵族阶层。我们经常讲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制，有一个贵族阶层。其实中国古代早在夏商周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制，也形成一个贵族阶层。这个封建制不是我们后来讲的从秦到清的社会形态，“

4、封建”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即封侯建国。西周社会贵族有五部分构成，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西周贵族身份是由他们的血缘关系决定的。“士”是西周贵族社会中最低的等级，到了战国时期,士无政治特权而成为社会中的平民阶层，但他们拥有西周贵族才有的文化知识，后来泛称民间的读书人为士。而战国时期“大夫”演变为官僚体系的官职，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下来。西周封建制解体以后，管理国家的官员是怎么来的？既然不再是靠血缘，就出现了其他的途径。战国时代的诸侯形成养士的风气，到战国时候士”已经演变为平民了，但战国时候的“士”是拥有文化知识的读书人,这些读书人通过他们的知识、才能，被选入到官僚体系，就变成了所谓“士大夫”。所

5、以在春秋战国的文献典籍中，往往有两个说法，传统的说法是“大夫士”，另外一个说法是“士大夫”，反过来了，其实反过来是反映了这个社会阶层的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他的血缘关系，一讲大夫、士，就知道你的贵族身份和血缘关系，作为“大夫土”的贵族,不是靠自己奋斗，而完全是靠先天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你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这就是贵族制度。战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所谓“土大夫”，士大夫是靠有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实际能力而进入官僚体系。大家看到，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社会身份大多都是土。土的理想是希望把他们拜为卿相，这样他们就成为国家的官僚，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

6、，“土”到后来成为一个读书人的泛称，而“大夫”成为官员的泛称，“土大夫”合起来就是书生加官员，“士大夫”翻译成英文就是“学者一官僚”。除了这两重身份之外，士大夫还有一些特点，传统社会是农业经济，土大夫往往也都是占有农业经济资源的一个群体；同时，士大夫往往兼有社会教化的职责，他们在社会基层从事道德教化相，当于西方社会的僧侣。可见，士大夫作为社会阶层，要承担很多社会职能，仅仅是“官僚”或学者”，还远远没有揭示出土大夫的内涵和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可见，中国的士大夫和西方的贵族是有非常重要的区别。我不主张讲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士大夫在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理念的创造者与主导者。应

7、当说，土大夫是经历由土到大夫的后天奋斗的平民，他本身是由平民通过努力奋斗而上升为社会精英。两千多年来，所有的读书人都可以通过读书、科举考试进入到官僚队伍,就是由土到大夫的一个后天奋斗的过程，他们没有任何先天的经济、政治特权，他们只有靠知识来改变命运，所以他们往往都有一种崇文精神。西方贵族精神与中国土大夫精神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士大夫也是一个追求精神修养、道德自律性很强的社会群体。土大夫精神作为中国本有的文化传统，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中国古代丰富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其实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和追求。二、“土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春秋战国时代是土大夫形成时期，这段时期也是士大夫精神的奠定阶段。士大夫精

8、神传统来源十分丰富，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的学术流派。但是，在这些不同思想来源中，儒家奠定了士大夫精神的基础，一直居于其中的核心地位，具体就是孔子“土志于道”的精神。土大夫的志向、使命是什么？孔子讲得非常明确，“土志于道”（论语里仁）。士大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人生目标就是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为什么要把道作为土大夫精神的核心、基础？这与春秋战国时代土人的社会焦虑与文化焦虑有关系。士大夫作为一个精英阶层，他天生对这个社会有责。孔子纷乱的世界有非常强的社会焦虑，他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他认为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大夫必须站起

9、来承担社会责任，重建一种好的社会秩序。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必须要恢复西周所创立的礼乐文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礼乐文化没有了，大家都不愿意遵循礼乐文化，先圣先贤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礼乐面临危机，所以孔子同时感到一种文化焦虑。礼乐文明就是“天下有道”的世界，孔子希望土大夫重建“天下有道”的文化理想。他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作为一个土大夫，必须以“道”为原则去参与社会。他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与是，颠沛必与是。（论语里仁）他认为土大夫必须坚持一种文化理想的道，以“道”作为自己的神圣目标。孔子的一些弟

