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闻异辞与文献性质叙述目的关系考论———以商汤灭夏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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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汤灭夏乃上古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文献典籍颇多相关记载。其中较为完整和珍贵的是吕氏春秋慎大、古本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尚书汤誓。近年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其中尹至亦载商汤灭夏之事，为他本所未见，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至此，古代文献中有关商汤灭夏的记载已颇为丰富。学界对这一史实的研究多集中于商汤灭夏前后所居亳、西亳、郑亳等究竟是何地，以及夏商文化等方面。对不同典籍载述的细微差别以及差别产生的原因缺乏足够重视。本文从叙述学角度切入，分析不同典籍对商汤灭夏载述的差异，探究文献的性质和叙述目的对载述的影响。同时，运用统计学方法，依据不同典籍对商汤灭夏史实的各方面的取舍与偏重，反观文献

2、对事件的观点和态度，以及不同性质文献的特点。一、文献性质、叙述目的对载述内容的影响诸典籍所记商汤灭夏之事，一般包含事件肇因、前期准备、战争过程三方面内容。其中肇因方面可分为桀无道、汤修德、天命三部分，前期准备方面可分为伊尹间夏、汤灭诸侯国、盟誓三部分。每部分的具体记载同中有异、各有侧重、互相补充，且文章旨趣、风格亦各具特色。不同典籍的记载互不相同、各有侧重，这是文献流传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甚至说，完全一致的记载基本不存在。但是，有些记载的差异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仅是资料不全、传闻异辞等原因那样简单，也不仅仅跟史家对撰述内容的取舍和思想见解有关。而是存在更为深层的原因，即文献的性质和叙述目的不同

3、。商汤灭夏之肇因方面,诸典籍主要记载桀的无道。具体表现在夏桀奴役百姓、贪恋女色、枉杀忠臣等方面。汤誓在此却只记载了桀奴役百姓，引起人民怨恨。”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日：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为何汤誓弃夏桀的其他昏庸之处，而仅记载他奴役百姓方面？从尚书的性质和叙述目的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尚书是记言体史书，有言就必然有说话人和听众。汤誓记载的是商汤出师征伐夏桀前的誓词，其听众是商朝的士兵和百姓。誓词以激励、说服商民全力征讨夏桀为目的，间接说明了伐桀的原因。因此，商汤针对特定的听众商民,选择他们能够理解并有切身体会，可以产生同情之心的理由来说服商民。所以，唯有奴役百姓这条罪状最能

4、够激起商民对夏桀的反感。诸典籍还将天命作为灭夏的肇因之一。典籍多记载五星错行、两日相斗等异常天象，以示桀的无道已引起上天的注意，通过异常天象对桀作出警示。惟汤誓直言天命发生了转移。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均表明商汤征伐夏桀是接受上天的命令。天命信仰一直是王（皇）权政治的核心观念。以天命为借口，既为商汤提供了灭夏的正当理由，又为他冠以天子之名，还能够得到商民无条件的服从。而且天命转移不是毫无理由的，它以民意为基础。民意与天命相结合，更加迎合听众的心理。作为正义的一方，顺应天命、救民于水火，更易于激起商民征讨夏桀的决心,也有助于达到汤誓的叙述目的。前期准备方面，诸典籍均以

5、各种方式记载了伊尹间夏之事。唯汤誓对此只字不提。依常理推断，若商汤对商民说明伊尹间夏之事，可以增加夏民生活苦难的可信度。但间夏期E高尚之举，自不愿为商民所知。且可能引起商民的反感,不利于叙述目的的实现。可见，汤誓载述内容的选择，基本围绕其叙述目的说服、激励商民全力征讨夏桀。选择有利于实现叙述目的的内容，摒弃无谓之词。文献性质和叙述目的对典籍内容的影响可见T。慎大所述桀无道，其中“宠信奸佞一条为他书所未见。干辛任威，凌栋诸侯，以及兆民。高诱注：干辛，桀之谀臣也，专桀无道之威以致灭亡。慎大在桀无道方面所述最为全面。这也可以从吕览的性质和叙述目的上找出原因。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明确表明吕不韦的著书意图。

