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服·儒行·儒辨.docx

《儒服·儒行·儒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儒服·儒行·儒辨.docx（6页珍藏版）》请在第一文库网上搜索。

1、儒服儒行儒辨文/陈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现任孟子研究院特聘儒学大家、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以儒作为孔子所建立的学派之名，在论语里尚无其例。而在孔子死后不久，到了墨子的时代，“儒或”儒者已经成为墨子及其学派用以指称孔子学派的定名了。与墨者同时的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也以“儒而自命，并往往通过追述“孔子日”对“儒”加以定义和说明在这一方面，礼记的儒行篇可谓是最明显的例证。近代以来，因为孔子不曾对“儒”字加以解释和说明，已有的甲骨、金文资料中也没有儒字，于是引起诸多大家学者纷纷“原儒”，企图找出春秋以

2、前儒字的本义，从而说明春秋末期“儒”的特质和儒家思想的根源，以呼应20世纪前期对儒学的批评和关注。其实，不管“儒”在字源上的原始意义如何，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战国儒学在运用“儒”字上所表达的自我理解，以及战国时代其他学派对“儒”的思想刻画从他者的一面所反映的“儒”的意象描述，都突出显现了对何为儒之人格、何为儒家的学说宗旨在当时通行的理解，值得作一番清理。儒服衣服冠带在古礼中有其制度，随着春秋后期的礼崩乐坏，各种礼制都遭到破坏。儒家以继承和恢复周代礼乐制度与文化秩序为己任，所以在儒家传承的礼书中也往往涉及冠服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丧礼的冠服问题。但孔子的确也从以礼治国的角度谈到恢复古礼及其冠制：颜渊

3、问为邦。子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这里的服周之冕即涉及冠制，但孔子在这里并不是作为儒服来提出的，而是作为恢复三代文明礼制的一部分提出来的。这是儒家复礼的理想的一部分，所以后来荀子也提到冠制：“天子山冕，诸侯玄冠，大夫裨冕，土韦弁，礼也。”（荀子大略）就涉及从天子到土的衣冠礼制。据文献的记载，到了墨子时代，便明确有所谓“儒服”的问题出现了。所谓儒服，就是儒者所穿着的衣冠服带。不过，从论语看，在孔子的时代，并无所谓儒服。“儒服”的说法，首见于礼记的儒行篇，而即使在此篇，也证明孔子的时代还没有儒服的定制：鲁哀公问于孔子日：“夫子之

4、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日：“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礼记儒行）这是最著名的孔子论儒服的言论。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的确是孔子的思想，可以说，虽然孔子自己对于所看衣冠有一定的讲究，但并未制定一种儒服，要他的弟子们都如此穿戴。郑玄注：“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单衣也。”孔子穿着的逢掖之衣是鲁国的衣服，是一种袖子很宽大的衣服；孔子的家族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即,这种服装合乎他的身份。章甫本是殷人的冠戴，宋国贵族常戴章甫之冠，孔子既长于宋，故孔子也习惯戴章甫。所谓其服也乡，是指孔子的服装多是顺随环境风俗，而不是刻意定制。论语公西华之言日：“宗庙

5、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郑注：“衣玄端，冠章甫。”可见，到孔子时代，章甫已成为一种礼冠。要之，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在孔子是作为他所认同的一种“土”的服装，符合自己的地位和习惯，以与俗人相区别。土须穿着与俗人不同的衣冠，这是礼，故孔子对衣冠的注意也表示孔子的尊礼。论语中没有关于儒服的讨论，在孔子死后，据墨子说，“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故孔门弟子慢慢以孔子的衣冠作为儒士（墨子已用儒士之称）的标志，由是产生了所谓儒服的问题。上引儒行篇的思想是符合孔子思想的，但“儒服”之说不一定是袁公与孔子真实的问话，可能是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时代儒服论流行时所添加。无论如何，这种说法符合孔子的立场，代表了

6、早期儒家的思想。上面这一条材料出自礼记儒行，类似的在荀子中也有一条：鲁哀公问于孔子日：“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何如取之邪？”孔子对日：“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I”哀公日：“然则夫章甫屣，绅而措笏者，此贤乎？”孔子对日：“不必然。夫端衣玄裳，貌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屣，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袁公日：“善I”（荀子哀公）这本来是讨论如何取土,孔子主张要内观其志，外观其服，要取“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这样的士,这是孔子所肯定的土。“服古之服”应当是儒服

7、之说所自出的根源。服古之服是作为志古之道的一种体现，也是复古之礼的一部分。但是孔子并不认为遵行“章甫屣，绅而措笏”冠服的人就必然是贤士。哀公之问，应当就包含了所谓儒服的问题，是缚鞋带的鞋梁，绅是腰带，可插笏于上，笏是大夫朝见君主的手板。此条当源于战国儒者所增录，“章甫履，绅带而措笏”的冠服即是战国时人们所理解的所谓儒服，但在这里，孔子并没有坚持儒服者必然是贤士。这和儒行的思想是一致的。荀子中还有另一条是：鲁哀公问于孔子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号然也?资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楠衣献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闻之：好肆不守折，长者不为市。窃

