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条约关系的早期叙事——以王宠惠为中心的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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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美条约关系的早期叙事一以王凝为中心的考察一、引言作为“重要且过于十万雄师”的“国际知名之法学家，（1）此系孙中山先生对王宠惠之评语，郑彦豪：法学硕儒王亮老，教朱传誉编：王宠惠传记资料，（台湾地区）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王宠惠及其思想长期受到众多中国近代法律史学者的关注。（2）参见刘宝东：法学家王宠惠：生平著述思想，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7-137页；张生：王宠惠与中国法律近代化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3-138页；刘猛：法学家王宠惠的思想与学术，载政法论坛2019年第3期，第153-163页。然而，王宠惠的国际法思想，特别是其对于中

2、外条约关系的认识，却一直鲜有人注意。这方面研究的阙如主要源于相关材料的匮乏。虽然长期耕耘于国际法与外交领域，但王宠惠本人并未就此留下太多的个人著述。（3）在王宠患法学文集中，国际法”部分的文章仅有五篇，而“宪法”部分的文章则有十七篇之多。至于“外交”部分的文章，则主要来自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期（1937-1941）的官方表杰，鲜有其个人观点。参见张仁善编：王宠惠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也正因此，此前国内学界所未充分注意的王宠惠1903年耶鲁大学硕士论文中国与美国：两国间商贸与政治关系发展史便显得弥足珍贵。（4）WangChung-hui1ChinaandtheUnitedState

3、s:BeingaHistoryoftheDeve1opmentoftheCommercia1andPo1itica1Re1ationsbetweentheTwoCountries,1903,Unpub1ished11M.Thesis,Ya1e1awSchoo1.就第者所见，此前唯一论及此文的研究，参见IJChen,Ear1yGraduate1ega1StudiesinAmericaand1ega1Transp1antation:TheCaseofChinasFirstInternationa1andComparative1ega1Scho1ar,68Journa1of1ega1Educatio

4、n716（2019）.该文详尽还原了王宠惠早年在美的求学经历，为本文写作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参考。但其主要关切是以王宠惠的个案还原美国早年研究生法律教育之细节”，与本文旨趣殊异。这篇论文不仅是目前所见存世最早的、由中国学者所撰写的中美条约关系叙事。（5）20世纪初中美关系史研究状况芽述，参见胡锦山：20世纪中国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栽梁茂信主编：探究美国纪念丁则民先生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350页。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种叙事的分析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王宠惠及其所代表的早期留美精英对于条约所支撑的国际秩序的认识。（6）以条约为中心的国际法与国际秩序间的深刻关联，参见车丕照：国

5、际秩序的国际法支撑，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1期，第5-20页。所谓1条约关系”，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以条约这一法律形式所表现出的一种国际关系。（7）参见李育民：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载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第83页。正如王铁崖先生所言，条约既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8）参见饶戈平：王铁崖和中国旧约章编纂，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9页。从1844年望厦条约直到1922年九国公约，早期中美关系始终以条约为中心而展开。而对于上逑条约关系的不同叙事，则映射出叙事者不同的国际秩序观。自19世纪中叶中美两国正式定立

6、条约关系以来，美国方面对于中美条约关系的主流叙事便受到其国际秩序观的强烈影响，并在20世纪初妓终形成一种所谓的中美特殊关系论”思想。这一思想以“自由贸易与“天赋使命为核心，一方面强调中国（特别是中国市场）对于美国实现其“天赋使命”的特殊意义；另1方面强调美国因其“基督国”身份而在条约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对华特殊友善”。（9）参见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一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林勇军译，张自谋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如果说19世纪欧洲国际法叙事背后渗透着帝国主义的“文明等级论”想象的话，（10）有关的代表性论逑，参见AntonyAnghie1Imperia1ism,Sovere

7、igntyandtheMakingofInternationa11aw,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GerritW.Gong,TheStandardofCivi1izationinInternationa1Society,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那么上述中美条约关系叙事则有意突出美国国际秩序观中的非帝国主义面向与使命思想。而这种叙事所指向的“自由国际主义（1ibera1internationa1ism）秩序，也最终取代旧有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以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形式主导着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亚国际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说，近代中国与国际法

8、的历史便正是一部从被动进入帝国主义国际秩序到主动接受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历史。而在这被动“与“主动之间，以王宠惠为代表的留美精英群体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这一身处东西1接触地带”之群体对于中美条约关系的认识，作为其“世界观(也即国际秩序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晌着中国进入国际法体系的姿态。(11)章永乐指出，在为自己的国家作理性决策的时候，政治精英更需要不断修补和更新脑海中的世界图景，尤其是对国际体系的理解，这构成政治精英的一种“世界观: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页。本文第二部分以耶鲁大学卫斐列之著述为样本，展现美国国际秩序观对于早期中美条约关

