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放弃科举考试成因说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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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渔放弃科举考试成因说辨钟明奇以小说戏剧创作著名的明清之际通俗文学家李渔，曾经是科举考试的热衷参加者，也曾取得过不俗的成绩，如他在崇祯八年（1635）25岁时到婺州即今金华应童子试，主试官许既十分欣赏，独以五经见拔，并将他的试卷印成专帙，每至一地，广为宣传。他在四十年后回忆此事时犹激动不已，其春及堂诗之跋云：“侯官夫子（按：即许既，为福建侯官人）为先朝名宦，向主两浙文衡，予出赴童子试，人有专经，且间有止作书艺而不及经题者，予独以五经见拔。吾夫子奖誉过情，取试卷灾梨，另有一帙，每按一部，辄以示人日：吾于婺州得一五经童子，诅非仅事！予之得播虚名，由昔徂今，为王公大人所拂拭者，人谓自嘲风啸月之曲艺始

2、，不知实自采芹入泮之初，受知于登高一人之说项始。”他晚年在给许既的次子许于王的信与许于王直指中又说：“某受先夫子特拔之知，四十年来报恩无地。”李渔对许既的感恩是另一回事，但特别是从春及堂诗之跋的叙述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他颇以年少时应童子试获得非同寻常的成功为荣。黄强先生在八股文与李渔的戏剧理论一兼论八股文与明清戏曲一文中说：“（李渔）明明以曲艺成名，却去强调从科举八股出生。其言可悲，其情可悯。”（见黄强：李渔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下引黄强文皆见此书）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参加科举考试的确是李渔人生旅途上刻骨铭心的一件大事。据龙门李氏宗谱记载，崇祯十年（1637）,李渔由“宗师刘麟长

3、考取入府庠。但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方32岁的李渔参加了一次乡试之后，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科举考试。照理说，32岁正值人生的壮年，李渔也有相当的水平，而清初仍然不乏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可他从此却再也没有兴趣在这条路上踏上一步。对曾经的读书人李渔来说，放弃科举考试显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这是因为，在李渔时代，参加科举考试，是读书人的“正道，其耐歌词自序（按：作于1678年，李渔68岁）对其中青年时代的士林风气有很好的概括：“三十年以前，读书力学之士，皆弹心制举业，作诗赋古文者，每州郡不过一二家，多则数人而止矣；余尽埋头八股，为干禄计。是当日之世界，帖括时文之世界也可见当时读书人对科举考试的

4、热衷。而不参加科举考试，就意味着从此与仕途无缘。如果家境本不富裕，对读书人来说，就是在个人基本的生活方面也可能会发生困难。这诚如孙楷第先生在李笠翁与十二楼一文中所说：“因为在那个时候，科举是土人唯一的出路。科举了才有官，作了大官才可免于穷。”李渔后来落魄、受穷，以至于不得已为生存而到处浪游,皆是因为没有官做而太贫困的缘故，这诚如他在和诸友称觞悉次来韵一诗中为打秋风而自我安慰的那样：“人能恕我为无官。”由此可知，放弃在当时社会中对读书人来说有巨大诱惑力的科举考试，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而李渔却在真的放弃了。这是为什么呢？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有孙楷第先生、黄强先生与张晓军先生三家。孙楷

5、第先生在李笠翁与十二楼一文中说：“笠翁为什么不应举呢？大概他的脾气不耐心作举业，或者是因为浪迹江湖举业荒废了的缘故罢。”此说将李渔之放弃科举考试归因于他的个性李渔之喜欢浪迹江湖当然也与他的个性相关。黄强先生在李渔生平三考一文中，论述李渔入清后之所以不应举的主要原因有：（一）李渔当时的年龄，将近强仕之年；（二）李渔功名富贵的天命观；（三）李渔为文好标新立异，不符合八股文的规范。张晓军先生在已其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李渔创作论稿艺术的商业化与商业化的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之引论中，则将李渔之所以放弃科举考试，而走上卖赋糊口乃至组织家班出游的生活道路，归因于战乱、李渔的民族情绪、强仕之年及李渔

6、自身的禀性与才情。如此等等。在笔者看来，上述有关说法，有的颇有见地，但论述过于简略，还可以深入展开，有的则值得商讨。严格地说，李渔之放弃科举考试，与战乱、李渔的民族情绪、强仕之年没有太大的关系，与他功名富贵的天命观也不完全有关。当然，笔者已经注意到，张晓军先生只是把战乱、李渔的民族情绪、强仕之年看成是李渔放弃科举考试的“助因”,但在不少读者乃至研究者那里,事实上仍然把它们看作是李渔放弃科举考试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对之作重新的思考与研讨。从表面看，战乱是促使李渔放弃科举考试的一大原因。这是非常流行的看法。如李渔全集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即说：“崇祯末年，浙东政局不稳，先是东阳兵变，随