6、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著书布天下。然郭沫若先生认为天下将趋于一统。吕氏在这时候纂成这一部书，综合百家九流，畅论天地人物，决不会仅如司马迁所说，只是出于想同列国的四公子比赛比赛的那样虚荣心理的。吕览当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帝王教科书，目的在于改进秦国王政，垂范后世。因此，吕览的性质是政书而非史书。它以历史故事为论据，用来论证治国道理。从吕览的性质和叙述目的出发，也就不难理解吕览格外偏重记录君主在治国上的对错得失。慎大将桀作为反面教材，证明一个君主应当如何对待忠臣、奸佞、百姓和女色。另外，慎大在汤修德方面提出“汤惕

7、惧。桀为无道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桀为无道，引起汤天下之不宁的忧惧，遂着手灭夏。因此，商汤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是商汤灭夏的原因之一。然而商汤是否因忧天下之不宁而起灭夏之心呢？如前所述，吕览并非史书，其历史记载经过了文人艺术加工，具有虚构成分，无法完全等同于历史。它在结构上往往采取先提出论点或命题，然后依次引述一至数则故事加以论证。必须结合上下文方能合理理解文意。慎大首句：“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随后商汤灭夏论证了贤主如何于安思危。在此叙述目的驱使下，作者可能是为了论证而对汤的心理进行艺术创作，过度强调其忧惧。除慎大外，其余典籍均未提汤修德

8、。而实际上,夏朝被商朝所灭是由“桀无道和汤修德两方面原因促成的，缺一不可。典籍之所以不提此事,是古代编年体史书在体例上的缺陷所致。古代编年体通史以年系事,按国别分类。在述一国之事时，不提他国之事。这种体例能够反映出历史演变的连续性，但却无法完整和多方位地记叙历史事件,难以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及其发展整体面貌。如帝王世纪在夏朝部分只述夏朝帝王之事，任何与商朝帝王有关的事均放在商朝部分。即使同一时期的两个人物，只要处于不同国家，就要分而记之。这就容易导致事件分裂,重要原因被忽视。同样，商汤伊尹盟誓也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古竹书和帝王世纪均未载此事。究其原因，盟誓之事发生在商国境内，史书则按国别记载历

9、史。古竹书和帝王世纪均为史书，夏纪不记殷商之事,而殷纪中又遗漏此事。汤誓、慎大、尹至都是以商汤或伊尹为主要叙述对象，其叙述目的促使文献尽可能地详细记载商汤和伊尹的功绩。故对于盟誓这一重大事件不能避而不记。可见文献的性质和叙述目的对载述内容有重大影响。二、文献性质、叙述目的对载述偏重的影响以及不同性质文献的特点不同典籍对同一事件的载述，其偏重多有不同。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汤誓、古竹书、帝王世纪、慎大、尹至相关篇章的字数进行统计。分析商汤灭夏的肇因、前期准备、过程各部分所占比例，一窥文献性质和叙述目的对载述偏重的影响。各篇章字数表明，商汤灭夏记载最为详细的是慎大和帝王世纪，其他记载相对薄弱。其中尹至

10、有简五枚，廖名春先生统计为154字。笔者经重新统计，尹至共计152字,又合文三,缺文一。诸典籍按照各自的叙述目的选择载述内容，展现出不同性质文献的特点。从肇因所占比例看，它在帝王世纪、尹至和古竹书中所占比例较大，均在一半以上。帝王世纪和古竹书所记肇因，几乎全部文字都是陈述桀无道的表现，尤以桀纵欲享乐为最重。但对战争的前期准备和过程则记述简略。几十个字简单交代商汤灭夏的时间、地点、过程和结果，不免有草草结尾之感。从文献性质和叙述目的上看，两部典籍均为史书。二者以大篇幅着重记述夏朝灭亡的肇因，却简略叙述战争过程。原因在于史书类文献对探究事件因果关系的重视。这反映出修史者的叙述目的正一代之得失。侧重