10、子都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思想，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他知道“道”实行起来非常难，所以叫任重而道远，必须坚持下去，死而后己。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土大夫总是要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孟子认为作为一个土大夫应该是一个大丈夫，有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就是一种土大夫精神。陆贾也说：“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故殊于世俗，则身孤于土众。”（新语辨惑第五）陆贾认为，作为君子、作为士大夫，就应该是直道

11、而行，尽管坚守道而有屈辱，也不回避它；如果坚持道的人可能会身孤于世众，但是仍然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这就是由儒者所创立的“士志于道”的土大夫精神。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这个“道”是包括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一套价值体系，“道”能够化解土大夫的社会焦虑和文化焦虑。士大夫必须把这套价值承担下来，因为他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对与土大夫来说，能够构成对他的信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现实君主的政治权力。土大夫不仅是追求知识的学者、追求信仰的圣徒，同时还是一个庙堂的官僚。作为朝廷的官员，他必须遵守政治秩序，必须服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那么，士大夫作为一个身兼学者与官僚为一体者，他必然面对两个权威。一个是精

12、神权威的“道统”，就是他作为一个土君子，必须坚守从孔子的社会理想、价值理想，他必须要坚持“道”的信仰。但是他作为一个官僚的土大夫，他必须面对政治权威的“治统”。土大夫作为既从事社会管理又从事文化创造的“学者一官僚”，首先必须面对精神权威的“道”与政治权威的“君”的关系。士大夫的一个最好的理想，就是道统和治统合一，一位土大夫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在士大夫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中，“道统”与“治统”必须合一。但是在历史现实中，“道统”和“治统”总是分离的。但是，历史现实中“道统”与“治统往往分离。道统如果没有治统，士大夫的理想就不会成为现实，这个

13、道是空想，只是学者观念或者书本里的东西；但是，这个治统如果没有道统的话，天下也会乱，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道统”与“治统”的分离会导致治统无序、道统孤悬的状况，对两者均是严重的伤害。一旦“道”与“君”相冲突，士大夫该如何？他应该是“道”的坚定维护者，还是“君”忠实服从者？ 士大夫的回答：“从道不从君。”这是荀子在战国时期讲的，他认为士大夫在面临道和君的冲突时，应该是是从道不从君。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士大夫，就是为了这种理想的道，而和君权发生冲突，导致种种悲剧发生。实质上，“道统”与“治统”的分离而导致治统无序的情况，就发生在东汉。作为一个重要的士大夫群体出现在历史上，应该是东

14、汉。西汉采用“独尊儒术”、察举制度，使那些读书人能够通过儒家经典的学习而选拔为朝廷官员，就开始形成一个士大夫群体，官僚队伍中的儒家士大夫比例越来越高，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样一个士大夫群体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势力。东汉王朝中后期，皇帝即位年龄较小，不得不依仗后戚掌权，导致后戚势力膨胀；而皇帝长大成人欲夺回皇权，更多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集团。从而形成历史上后戚与宦官此消彼长、轮流掌权的现象。在东汉的时候，就发生了士大夫群体和宦官势力的政治斗争。宦官以“党人”的罪名禁锢和诛杀士大夫，故而历史上称之为“党锢之祸”。当时的士大夫在和宦官的斗争中，受到宦官的严厉打击，然后被流

15、放、甚至杀头。其中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士大夫,被叫做名士。这些名士因坚持和维护圣人之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被称之为风节名士。东汉时期出现的士大夫群体和其他的政治势力对抗，很好的表现了一个“士志于道”的精神。这个精神在东汉党锢之祸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真正践行了孟子“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追求，用自己的生命来殉道。尤其在昏君支持宦官的时候，士大夫作为一批真正的有文化理想的人，反而受到打击。然而他们表现出一种对道德的坚守，敢于和黑暗政治势力抗争的精神，这就是从战国时代，由儒家奠定的“士志于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士大夫精神。二、“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到魏晋时期，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汉末动乱、曹魏代汉、司马氏代曹，原来所谓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道德体系、价值体系面临崩溃。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士大夫精神，即“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这是一个与东汉及先秦孔孟所讲的“士志于道”不太一样的另外一种士大夫精神。这种精神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他们不再追求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