7、后军南下，明朝溃兵骚乱，到处一片兵荒马乱。从此李渔便绝意仕进，再没心思去应考了。”张晓军先生认为“这从他（按：指李渔）的五律应试中途闻警归、闻过楼入话中所云被李自成，先声所摄，以及在闲情偶寄卷六，颐养部夏季行乐之法，中所言：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等等，都可以得到印证。”按李渔应试中途闻警归云：“正尔思家切，归期天作成。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帆破风无力，船空浪有声。中流徒击辑，何计可澄清？”崇祯十五年（1642）,李渔应乡试，途中闻警，遂折回，乃作此诗。问题是入清后，天下已经太平，李渔也没有出来应试。因此，认为战乱导致李渔放弃科举考试，乃

8、是就李渔一时论，而没有就李渔一生论。如蒲松龄与李渔同时代而稍晚，如李渔一样，考秀才甚为顺利；考举人蒲松龄却屡考屡败，直到71岁才援例成为贡生。李渔因此完全可以如蒲松龄那样，在清朝参加科举考试，可他放弃To至于李渔“闻过楼入话中所云被李自成，先声所摄，以及在闲情偶寄卷六，颐养部夏季行乐之法，中所言”，所说的不过是他因不得不避战乱，反享受了山居与清闲之乐，并表达对这种生活的由衷向往，而不是说李渔因为战乱，而因此决定终生放弃科举考试。也就是说，李渔其实早就有了试图放弃参加科举考试的想法，战乱只是李渔促成从此放弃科举考试的一个契机。这正如他在笠翁别集卷二论扬雄、陶潜出处中，论述陶渊明之“解绶归田一事，

9、说者皆云有激而然，予独曰出其素志，五斗折腰之说，不过一时寄托之言耳”一般。孙楷第先生在李笠翁与十二楼一文中，据李渔三十岁生日时所写的凤凰台上忆吹箫元旦一词，即判定李渔“于此时已有倦进取之意矣1而当时并没有李渔1642年参加科举考试时所遇到的那样的战乱。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战乱，李渔一定会有别的理由，从此告别科举考试，正如陶渊明即使没有“五斗折腰”一事，也必定有其他的事情，导致他告别官场。因此，战乱只是阻碍了李渔一时去参加科举考试，而不是决定他终身放弃科举考试。民族情绪也不能成为李渔放弃科举考试的原因。所谓民族情绪，是指李渔是汉族人，因此在心理上不能接纳满族之成为清朝的统治者。张晓军先生指出，李渔

10、的诗作，如丙戍除夜、丁亥守岁、筵发二首以及小说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之入话，均可找到他民族情绪的蛛丝马迹。此言甚是。其实有的诗句不仅仅是蛛丝马迹，而是明显地表达对清朝若干统治政策的强烈不满，如丁亥守岁就对清朝的“筵发令”表示无比的愤怒：“骨立先成鹤，头髡已类僧。每逢除夕夜，感慨易为整。”筵发二首亦然。李渔的著作因此曾被禁毁。禁毁书目云：“一家言系李渔撰，卷六内有剃发诗，甚为狂悖.应请销毁。”但李渔不是文天祥，为民族气节所激励而不愿降元朝；为生活所迫，他很快就在降清贰臣与当朝新贵门下走动，贡献其才技以结其好，不无歌功颂德之事，且颇以为“王公大人所拂拭”为荣幸。他在朱梅溪先生小像题咏序中说：“士之

11、获交于王公，殆有天焉；李生于梅溪先生是也。“康熙十二年（1673）,李渔在京师，当正想离开之际，忽得到满族贵族索额图的挽留，李渔喜出望外，其又与岸初掌科云：“此中殆有天焉。”即如闲情偶寄之凡例七则，开头就说：“圣主当阳，力崇文教。庙堂既陈诗赋，草野合奏风谣，所谓上行而下效也。”这虽然是装点门面的话，却显露出一副“帮闲”相。如果李渔真的有一生难以抹去的民族情绪，这样装点门面的话，大可不必出现在闲情偶寄这样奢谈风雅的书中。故李渔对清朝态度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他对清朝的接纳，民族情绪并不能成为他最终放弃科举考试的原因。黄强先生在李渔生平三考一文中说：“从李渔立身为人的准则看，说他入清后不应举是为了不和