9、系叙事的塑造；第三部分以王宠惠耶鲁硕士论文为中心，分析王宠惠对此中美条约关系叙事的吸收与发展；第四部分则从1904年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宣言与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入手，梳理上述观念在王宠惠后接中美外交实践中的体现；最后的结语部分将简要阐述华盛顿会议后中美条约关系叙事与近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迁。二、耶鲁的课业：美国国际秩序观下的中美条约关系叙事自建国伊始，美国便秉持一套独一无二的国际秩序观念，而中国想象则又在此观念中发挥着相当特殊的作用。受清教传统之影响，美国建国者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美国也将注定成为一座为全世界所瞩目的“山羲之城工反映在国际秩序观方面，美国憎恶英、西等国的殖民帝国扩张模

10、式，认为自己肩负着“天赋使命耒坡终建构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的新国际秩序。而与这种使命感相对应的，则是一种对于遥远而又庞大的“中国市场的自由贸易迷思”(romanceOffreetrade)i(12)Kenda11AJohnson,TheNewMidd1eKingdom:ChinaandtheEar1yAmericanRomanceofFreeTrad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2017.要而言之，革命时期的许多美国精英相信，摆脱英国殖民当局的限制后，中美自由贸易的巨大潜力正昭示着美国实现其“天赋使命”的可能性。而上述这种对于美国与中国间“特殊关系”的认知，即构成此后

11、所谓中美特殊关系论思想之雏形。受美国自身国力所限，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国际秩序观主要体现为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而非对于国际秩序的积极改造。作为一种“否定式的话语形式J门罗主义”在延续革命时期对欧洲殖民帝国之批判的同时，也让美国得以借抵抗入侵力量的名义来扩张本国的国家利益。(13)参见章永乐：此里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78页。而在同时期的中美条约关系方面，美国也依循类似的逻辑，在话语层面宣扬美国区别于列强的对华特殊“友善，但在实践层面却追随英国所开创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以获取经济回报。(14)用费正清的话说，美国“没有能够把道德

12、理想转化为积极的对华政策二它一面仍旧抨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9页。对于美国国际秩序观念与实践之间的这种矛盾，茶辛格曾精辟地总结道：“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J(15)(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鼠胡利平、林华、甘爱菊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5页。而这种矛盾性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则体现得更为明显。随着1898年美西战争的胜利，美国占领尊律宾、波多黎各与关岛，在海外扩张模式上与其所曾反对的旧大陆

13、殖民帝国愈发相近。而这一战争所造成的另一后果，则是让东亚(特别是中国)再次成为美国国际秩序观的焦点。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经济萧条也进一步放大了远东市场的吸引力。地缘政治上的种种变化，向美国知识精英提出了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美国在东亚所欲打造的国际秩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欧洲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16)参见A.G.Hopkins,AmericanEmpire:AG1oba1Histor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8,pp.337-382.又与美国所担负的大贼使命有何关联？而相关学者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所提出的叙事，即构成王宠惠理解中美条约关系的一个基本时代语境。

14、1901年，就在美国最高法院针对美国新领土之宪法地位作出“海岛案”(InSUIarCaSeS)系列判决后不久，王宠惠自日赴美，先在加州大学就读，后转学至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硕士(11.M.)学位。依照耶鲁大学法学院要求，在总共六大类、四十三门主课中，每位研究生均需选择一门主课，以及经学院批准的若干门辅课。在这一学年中，每门主课至少应每周上两个小时，(17)Ya1eUniversity1awDepartmentCata1ogue19021903,Ya1eUniversity1ibrary,p.18.而在第六类“国际法与外交”名下的五门课中，恰有时任耶鲁大学汉学副教授卫斐列(FrederiCkW

15、e1ISWi1IiamS)所开设的“与亚洲国家之外交往来”课程。(18)同上注，第11页。其他四门分别为国际法-条约史：1763-1815m*美国外交史.与“美国外交中的事件这门课的内容是“有关东亚、欧洲与美洲国家十九世纪下半叶关系的专门研究，显然是在回应此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国际秩序建构问题，也与王宠惠的硕士论文选题密切相关。(19)Ya1eUniversityGraduateSchoo1Cata1ogue18981903,Ya1eUniversityUbrary,p.53.据此推断，王宠惠在耶鲁硕士期间的主课很有可能正是此课，并在卫斐列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写作；退一步讲，即使王宠惠在硕

16、士期间并未以此为主课，从下文的分析来看，其求学期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卫氏的观念影响。而卫斐列对于中美条约关系的认识则主要承袭自其父、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SamUe1We1ISWi1Iiams)。在其早年代表作中国总论中，卫三畏即对此问题有所涉足。(20)参见美卫三畏：中国总论，陈俱译，陈绛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1877年，返美担任耶鲁大学首位汉学讲席教授的卫氏又印制了小册子我国与中华帝国之关系,从传教士的视角对于中美关系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概述。(21)Samue1We11sWi11iams,OurRe1ationswiththeChineseEmPire,SanFrancisco,1877.1884年，卫三畏去世，卫斐列接替其父在耶鲁大学的教席，继续开设中美关系史课程。1910年，卫斐列将其多年以来的授课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