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刚--钱穆的诸子学研究过时了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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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詹刚】钱穆的诸子学研究过时了吗?栏目：思想探索发布时间：2015-08-01 22:58:04标签：钱穆的诸子学研究过时了吗？作者：詹刚来源：东方早报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十六日戊申耶稣2015年7月31日编者按：昨天是史学家钱穆诞辰120周年。钱穆（1895年7月30日一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省无锡人，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钱穆研究方向广泛，擅用史学考证，他一生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中关于先秦的重要著述有国学概论与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等。随着新的简帛考古发现，钱穆的一些学术观点已被证伪，那么，他的著作是否还有学术价值？当今学者又该如何看

2、待钱穆的贡献？晚清之时，中国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也由此开启了学术大繁荣的局面。这时，两千年来一直居正统地位的儒学成了中华文化专制、落后的替罪羊，被批判被攻击，而一直被冷落的先秦诸子则被发掘出来,被宣扬被倡导，而在这种宣扬和倡导之中，则承载了知识者对新社会新文化的期待。“五四”新人胡适(18911962)于1919年2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这一著作，是用现代西方学术规范研究中国本土故有学问的开山之作。胡适的著作，引起当时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按照我们现在的分类，当时的学术思潮有三大倾向，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胡适是作为自由主义者，全盘西化论者，来研究中国传统学

3、问的代表人物。钱穆论先秦学术本文介绍的是钱穆的诸子学研究，而钱穆，正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钱氏不仅是学问家，也是思想家，是对儒学抱有特别情感的学者。具体到先秦学术，钱穆将先秦学术分为两流、五派、三期。这一认识在其1926年所著、1931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已经成型，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完善定型，此后终身不改。所谓两流，是指钱氏以贵族与平民思想的对立，这一线索来理解先秦学术演化。即儒、墨各成一大流派。“先秦学派，不出两流：其倾向于贵族化者日儒，其倾向于平民化者日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庆赏刑罚，源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源于墨。故一主礼，一非礼。一主仕进，

4、一主隐退。一尚文学，一主劳作。此当时学术界分时之所在也。”（国学概论）所谓五期，是指战国中期，诸子分五派，此五派，是钱氏根据他们对于仕的态度而分的。所谓三期说，是指诸子学说在阶段上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孔子和墨子的时期。此期仍然是关于贵族文化的争论，是贵族阶级的生活如何正当的问题。第二期是陈仲、许行、孟子和庄子时期。所讨论的是土或知识者，也即平民阶级对于贵族阶级所持的态度问题。第三期是老子、荀子和韩非的时期。是土阶级的大整合时期，出现了反游仕反文学的思想。三期分别对应“礼”、“仕”、“治”三大问题。并且，钱氏还提出，先秦各家相通，转相师承，递相授受。也就是说，各家的关系并不是壁垒森严，有对立

5、无融合的，而是，互有师承，互相转化。考证苏秦张仪案在整体观下，钱穆对诸子中的墨子、老子和庄子又有专书研究。而集大成之作则是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此书被顾颉刚誉为不朽之作，也几度受到陈寅恪的推崇。钱氏关于诸子，有许多具体论断。其中常被后来者指责的有两大论断。一个是，钱氏考证认为孙武即孙膑,孙子兵法就是孙膑兵法；另一个是，钱氏认为老子一书晚出，是战国晚期著作，晚到大致与荀子同时。人们往往引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竹简（既有孙子兵法，也有孙膑兵法）来批评钱穆考证之误；人们也爱用后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西汉楚帛书老子、郭店简战国中期老子简，以证明老子书晚出的考证是错误的。可是，事情

6、还有另一面。钱穆在系年中有一篇苏秦考。按史记记载，张仪、苏秦是同时代之人，是好友，在七国中施展合纵连横之术。苏秦死后，有弟苏代活跃于世。但钱氏苏秦考指出，一、记载在苏秦身上的事情，多数都是苏秦死后之事。二、不存在张仪与苏秦为好友之事，更不存在苏秦送张仪入秦国的可能。三、苏秦的事情，可考的只有仕燕，避罪到齐国，为反间计，被齐王所杀。四、指出苏代的事迹费解，忽前忽后。五、合纵攻秦之事皆在秦昭王、齐渭王、燕昭王、赵惠文王时，且只有五国攻秦，没有六国攻秦之事，而且这事发生时苏秦已经死了。苏氏家族可能精通纵横之学，所以，人们将其家族之事都算到苏秦一人身上了。在钱氏考证的基础上，唐兰、杨宽、徐中舒进一步探

7、索，比较一致地认为，苏秦实际上生活于张仪之后，史记记载是错误的。令人欣慰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出土物中除了帛书老子等以外，还有一件战国纵横家书，此帛书共27章，其中前14章的内容全与苏秦有关，或是苏秦的书信，或是苏秦的游说之辞。而这些是司马迁所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至此，苏秦的事迹真相大白。司马迁史记苏秦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从出土材料来看，苏秦的一生，主要是为燕昭王在齐国作间谍活动。苏秦的年辈要比张仪晚得多，张仪死在公元前310年，苏秦要晚死25年左右。史记把张仪、苏秦的顺序错为苏秦、张仪，把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45年（前288-前333）。这样一来，钱穆、唐兰