12、清统治者合作，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此诚助切之言。强仕之年也不是李渔放弃科举考试的原因。黄强先生力主李渔最终放弃科举考试时李渔的年龄因素，即强仕之年。张晓军先生也赞同此说。黄强先生在李渔生平三考一文中说:“可以肯定，决定李渔入清后不再应试的关键因数是他的年龄，而不是明清政权的更替。入清后，顺治三年复行科举，并承认明朝诸生的资格，用以网罗人才，此时李渔已接近强仕之年。”黄强先生的第一个重要依据是：李渔小说十二楼闻过楼入话中顾呆叟对人发誓的一段话：“秀才只可做二十年，科场只好进五六次。若还到强仕之年而不能强仕，就该弃了诸生，改从别业。镇须赴考之事，我断断不为。”黄强先生认为：“十二楼闻过楼系笠翁

13、自寓。入话一段固然是自叙，即使是正传顾呆叟的故事，也完全是李渔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形的。”此处文后加注：“李笠翁与十二楼，载沧州后集。”表示此说源自孙楷第先生。李渔小说中有关人物形象有自寓的特点，此为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黄强先生由此指出：“顾呆叟对功名的态度也就是李渔对功名的态度。”在笔者看来，强仕之年并不是李渔入清后不再应试的关键因数。那么，什么是强仕之年呢？礼记曲礼上：“四十日强，而仕。”孔颖达疏：“强有二义：一则四十不惑，是知虑强；二则气力强也。”旧时代“强仕”乃是四十岁的代称。但李渔在1642年他32岁的时候就放弃了科举考试，离强仕之年还有将近八年的时间，因此，用强仕之年来解释李渔终

14、于放弃科举考试，显得较为勉强。何况，李渔做秀才也不到顾呆叟所说的二十年，进科场也没有顾呆叟所说的五六次。也就是说,如果顾呆叟对功名的态度与李渔对功名的态度完全相同的话,李渔应该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就是没考中的话，也应该直考到强仕之年才是。而清朝在顺治二年即1645年（按：前黄强先生说顺治三年，可能系笔误）就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于此年秋月举行乡试。李渔当时35岁，还不能说“已接近强仕之年”，李渔却对此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对顾呆叟所说的强仕之年的理解也不能太板滞。从个性说，李渔说塑造的人物形象顾呆叟固然有些“呆、而李渔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非常机敏的人，因此，不能把顾呆叟的话不折不扣地理解成就是李渔的

15、话。李渔在其著述中对强仕之年就有十分灵活的解释。笠翁别集卷一论左雄限年之法谈到东汉时左雄上书顺帝，主张“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少数有特别才能的人除外，其理由是孔子说“四十不惑1礼记称“四十强仕，李渔由此发感叹说：“夫四十而强仕，亦言其大概，未尝日四十以前不许服官。”准此，则顾呆叟所说“到强仕之年而不能强仕1也“言其大概1不是说过了四十就一定不去参加科举考试。如果说顺治二年35岁的李渔，也因为战乱而不能出来参加科举考试的话，那么，他在四十岁前后天下太平的年代，完全有机会出来应试，他却再也没有萌发出此种想法。可见，李渔之放弃科举考试，与强仕之年没有必然的联系。黄强先生举出的第二个重要的依据是

16、：“李渔不愿白首穷经，老死场屋之中”，“认为出仕及早为好，之所以这样说，其一是因为李渔的诗作赠顾梁汾典籍中有这样的诗句：“镶须未肯弃长安，羡尔芳容忽解官。”即是对那些年龄已不小的人仍在为功名而奔走大不以为然，而羡慕顾梁汾年少得志。这固然是“认为出仕及早为好1但在另一方面也只是恭维顾梁汾的话，并没有说那些“镶须”的人就必须放弃功名。其二是寿杨鄂州部四佚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成功绝早夸今日，强仕何迟笑古人。”这里古人就是上面所说的主张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的东汉左雄。李渔对此有这样一段评述：“如曰不惑之年，始可出而为仕，则何不更老其才，俟至知命、耳顺及从心所欲之时，然后举而用之，更为练达而无弊乎！”(笠翁别集卷一论左雄限年之法)黄强先生说：“这同顾呆叟认为过了强仕之年当置功名于不道的态度是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