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的知行思想及其问题困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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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朱理学的知行思想及其问题困境到了宋明理学时期，知行范畴以及相互关系问题为宋明理学家们所普遍重视和关注，并赋予知行问题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程颐最先系统且明确地展开对知行关系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知先行后”的命题，他说：“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八，二程集，第101页）程颐这段话大体上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是“行”要以“知”为根据和指导即“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在程颐的理解中，只有首先把握和认识到了事物的道德知识，然后才能以此来指导人伦践行活动，道德践行以能“知”为前提，而“知”最终必定要落实到“行”中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因为是“知”在

2、先而“行”在后，所以“知”相对于“行”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认识和把握到事物的道德之理是展开人伦践行活动的认识论基础和前提。此后，在“知先行后”命题的基础上，程颐又提出了“真知”概念范畴，所谓“真知”就是包含道德认识和道德践行两方面涵义在内的知与行的统一，所以程颐说：“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是，便泰然行将去也J（二程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8页）“真知”里包含必能“行”的涵义，所以才能在获得道德认识的同时以之作为根据并将其付诸于道德实践。此后，朱熹又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程颐的知行思想，他一方面同程颐一样提出了“知先行后”说：“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

3、。”（答吴晦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朱子全书，第298页）但另一方面，他也更为注意强调道德修养实践活动的“行”相对于“知”的重要性，所以他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J（朱子语类卷九，朱子全书，第148页）按照朱熹的说法，从时间关系上看，是先有道德认识而后才有道德践行，但是从重要性角度上看，则是道德践行相对于道德认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朱熹又有知行互发的思想:“知至至之，则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终终之，则由知至而又进以终之也，此行之大者也。（答吴晦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朱子全书，第298页）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在朱熹的理解中，“知”与“行”是一个相辅相成、交互

4、作用的活动过程，道德认识自道德实践活动中产生，而道德认识又进一步去指导实践活动，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先后，而是统一于实践活动中的互相推进、相互影响的活动过程。由此，以知行交互的思想为出发点，朱熹强调“知”与“行”应该同样重视，不可偏废一边：“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二者皆不可偏废。”（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全书第14册，第281页）应该说，就一个具体的实践活动过程来看，程朱的“知先行后”说，或者朱熹的知行互养说，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人的道德实践活动首先需要以对道德的认识作为指导和前提，而人的道德认识又在道德实践活动中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由此便构成了“知”

5、与“行”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发展关系。在此基础上，朱熹又阐释了他对于“真知”的理解：“又不是随众略知之外别有真知，更须别作道理寻求，但只就此略知得处著实实验，须有自然信得及处，便是真知也答赵恭父，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因此，只有通过对具体的事事物物的道德之理进行考察和知识性扩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进而有朝一日豁然贯通实现对宇宙普遍之理的认识和把握进而以此理为指导去切实进行道德践行，才是实现和获得了“真知二纵观从程颐到朱熹的程朱理学对知行问题的表述和阐释，可以看出实际上程朱理学对知行问题的解读是分为两个层面的，一个是在经验层面、现实性层面上强调“知先行后”和“知行互养”，这个层面上的“知”与

6、“行”都是非本体的知行；另一个层面则是本体层面上的知行，即为道德认识的自觉和道德践行的展开这两方面合一的“真知”，也正是从本体层面上的知行合一角度上说，程朱理学强调“真知未有不能行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2483页），“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而不能行。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J（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71页）然而，因为程朱理学在建构“真知”概念范畴时所依据的心、理二分的哲学立场并不能满足建构合理的“真知”概念范畴所需的哲学前提的明证性要求，所以虽然程朱在知行问题上一再强调“真知”中所包含的“必能行”的涵义，但这样的强调和说明并不能为主体的道德实践活动之“行”与

7、道德认识上的自觉之“知”这二者之间的统一提供本体论层面上的必然性保证，甚至由此而引发了朱熹后学中出现了知行分裂、知而不行的学术流弊。对于程朱理学知行思想的问题困境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朱学思想流弊，王阳明是有深刻认识的，所以他站在“心即理”的心学立场上对朱熹后学知行分裂的思想流弊进行了批判,并最终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导致这一思想流弊产生的朱学自身存在的理论缺陷，这构成了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思想的主观性原因。但是，就阳明所建构的哲学思想体系自身逻辑发展的角度而言，“知行合一”思想的提出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源自阳明私人的主观性，而是源自“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宇宙实体的自觉状态即“天理”自身自我确立和展现的客观

8、性，如果说阳明在“龙场悟道”时所提出的“心即理”是针对文化意识上的“支离”意识以为常的“习见”而站在心学立场上极力宣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宇宙实体的自觉状态即“天理”乃是一切存在在最高意义上的统一性的这样一种万物原始统一性意识的话，那么“知行合一”思想的提出则是在知性分析层面上对“天理”本体的自我展现和确立的客观性活动过程所做出的“体”、“用”以及相互关系的具体规定和说明，是针对“销行以入知”的言不顾行的空洞性而以知性分析的形式突出强调“格致诚正”之“行”乃是“穷理”之“知”的实在存在方式的知行合一的知行本质，所以贺麟先生在论及知行合一问题时才说：“上至圣贤豪杰，下至愚夫愚妇，再下至禽兽昆虫，都一概是知行合一的。虽欲知行不合一而不可得！”之所以“不可得”，就是指作为知行本体的“天理”乃是一个自我确立、彰显和实现的动态性中的结构性、结构性中的动态性的客观性活动过程，所以“知”与“行”也是具有“虽欲知行不合一而不可得”的客观性的。由此，源于宇宙实体意义上自觉确立起来的天理本体自我逻辑发展的客观性，王阳明在“心即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目的就是将学者从销行以入知的只有“知”而无“行”的文化异化的片面性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在切实的道德修行工夫活动的“行”中去实现和完成天理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