8、其有益与其无益，君其知之矣。”（荀子哀公）据杨注：绅是大带，委指委貌，即周代的一种冠。这也是说，孔子认为，绅、委、章甫的服饰是礼制的规定，但并不能直接有益于仁，仁的德行要通过修身才能达到，而不能把注意力放在衣冠上面。所以，后来“鲁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对，（荀子哀公）在墨子中儒服问题就明确了，与墨子同时的儒士中就有明白声称服古和儒服的人，如公孟子：公孟子戴章甫，措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J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祥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

9、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闻之曰宿善者不祥）请舍忽，易章甫，复见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请因以相见也。若必将舍忽、易章甫，而后相见，然则行果在服也（墨子公孟）这清楚地表明，公孟子一派的儒者“戴章甫，措忽，儒服”，这正合于荀子哀公篇所说的“章甫屣，绅而措笏”的冠服。从儒行篇可见，孔子本来是主张儒者的特性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冠服，即所谓“行不在服”，故其服也乡，在这一点上，墨子和孔子是一致的。公孟子一派是孔门后学中偏重儒服的，虽然他在墨子的教训下也承认了儒行不在冠

10、服（儒行问题亦从此出），但终究将冠服的问题看得很重要。墨子书中又载：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日：“古者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杼、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所循皆小人道也?”（墨子非儒下）服古即穿着古代冠服，服古而后仁，即上面所说的“服而后行”，这里与墨家争论的“儒者”不仅狭义地重视冠服，而且可以说重“礼”胜过于“仁据荀子非十二子所说“弟佗其冠，神襦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

11、，重视儒服的这一派可能主要是子张氏之儒，公孟子可能是子张的后学。又据荀子儒效篇“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则古服派似乎也应当包括子思学派，因为子思氏之儒也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逢衣即逢掖之衣，浅带当即绅带。前述哀公所说的“章甫，屐，绅带，而措笏”，关于屐，可见于庄子之书：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屣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

12、是袁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庄子田子方）“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这与墨子的思想基本一致。庄子当时所说的儒服，主要是“冠圜冠；履句屣；缓佩玦”。据庄子注疏，句，方也，圆冠象天，方履法地，“缓佩玦，言所佩者玦，而系之带间，宽绰有余也”，但庄子所说的冠是否章甫，无由得知。从“哀公曰”的说法来看，儒服已经是鲁国流行的冠服了，这大概是战国的情况。庄子载盗跖责孔子：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

13、带，矫言伪行。（庄子盗跖）这虽然是寓言，但“缝衣浅带”则显然是指儒服，即荀子儒效篇的“逢衣浅带”。荀子也认为士君子应当有士君子之容，他所说的士君子之容，就包括“其冠进，其衣逢”。进即峻，高也；逢，大也。而盗跖的说法也证明，战国的儒者的儒服是来源于孔子的“逢衣浅带”。其实，战国时期公侯和诸子之中有不少人注意在衣冠上作文章，除齐桓公“高冠博带”之外，如“昔者晋文公好苴服，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弹羊之裘，练帛之冠，且苴之屐”（墨子兼爱），庄子中“皮弁鹤冠、措笏绅修以约其外（庄子天地），最有名者为“宋钳、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庄子天下），这样的例子很多。总结上述，我们可以说

14、，战国时代一些孔门儒者很重视儒服，既反映他们的文化理想，也反映了他们通过冠服表达的学派认同，儒服的主要特点是：衣逢掖之衣、戴章甫之冠、履句履、绅带、措笏。但孔门传承的孔子宗旨，并不把儒服看做是儒的先务，始终主张德行的优先性，这一点也是明确的。战国时代，儒服之说，渐渐流行，所以典籍中常见此说，如吴子“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日：寡人不好军旅之事。”（吴子第一）又如庄子：太子日：“然。吾王所见，唯剑土也。”庄子日：“诺。周善为剑。”太子日：“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说剑）吴起、庄子都不是严格的儒，何以儒服见

15、王侯，不得而知。也许这里所说的儒服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土”的服装，而不是上面所说的儒者的古服。孔子死后，他的门人很注重外在形式对孔门的象征性凝聚作用，如认为有子长得像孔子，便试图以有子为领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冠服亦然，据晏子春秋：景公为巨冠长衣以听朝，疾视矜立，日晏不罢。晏子进日：“圣人之服，中傥而不S1可以导众，其动作，傥顺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争学其容。今君之服驰华，不可以导众民，疾视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脱服就燕。”（晏子春秋卷二第十六）可见法圣人之服，是当时的一种流行风气，以孔子冠服为模本的儒服，于是乎也流行起来。儒行对于“儒”者来说，既然行与服不同，行不在服，那么儒之“行”为何?这就从“儒服”的问题转到“儒行”的问题上来了。礼记儒行篇列举了十六种“儒行”，其论述的特点是，论述每一种儒行，都以“儒有”引导陈述，而以“其XX有如此者”作结，以点出这一种儒行的特质。这是以“儒”为题的德行论体系，在先秦思想史上有独特的意义。由于其文甚长，故我们将之分为十六节，以清眉目，亦便于讨论（小节号为引者所加）。儒行篇记载了鲁哀公和孔子的问答，这个问答是围绕着“儒行”的问题展开的：哀公日：“敢问儒行。”孔子对日：“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J哀公命席。孔子侍日：1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