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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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战略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决定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完全的改造。从此,国家开始通过破产、倒闭、出售、兼并与股份制改造等手段对众多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过去国家为了维持这些在战略上并不重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在财政上背上了繁重的包袱,现在国家希望通过对这些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与管理制度的改革,把它们推向市场,在财政上摆脱它们所造成的繁重负担。这一改革的经济成效毕竟如何,人们仍有争论。但是,它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正如一些学者己经注意到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正在迅速地流失到企业原先的管理者手中,或者者一些私人老板手

2、中(Ding,2000),情况类似于曾经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的“自发私有化”现象。这已经提出了在改革造成的利益分配中“谁得到了什么这一政治学的基本问题(Ding,1999)。然而,个人对国有企业的资产的侵夺并不是“谁得到了什么”这一问题的全部。企业改制还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由于改制包含着一系列针对工人的严厉措施:如集体下岗、福利丧失、工作条件恶化等,*工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工人在丧失国家的有效保护,又没有自己的组织的情况下,日益成为“市场鞭子”与管理者*的受害者(1ee,1999)0尽管大多数工人关于这些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威胁或者损害他们利益的情况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但是,也有

3、一些工人开始打破沉默。为了制止或者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抗议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正在出现的经济冲突。就其基本诉求,抗争方式与结局来看,这种抗议同私有企业工人的抗议活动与下岗工人的抗议活动,都是完全不一致的。本文力图通过对工人针对这种改制活动所进行的抗议活动的考察,回答下列问题:国有企业工人针对改制进行的抗议活动的要求是什么?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根据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抗争的方式?影响着他们抗议活动的结果的要紧因素是什么?这些抗议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工人对经济转型的立场与态度?本文的研究要紧根据作者在

4、上海市与河南省洛阳市收集的资料与工人日报刊登的一些个案。这些资料说明,关于企业改制,工人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由于许多企业的改制完全剥夺了他们参与的机会,无视他们的基本利益,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工人的抗议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但是,他们在抗议中提出的要求,具有明显的“道德经济学”倾向。换句话说,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根植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权利观念。他们尚未能够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所有制关系,重新懂得与定义自己的权利,并为争取这种权利而斗争。这说明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抗议,并不反映他们己经产生明显的阶级意识。目前的政治体制*了工人认识与保护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对改制的抗议:集体行动

5、的框释与制度定位在过去十年中,随着工业关系的转型,中国的工业冲突急剧增加。根据中华全国总会提供的数字,1992年到1997年间,每年卷入劳动纠纷的工人数大约在126万(全国总工会研究室,1999:40),另外一份官方资料指出,1995年,在30多个城市发生的与工人有关的示威活动中,卷入的人数就超过了100万(FB1S-CHI-96-007,19Apri11996).据报道,1998年,参加这种示威的工人数一下子就增加到了360万(SouthChinaMorningPost,26March1999)o这些示威的绝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基本上都是工人自发(或者声称是自发)的集体集体行

6、为,要紧是为了抗议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日益增多的侵犯工人权益现象,与经济转型造成的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但针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在集体行为的框释(COneCtiVeaCtionframing)与制度的定位(institutiona11ocation)上与其他形式的劳工抗议是完全不一致的。在这里,“集体行动框释”是指参预集体行动的人们用以解释自己处境的一种共同认知与意识,它帮助人们确定他们面临的问题,问题的原因,并对问题作出道德推断。这种共同认知与意识是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它使个人的愤慨集体化,激发集体行动,同时用以证明这种行动的合法性。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行动都有一个“框释”的过程,使人们形成对其

7、本身社会处境的不公正及其来源的集体推断与认识(Tanw,1998:109-11)。那么,“集体行动框释”是如何形成的?它以什么为基础?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指出,这种“框释”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为者、媒体、社会成员共同对事态进行解释、定义与提练”(KIandermanS,1997:44)。在集体行为的动员阶段,“框释”的建构,要紧依靠公共话语的形成与说服性的沟通,而集体行为的发生,有赖于人们提高对问题的共同意识。(同上,1997:45-52)0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工人抗议活动与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所提到的“社会运动”并不完全相同。西方学者通常把社会运动被定义成“一种集体性的挑战,它以共

8、同的目的与社会团结为基础,通过精英、反对者与权威的持续性的互动表现出来(TarrOW,1998:4)。本文讨论的工人抗议活动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它只是一种自发的抗争性聚集(Contentiousgathering)。由于这种活动基本上发生在一个没有公共辩论、共识动员与工人运动的背景之下,工人缺乏可供解释自身处境与定义自身权利的的另类的观念资源。因此,同旧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意识形态一即原先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观念一就成了愤怒的工人们抗议“社会不公正”的根据。也就是说,旧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工人集体行动框释的基本要素。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早已不可逆转,但官方从未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口号与工人阶级地位

9、(“主人翁”)的说教。以官方的说教来证明现实的不合理并进行抗议,是许多社会中弱势群体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的方法,由于官方很难公开反对来自本身说词的那些主张。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之“合法抗争”(rightfu1resistance)(0*Brien,1996:31-35)但问题是,这种官方的说词与实际的市场经济关系已亳不相干,以那些过去的观念作为权利的根据,已经不现实。它反映了工人的怀旧情绪,同时也说明,工人抗议改制时,除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外,没有其它话语系统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本文的另一个论点是抗议改制的方式方法与后果很大程度上同工人的制度定位有关(PivenandC1oward,1977:18-2

