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态势研究与困境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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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态势研究与困境分析前S拜登政府上台将满一年，其中国政策已基本清晰。尽管中国领导人多次语重心长地做美国的工作，强调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是事关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与繁荣历史走向的“必答题”，但拜登政府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利益出发，基于美国国内严峻的政治和社会对立与分裂、严峻的新冠疫情和高通货膨胀率等“内卷化”事实，试图将对华全面、深度对抗和打压政策作为执政亮点，更想要通过对华强硬的“脱钩”政策，重新恢复美国全球高技术制造业生产链和供应链上的中心地位。美国这么做，就是要实质性削弱中国制造业升级和高技术善基础设施、增加社会开支和呼吁“重建更美好世界(B3

2、W)等计戈U,为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开路。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具备了国内和国际协同共进、反华和遏华四面出击的基本特点。这正是拜登声言要与中国进行“极限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的含义所在。对此，我们需要有准确、深入和客观的分析与判断。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应对美国的多头出击、多元打压，中国必须思考和制定长远和战略性应对策略。一、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人权、安全、经济与科技“四管齐下”冷战结束以来，即便在对华接触时代，美国历届政府的中国政策无一例外都将经济合作与“盯防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重。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重新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欢迎中国“入世”、扩大美

3、中经贸往来和接受中国对美投资，中国也一直是美国出口控制清单上受到管控的第二严厉等级的国家。禁止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和装备、中的国家安全威胁以及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的追求一一始终是推动美国政策制定者们以整合经济与安全政策的方式对冷战后保持美国主导的单极结构的基本反应。经济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被忽视过。今天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经济和高科技打压，是针对中国经济正当的商业竞争力，无限度地扩大对经济和科技的“国家安全化”而采取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做法。作为二战后就成为守成霸权国家的美国，经济安全历来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支柱性内容。爱德华厄尔指出，经济与安全的关系“自民族国家的崛起、欧洲文明的扩张、工

4、业革命的爆发以及军事技术的稳步提升以来，就是治国之术中最关键和吸引人的问题”。冷战的终结，消弭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界线，全球化加速推进，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安全逐渐脱离军事安全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并越发受到美国决策者们的重视，这在美国历任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有着直观的反映。里根政府提出，美国“对国外供应来源的依赖在许多关键领域有所增加，潜在的供应链脆弱性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克林顿政府将经济与国家安全的联系置于更高的位置，认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的利益越来越无法分割：国内的繁荣依赖于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而在国外，美国的外交实力、维持一个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的能力、价值观的吸引力，

5、都依赖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奥巴马政府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依然强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认为“美国经济不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源，也是我们军事实力和外交影响力的关键指标，强大的经济结合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显著地位，将有力提升国家安全”。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从共和党右翼的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美国例外主义的价值体系出发，追求“美国优先”的内外政策，对美国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特朗普政府强调：“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权术也成为国家外交手段的重要一环。”拜登执政后，强调美国要重回“世界领袖地位”，试图改变特朗普政府给世界带来的美国外交

6、出现单边主义和新孤立主义的消极印象。但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所强调的美国国家安全面对中国崛起，需要全面重回“国家中心主义”的争斗模式，拜登上任伊始就清晰地表明，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应当打破传统上国内外政策以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之间的界线来应对当前新形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既是华盛顿对自身内外形势变化的认知，也是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重心，更决定了美国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再定位一一从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演变成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面对崛起势头强劲的中国，美国对中国出现了历史性的“再定义”一一一个开始强大的中国就是“有意”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并和美国争夺国际事务主导权的

7、“异质”国家。从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国内就开始质疑并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特朗普上台后,正式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关切。”拜登政府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是唯一能够综合运用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当前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造成持续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应对中国挑战”成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涵盖左、中、右的基本共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四管其下”，正是美国意识到了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今天从东亚到欧洲对中国巨大的贸易依赖的事实，企图重新从美国国家安全利

8、益优先的战略出发，限制和缩小美国、欧洲和东亚盟国对中国的商业依赖，试图在对华战略对抗中降低经济代价、抑制中国工业和高科技崛起的势头。为此，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 一方面以意识形态划线和组织地缘政治的“团团伙伙”，另一方面则同时从地缘经济与地缘科技分裂和制造对立入手，从人权、安全、经贸、科技这“四大领域”同时打压中国，为美国持续性地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谋篇布局。高科技竞争的跨空间性改变了大国竞争的传统地缘模式，抢占战略要地的重要性大幅下降，军事占领原材料产地的行动日益变得得不偿失；高科技提升了远程兵力投放能力和远程军事打击能力，使地域争夺变得不再必要。冷战期间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地理争夺模式

