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相关资料简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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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相关资料简介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中有一段名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与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诚如其言，位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与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交汇之地。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之名：“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就与丝路交通的开发息息有关。汉书西域传记，出敦煌玉门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曹魏时增至三道。魏略西戎传：“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

2、有二道，今有三道。”即新增敦煌径通高昌（今吐鲁番）以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以远的新北道。南朝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引耆旧志云：敦煌“国当乾位，地列艮虚，水有县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兜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隋代裴矩西域图记记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不管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于敦煌文书沙州督都府图经等有关史料见，唐代敦煌通往西域即辟有矛肖竿道、第五道、大海道、大硬道等多条道路。汉唐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成为中原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吐纳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使其能够长时期地汲取、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类文

3、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进展与繁荣。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就是丝绸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足迹定义一缘起敦煌学的发端，是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今17窟）的发现为嚼失的。莫高窟位于敦煌城东南约20公里的鸣沙山东麓。这里干燥少雨，风大沙多，流沙常常会堆积在底层洞窟的洞口与甬道，如不及时清理甚至整个洞门都会被积沙封埋起来。公元1900年6月22日（农历5月26日），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王圆箓）雇了几个伙计清扫堆积在第16窟甬道中的积沙，突然发现甬道北壁后面大概是空的。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北壁土坯拆开，结果奇迹出现了：该墙后面果然隐藏着一个小窟，里面满满当当地堆放着许多白布包裹，每一白布包里都裹满了古

4、代文书，并有很多佛帙绣像与其他文物。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敦煌文书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一些外国“探险家”的觊觎。1907年与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Aure1Stein）、1908年法国人伯希与（Pau1Pe11iot）、1912年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S.F.O1denburg）等接踵而至，将数万件精美的文书与绢画等文物掠往国外。莫高窟遭此浩劫，成为留在中国人民心中巨大的伤痛。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

5、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步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与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一敦煌学。【研究对象】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含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假如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要紧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进展史】【中国敦煌学】中国敦煌学：回顾现状展望荣新江以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为要紧研究对象的“敦煌学”，是二十世纪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尽管在其进展过程中受到材料分散、内容庞杂、语言多异等种种困难的影响，但敦煌学的研究仍

6、成果辉煌。同时，它还为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等其它学科做出了重要奉献。尽管敦煌文献早在1900年就被发现，但其真正为学界所知，是从1909年伯希与将其得敦煌四部古籍精品带到北京并展示给中国学者之时开始的。以后，由于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师培、伯希与、内藤虎次郎等人的宣说与研究成果的刊布，敦煌文献的价值大显于世，而京师大学堂的硕学鸿儒们从伯希与处抄录的敦煌文献及所做的跋语、札记，则构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初期篇章。假如说京师大学堂的学者们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当不为过。而其中奉献最大的人，当数罗振玉。1910年秋，经罗振玉等人的多方努力，藏经洞劫后剩余的近万号写本调运到北京，归京师图书馆收

7、藏，此即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经卷的来历。这批写本后被学部官僚李盛铎、刘廷琛等人盗取，精华进一步被掠，但国家图书馆仍不失为世界上敦煌文献四大收藏地之一。中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由于资料要紧得自伯希与的照片，重点在于传统的四部古籍的研究，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木，也有一些后世己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等等，为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前后相继，或者远渡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或者万里西征考察敦煌石窟。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进展中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各类新思潮、新学问、新方法都充分展现出来。在此期间，北大的刘半农、蔡元培、董康、胡适等学者都为敦煌研究做出了奉献

8、。其中，刘半农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抄出了104种敦煌文献，归国后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这一抄本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史源，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选题。此外，胡适在英法查阅敦煌写卷后编成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也成为中国禅宗史研究的划时代著作。除北大学者外，清华的王国维与陈寅恪也是二、三十年代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人物。特别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成为了后人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出土文献的重要法宝。王国维的研究涉猎广泛，方法新鲜，超越了清朝学者的研究高度，不仅被国人奉为经典，同时也受到伯希与等海外中亚学者的重视。在二、三十年代的敦煌研究中，分别成立于1921年底与1922年初的敦煌经籍

9、辑存会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最值得关注，他们为敦煌研究做出了卓著的奉献。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向达唐代俗讲考等，都是此阶段成果的重要标志。而陈垣编敦煌劫余录（1931）,著录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分类编排，体制极佳，成为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华尔纳率队到敦煌考察，中国学者陈万里随行。他成为中国第一位科学考察敦煌千佛洞的学者。撰写了西行日记、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万里校碑录等，对敦煌莫高窟题记与碑铭作了研究。1927年4月，中国与瑞典联合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学者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等参加了该考察

