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读书感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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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余的话读书感悟“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多余的话，瞿秋白烈士于一九三五年于汀州狱中作。彼时中国正处白色恐怖之严寒，所谓黄金十年全然未予中国太多实利。四万万中国人，正为饥饿战乱所鲸吞。文章之中的凄冷之气，浸透烈士所作每行文字。这是瞿秋白生命将熄之刻，也是党与马克思主义前途未知之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先行者的孤独与寒冷，在这一刻尽数展现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将死的善言，强行圆了无数历史的残局。然则多余的话，留给后人的只有坦率与自我解剖的勇毅。“虽然

2、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这谈天中，迷惘多，不舍多，愤懑乃至于绝望尤其之多。最初觉醒的人，手持着最初的炬光，总是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扛起开天辟地的担子。他们并不知前途何处，只知道自己守着一份不知效用的理论，在冷雾弥漫的沼泽中艰难跋涉。英雄终究是凡人，他们不过忽然间燃起了拯救他人的理想，或瞥见了新兴世界的彼岸，“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么“治国平

3、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一一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文人，学生，一切心理不安又手无寸铁之辈，往往走上作后世英雄的路来。瞿秋白尤其如此，他羸弱，动摇，矛盾，家门不幸。生于破落门第，母亲因贫自尽，在中国旧学之中长大，绝类于传统中国的诗家，对于旧学的爱从未减弱

4、。无意间读到最时新的理论，也并不清楚这是日后拯救中国的火种。“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一一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在生计，前途的十字路口，他爱好新奇，单纯浪漫的文人性格推动他急速左转。马克思主义初入东方，展现出种子发芽一般的蓬勃生长，无数青年在这股浪潮中，冲撞在旧社会陈腐的闸门上。一个初读理论的青年也许就要进入政治前台，一个初入大学的学生就要在军警的刺刀下走一轮，他们没有

5、沉淀，经历，升华的机会，没有扎根，思索，接触的时间，除过少数伟人外，大多如此。革新太过剧烈，冲击太过剧烈，知识分子的步履太过匆忙。往往来不及对一门主义有所深究，就不得不为这门主义而战了。“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一一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同志倒下太快，组织更迭太多，仍旧热爱着文艺，仍旧浪漫着的瞿秋白只好匆匆地上阵负责起组织的工作来，然则，马克思主义的种质真正接触中国的水土,所发生的剧烈排异反应难以化解摆在眼前的苏俄道路失败重重

6、，赤化城市变得遥不可及，工人力量仍旧羸弱，共产国际的指令不可推卸。内外交困的日子里，瞿秋白显得何等力不从心一一“土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有如孤军孤城，无援可求有的同志激进，有的同志沉沦，他夹杂在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裹挟中蹒跚向前：“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板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

7、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终于，身心俱疲之中，他倒下了。瞿秋白烈士,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先生，都可以是对他的称呼。他为人柔和，喜静厌动，他这么评价自己，“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他身上，有的是传统中国所有的精神特质，喜爱文饰胜于经史，喜爱和气讨厌斗争，秉持着中庸之道以仁义待人，以道德守身。他同样爱好一切有

8、趣可求的思想文章：“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孔孟老庄间游走，保持着尝试一切的爱好，然则，这种趣味，让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接触到了红色的革命，让他不能再中庸下去，不能再有趣再和气下去。还未等他熟透马列著作，严峻的形势就让他投身于革命斗争。他的柔和善良，在党组织的危急时刻又是多么不值

9、。他代表了骤然革新的传统，代表了初见政治的文人，更代表了初见马列主义的中国：在现实与经典，斗争与调和，路线与中庸，无产者与资产阶级的来回冲撞之间艰难取舍，背负着不幸的过去，却毫无治愈心理的机会，只有在分裂与敌人中求生。然而不管是传统文人之道，还是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又让他不能向恶低头。他从始至终所追求的，都是对“形而上者”来讲的精神家园，是典籍里的精神世界：“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

10、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他是文人，还是无产者，劳动者？他是先生，还是同志？在他自己临终前的一刻，他也没有找到答案。他拥有的，只有少年以来的善心与博爱，只有经史子集与不完整的马列作品，只有“形而上者”中的安静仁慈。临终前的一刻，他只想到了休息，想到了把自己踉跄挣扎的心理交给后人评说。他问心无愧的唯有临死不向敌人低头的豪气，可惜，他太累了，无暇更多地吐露革命者的情怀。于是，他向命运，向组织，向国家，交出了一个矛盾的临终答案，他留下了这一篇绝望凄冷的遗书，然后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