10、3)。我在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导致抗议产生的“机会结构”,而是抗议的制度背景,这种制度背景影响工人解释与表达自己不满的模式(TarrOW,1998:110)一一即工人们提出要求的方式、抗争的方法与抗争的后果。这一分析是制度研究中最常见的思路,即考察人们在认定自己的利益与采取相应行动的过程中,制度结构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制度定位”指的是一种工业制度,它以一种所有制结构为基础,这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具体的劳动关系。我的观察是,不论是提出的主张、抗争的方式,还是斗争的后果,工人抗议改制的活动都与其它两种工人抗议活动(私营企业与下岗工人)都是完全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定位有关

11、。中国的工人目前生活在三种不一致的制度定位之中,把针对改制的工人抗议与其它两种在不一致的制度定位中产生的工人抗议相比较,有助于我们熟悉前一种抗议活动的特征。第一种类型的工人抗议活动发生在私营企业,通常表现为自发的罢工或者者集体性的消极怠工,这种抗议活动要紧针对的是拖欠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强制加班、克扣工资等剥削行为。这种抗议活动的制度背景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这种所有制关系现在是合法的,也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在这种制度定位下,抗议的工人(要紧是农民工)并不是挑战他们工作场所的所有制关系。他们的抗议活动要紧是针对劳动过程、工作条件或者严重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可能对他们的

12、处境或者种社会地位提出异议。他们的抗议通常并不是为了争取更好的条件,而只是针对是那些过份野蛮与非人性的做法。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KatZne1SOnandZo1berg,1986),不管在西方与第三世界都出现过。中国私营工人抗议活动与其有相似性。第二种工人抗议活动是由下岗工人进行的,参与这种抗议活动的人过去都是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后来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生存危机,而且他们认为企业管理者的腐败行为加剧了这种生存危机。尽管他们认为那些管理企业的人应该为他们的遭遇负责,但是,他们并不进行罢工,他们也没有办法罢工一这是由于他们己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们己身处工业制度之外,从

13、而失去了用罢工表达抗争的机会。因此,他们的抗争方式是街头骚乱、围堵政府机关、堵塞铁路、公路等重要的交通要道,他们以此来引起公众对他们目前状况的关注,迫使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维持一种最低的生活保障,而不是恢复往常在社会主义父爱主义制度下所享有的种种待遇(Chen,2000)国有企业工人反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则代表着另外一种努力,进行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认为,他们所在企业的这种改制方案有损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要努力阻止这种方案。与第一种工人抗议活动不一致,进行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并没有处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之下,尽管随着企业改制计划的推行,他们可能会被迫同意这种所

14、有制关系。卷入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的要紧动机,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抗议活动与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没有什么不一致。他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假如他们不反对这种改革,下岗工人的今天可能就是他们的明天。但是,就采取行动的时机与提出要求的具体内容来看,反对改制的抗议活动又与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是完全不一致的。我往常的研究说明(Chen,2000),大多数下岗工人抗议活动都发生在他们下岗数月甚至是数年之后,而且这些抗议者都经历了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时期。他们的下岗要紧是由企业破产、倒闭、兼并或者重组造成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原单位保持着正式的劳动关系,但是,他们实际上早已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15、。对他们来说,抵制影响他们生计的改制方案,为时已晚。导致他们进行抗议活动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心中长期积存的愤怒,但是,他们所要求的往往只是从当地政府那儿得到一点生活补助。因此,他们的抗议活动不可能对他们企业的改制方案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由于这些方案已经完成。然而,本文所讨论的抗议企业改制的活动是由“突发性的的愤怒”造成的(WaISh,1981),常常是一项改制方案刚一出台,工人的这类抗议活动就爆发了。由于工人意识到,这一方案的直接后果可能是他们成批的下岗,他们非常清晰,假如这些改制措施强制实施,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因下岗带来的痛苦在社会中早已到处可见,许多工人目睹或者亲身经历过这类情况。因此,参

16、加抗议活动的人决定在它发生之前就去阻止它,即使阻止不了,至少也要争取他们的基本生活在企业改制之后能有所保障。因此,在这种抗议活动中,对未来生活的焦虑就转变成了对企业所有制的深切关注与参与企业改制过程的强烈愿望。官方过去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国有财产观念是工人们产生这种要求的基础,这种观念认为工人对这一国家财产拥有权利。国有企业工人的这种抗议活动要紧是想达到两个目的,制止实行有损于他们利益的改制方案,或者者通过抗争来争取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保证改制后的基本生活待遇。抗议的原因企业改制是造成工人不满的要紧原因,它在劳动合同、工资、福利、津贴、养老金、失业补偿、劳动条件等一系列问题上引发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争议。尽管我们现在仍然无法获得因此而导致工人进行抗议活动的全国性数字,但是,散见于官方媒体与海外媒体上的有关报导显示,企业改制是导致冲突的导火索。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比如,河南省工会的一份报告指出,1997年的工人抗议活动中,有37.7%是由于改制过程中侵害了工人的合法权益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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