10、团。黄氏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均为敦煌学必备的参考书。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这不仅是敦煌写本的收藏单位，同时也是重要的研究机构。1934年，北平图书馆派向达、王重民两位学者前往英法调查研究敦煌文献。他们不仅分别编著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敦煌写本书目与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等书，同时还拍摄了数万张写木照片，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要紧根据。向、王两先生的英法之行，一方面为中国的敦煌学准备了素材，另一方面，向、王两位先生也由此成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合中外学人综合来看，王重民先生无疑成就最大。他编纂或者参与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古籍叙录，直到今天仍为学界所利

11、用。四十年代，中国敦煌研究也有长足进展。1942年春，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1944年，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均收获颇丰。向达两次代表北大出行：，其规模与成果远远超过1925年陈万里的西行。他不仅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了新路,而且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上了真正的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正路。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常书鸿任所长，开始临摹壁画，调查洞窟。史岩受研究所之托，调查抄录供给人题记，编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948年12月，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举办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同时印行展览概要，由向达、王重民编写。该书对海内外敦煌

12、学学术史做了完整全面的同顾，实为此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份极佳总结。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的敦煌研究，从单纯的根据书本研究，进展到实地考查；从依靠于海外邮寄的照片，到亲身前往英法等国抄录摄影研究；从注意中国传统的四部古籍，到关心民间文学、社会情势等诸多方面，这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第一高涨时期。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敦煌文献研究同样取得了重大进步。国内出版了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古籍叙录，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王重民、向达等敦煌变文集，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一系列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成果。五十年代末，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S.16981号缩微胶卷的公

13、布，预示了对包含历史资料在内的敦煌文献进行综合研究的美好前景。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一辑与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收刘铭恕编斯坦因劫经录，就是伦敦藏卷公布后的整理结果。遗憾的是，此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敦煌研究全面停止。而日本、欧洲与港台地区却在这十多年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敦煌研究重获新生。与此同时，包含世俗文献最为丰富的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卷全部公开。在全国要紧学术研究中心，人们能够看到英图、法图、北图三大敦煌写本收集品的缩微胶卷。1981年后陆续出版的敦煌宝藏140册，将胶卷变成书本,更加方便了研究者。资料的大量公布，是促使这

14、十余年来敦煌研究进步的直接原因。由于大量原始文献的公布，进行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成为可能。因此，一批分类辑校敦煌文献的专集纷纷出现。其中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是迄今敦煌研究中收录历史资料最全的一部录文集。此外，在研究方面，几乎每个课题都有学者在从事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散见于国内各类专业刊物与论文集、纪念文集中。而从八十年代以来多次举办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也为敦煌研究的进展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可喜的是，近年来出版界对敦煌文献的出版倾注了极大热情。一系列大型图录先后出版，此举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阅读资料的局限。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敦煌文献四大藏家的最后一家一俄敏敦煌文献开始全面公布，这些首次

15、刊布的新材料必将推动敦煌学许多领域的具体研究，并为21世纪敦煌学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天地。然而，从整个学术史的进展来看，在中国敦煌学的热闹背后，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目前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忽视了基本工具书的编纂，也缺乏超出个案研究的宏篇巨制。此外，目前的研究中有一种就敦煌而说敦煌的倾向，这很容易令敦煌学的路子越走越窄。在我看来，我们切不可孤立敦煌学，而应利用各个不一致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这样才能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知识。在新时代里，敦煌学还能否成为世界学术的新潮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毋庸置疑，敦煌写本的编目、整理、校录、考释与敦煌

16、学的个案研究，仍将在21世纪持续下去，而且会做得越来越精细。但从敦煌学的资料来看，还有很多可贵之处没有得到充分发掘，从大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还有很多课题能够开拓。首先，中古时代的宗教史，包含佛教、道教与从西亚、中亚传入的袄教、摩尼教等等，需要更全面地深入研究。第二，敦煌莫高窟为我们提供了最集中最丰富的唐朝社会与文化的全貌。如此丰富多彩的立体画面，在敦煌之外很难集中找到。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全面研究唐代各阶层的社会与文化。第三，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变迁，十分有利于我们对吐蕃王朝与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随着古藏文文书翻译发表，这方面的历史研究也将得到推动。第四，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各民族语言的材料，包含有大批文书档案，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民族的历史。这有助于我们利用其本民族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