8、、杨宽、徐中舒等人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证实。钱氏虽然没有最后悟到司马迁搞错了苏秦死的时间，临门一脚，欠缺一步，但苏秦事迹中的重要疑点和可能的情况，他基本上排查到了。所以，在这一考证上，应记首功。然而，如此精彩的考证案例，却没有多少人提起钱穆的贡献。举上面这个例子，也可以大致看出，钱穆治诸子学的具体方法，那便是史学考证之法。回过头来，我们看钱穆的系年中的孙武辨、田忌邹忌孙膑考中认为孙武、孙膑是同一人的考证。其实，这一认识，并不起源于钱氏，南宋叶适，清代全祖望、姚鼐已经对孙武其人其书发生怀疑，最重要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左传没有记载孙武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不可思议；二是，孙子兵法中一些措辞不合春秋时的情况

9、。当然，出土材料已经证明，钱氏的判断是错误的。可是，钱氏及前人所提出的疑问依旧存在，并无合适的解答。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进一步说，与考证所得的结果相较，考证的方法是不是也值得重视呢？考证老子其人其书案现在，我们看一下钱穆的老子考证。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是现代学术中的大题i O而钱穆是较全面考证老子的重要学者之一。钱氏认为老子是战国末期的作品。他从社会及政治现象、文字、词汇、思想范畴以及独创的思想线索角度作了充分论述。钱氏分老子其人与其书为二，分别考察。在系年的老子杂辨里，钱氏认为老子是三个历史人物的杂糅，即老莱子（论语中的“荷藤丈人”）、周烈王时的太史僧及战国晚期楚人詹何。而老子一书的作

10、者，则不能定。其考证詹何就是庄子外物中的任公子。理由是，庄子外物中说“任公子为大钩巨锚，五十辖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而淮南子冥览训I中说詹何鹫鱼于大渊之中”，描述相似，故此二人应是一人。这一考证,虽牵强但也有妙趣。钱氏考证老子晚出的文章都收入庄老通辨一书。其精彩之处，比如，从社会和政治现象来考察老子。认为有些老子之语，不合春秋时的形势，如“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我好静而民自正”、“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左传所记“大抵皆贵族阶级自身内部相互间之动乱争夺为主。而何有乎如老子书之所谓百姓之好智多欲好动而轻死乎？此乃王官之学，流散入民间，诸子兴起，百家争鸣，乃始有此现象”（再论老子成书年代

11、）。老子又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钱氏指出：“此种景象，又岂春秋时所有乎？亦岂战国初期之所能有乎？又日：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当知此辈皆来自田间，故致于野甚芜而仓甚虚，此亦显是战国晚期游土食客之风既盛，乃始有之也。”“若其有之，则在孟尝春申信陵平原四公子之门。且武器之有剑亦始春秋末年，然尚不为当时社会土流普遍之佩带品。”“故无论就大体言,或就小节言，老子书之为晚出，乃无往而不流露其成书时代之背景。”（再论老子成书年代）由于1993年荆门郭店战国中期老子竹简出土，所以，钱氏认为老子一书乃是战国晚期著作的结论已被淘汰。但像上面所举这些富有洞见的观察，则没有因之而

12、被消除，疑问仍旧存在。钱穆的子学研究到上世纪60年代，随着年岁增长、关注点转移而结束。再加上两岸隔绝，所以，当1970年代地下材料不断发现的时候，钱氏没有发言。重读钱穆今天，我们重读钱穆的著作，如他的诸子学研究，我觉得依旧受益无穷。第一，钱穆在新时代及时运用了传统时代人们因为价值观念而忽视的竹书纪年来解决研究对象中的问题。陈寅恪曾经赞赏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优点在于，以竹书纪年订正史记的错误，有许多重大的发现。现在看来，这正是钱氏学术能够在清人基础上推进一步的原因所在。再者，钱氏读书精熟，材料运用如臂使指，这是同时及后辈学者很难达到的境界。第二，据钱穆晚年回忆，其少年时代曾经遍读严复译作，尤其是从

13、群学肄言、名学二书得益匪浅。此外，对新青年之文章也悉心拜读。这些阅读都表现在其诸子学研究之中，即能够采用社会学的视野,比较客观，重视逻辑，所以，尽管有时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其方法、论据和质疑，是有力而可信的。而此史学立场已经是融合了乾嘉考据学、西方社会学、逻辑学在内的新的史学手段了。第三，钱穆虽然学有所宗，推崇儒家，但在具体研究中并非牵强附会，实际上，他对古史的怀疑较疑古派领袖顾颉刚有过之，无不及。正因为他有魄力破坏旧的陈说，故其建构，才更牢固，更可观，读来更有滋味。而这是不是也提示我们，当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学有所宗会有所遮蔽，会教条会僵化会意识形态化，然而，与此同时，是不是也会有更深刻的开显？在历史线索中，总是存在着缺失的环节，对于这些环节，学者们绞尽脑汁，他们使用各种手段不懈探索，但是有些可以探测出来，有些则依旧在幽暗之中。按照波普尔(karlpopper)的学说，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那些可以被证伪的学说才是具有科学性的。钱氏诸子学中的具体论断被证伪了，恰恰表明，其研究是具有科学性的，而不是相反。钱氏在诸子学的考证中,总的来说，贯穿了客观的、逻辑的方法，有理有据。钱穆过时了，钱穆又不过时。我们时代的优秀学者也无非是在做钱穆应做之事，并且，要努力回答钱穆及其同时代学者所提出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