9、在当代失去了意义。与冷战期间美苏竞争不同的是，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需要置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加以考量。克劳斯施瓦布指出，所有新技术如人工智能（AI）、机器人、物联网、自动驾驶、3D打印、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储能器、量子计算等共同推动了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成为新时代大国竞争的关键因素。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多维一体的全面竞争。高科技作为链接安全与经济两个领域的关键环节，正成为中美之间大国竞争的主要场域，争夺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当前中美竞争的重心。首先，高科技和尖端制造业已经成为大国战略能力建设的核心驱动力。肯尼思沃尔兹指出，美苏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就是

10、“最大规模的利用处于科技前沿的军事技术以拉开和对手的差距，而这些现代化的武器体系提升了其他国家跻身超级大国俱乐部的门槛，无法接近美苏的技术研发水平,中等强国也将持续处于落后状态”。以推动军事技术的迭代更新赢得军事实力上的优势地位，是冷战期间美苏竞争的内在驱动力。随着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日渐式微，其在科技领域对美国不再具有挑战能力，而有能力在科技领域挑战美国的日本又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不构成安全上的威胁。进入90年代，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和苏东剧变，客观上促进了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也带来了新兴技术的全球扩散：借助二战后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新兴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中逐步扩散至世界

11、各国，这也深刻地改变了大国战略竞争的内在驱动力。与美苏争霸不同之处在于，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更多的是侧重于利用高科技来发展本国经济赢得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力上的优势地位，以争夺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同时，高科技也在不断推动军事装备的升级进而影响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长足进步不仅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也借助科技的进步实现了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升级，具备了在亚太地区威胁美国霸权的能力。高科技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双重角色，使其成为当今大国战略力量的核心和内在驱动力。其次，拜登政府的政策和战略精英很清楚，不在高科技和产业链上逐步的“去中国化”，美国将不得不始终承担对华战略对抗的高

12、昂成本。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除了台海、南海和东海“三海联动”紧张局势和美国加强对华军事施压之外，集中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开放与合作还是闭锁与脱钩之争。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集中表现为美国单方面依仗自己的优势地位对华实施贸易霸凌主义的贸易战、制裁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无视世界贸易组织规约和相关的国际规范限制，力图实现经济与科技上的对华全面压制。但特朗普政府在采取对华强硬政策的同时，却疏远盟友、从国际组织中“退群”，因而也被批评为其对华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而非战略。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将美中关系定位为“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重在拉拢组织其盟友和伙伴国家建立“抗中联盟”。拜登政

13、府不仅肆意对中国进行人权攻击，更把中国的经贸开放政策定义为“具有侵略性、强制性的滥用经济权术行为”，是对“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破坏。与此同时，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又要中国在气候变化、核军控等问题上加强与美合作。拜登的与中国“战略竞争”政策，强调国内加大基础设施改善、扩大社会性支出和重建美国高科技产业经济等“重建更美好世界”国内经济再增长计划，辅之以联合盟友与伙伴、更新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挽回特朗普损害后的美国国际声誉等做法，试图全面巩固和扩大美国的对华战略优势。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拜登政府在政治上，以意识形态为抓手，在国内凝聚共识力促形成“府会协同”的政策体系，在国外打造“民主国家同盟”共

14、同对抗“异质”的中国;在经济上，通过加大对国内基建及关键行业的投资来提升国内经济竞争力，以“小院高墙”的方式加大对核心科技的保护，拉开与中国的技术差距，以维持对中国的长期竞争优势；在军事上，巩固并扩张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体系，充分利用美日、美韩双边同盟，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激活“五眼联盟”的情报分享功能，以打造围堵中国的包围在经济与安全交融领域，理顺行政部门制裁的法理依据、协同国会立法，以切断中国军民融合发展路径为手段阻遏中国的军事科技进步和军队现代化升级。这一系列的布局中，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成为拜登政府中国政策的重心。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利用人权、安全借口，在对未来全球产业发

15、展具有核心意义的5G、芯片、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品等方面继续实施对华“脱钩”战略，以保障拜登上台后力推的产业政策、绿色经济政策在美国重新崛起,并保障其在全球制造业布局中的优势地位。为此，拜登力图通过国会构建制度化的对华竞争政策体系，同时联合盟友共同遏制中国，以“极限竞争”的思维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第一，打造“府会协同”的强硬反华立法体系,在美国对华人权抹黑等基调下不断推出限制甚至禁止美中正常商业、投资、科技与教育交流的相关项目，并通过各种立法措施在美国的政府与社会体制内大力压缩两国已经形成的交流和联系。当前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均是多数党，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是拜登政府的执政计划不断获得立法批准和支持的窗口期。拜登政府努力以跨党派议案的形式团结国会两院多数议员，以构建对华高科技打压、限制两国正常交往和实现对华关系中过度“国家安全化”的制度体系。美国参议院于2021年6月8日以68票对32票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