11、记述事件的肇因，鉴前人之成败得失，使后来者能够见善而从,见不善则避之。“鉴戒意涵不待言宣。但史书中并无专门文字表述这些鉴戒意涵，需读者自行体悟。尹至是清华简的重要篇章，自出版之日便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学者将清华简与尚书匕瞰，断定其体裁属于今传本尚书中的商书。由此确定尹至也具有记言类史书的性质。其内容主要记载伊尹间夏归来与汤的对话。通过伊尹的话语反映夏民对桀之无道行为的怨愤，从而突出伊尹间夏的功劳。不仅如此，尹至述战争过程的文字比例也很高。并且特别提到挚度挚德不僭，将战争的胜负与伊尹的谋略、德行相结合，为他书所未见。然，伊尹虽为灭夏的功臣，但尚不至功高盖主。真正的君主是商汤，商汤也修德行、施谋略，

12、缘何将功劳全部归于伊尹而非商汤？此处体现出尹至的叙述目的一铭记伊尹为灭夏所作的贡献。尹至中伊尹盖过商汤成为故事的主角，在主角、配角的置换中，尹至有意突出伊尹的史家笔法非常明显。结合其叙述目的，我们大胆推测尹至是后人追述伊尹功绩、赞扬伊尹之作。篇末帝曰之帝，是指已即位之汤，进一步肯定尹至为后人追述之作。由此发现，记言类文献与史书类文献不同，其目的往往不在记述历史，为政治和人生提供借鉴”。而在于强化统治者权威,或是铭记个人功绩。且主人公单一，依据叙述目的、围绕唯一的主人公选择所记内容。除记述肇因、前期准备和战争过程外，慎大篇尾还有大量评论性文字,也是比例最大的部分。评论主要包括推测夏桀被俘后的心理

13、、商汤灭夏的后续发展、总结文章论点等。慎大以第三者的口吻推测夏桀败绩后的心理。不可正谏，虽后悔之,将可奈何？也表达了作者对此事的观点。无独有偶,史记对此也有论及：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二者所记截然相反，均是结合人物处境的合理想象，塑造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夏桀。由此更加证明史记与吕览均具有文学创作的性质。慎大还记述了商汤代夏朝天下的后续发展。汤立为天子,夏民大悦，如得慈亲这段陈述使叙述更加全面，更有助于引出全篇的另一个结论：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另外，慎大在叙述事件时多运用概括性语句，”采用的是紧缩的方式。干辛任威杀彼龙逢众庶泯泯大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几句

14、话概述出大臣、民众、奸佞、桀本人各自的状态。虽然全面，但体大而周，往往失之不详。因此，政书类文献的特点是：对事件肇因、过程和结果概括紧凑、全面，但失于不详;虽具有众多叙事因素，但重点仍在于论，明确表达出叙述目的和教化意义。三、结论结合文献的性质和叙述目的，分析商汤灭夏史实载述存在差异的原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文献典籍只要具有不同的叙述目的和性质，其载述偏重就可能产生差别。史书性质的帝王世纪、古竹书，它们记录历史的目的是正得失。故从宏观角度综览全局，着重记载事件肇因。政书性质的慎大，其目的是论证贤主要于安思危。故全面概述事件，论说文字占很大比重。记言性质的汤誓，其目的是商汤说服商民全力讨伐

15、夏桀，故站在商民的立场上陈述。尹至是为歌颂伊尹的德行和功绩，故大篇幅叙述伊尹话语、甚至过度夸赞伊尹功绩，略述其他。因此，学者在考辨史事时，对文献的性质和叙述目的需有所认识。须知，略写的不一定次要，详写的亦不一定重要。辩明真伪，方能重现史实。其次，通过不同文献中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可以窥见不同类型文献的特点。史书类文献偏重叙述事件肇因，探寻因果关系，具有戒鉴意涵;政书类文献偏重全面概述，缺乏细节，论说部分比重甚大;记言类文献往往以强化统治者权威或铭记个人功绩为叙述目的，主人公数量单一。详记有助于塑造主人公形象的内容，无关者则较少论及。最后，不同文献间的传闻异辞，学者往往希望藉由文献的相互考订，辩明典籍真伪及讹误之处。如清华简的发现便有望解决尚书、逸周书等悬疑不决的问题。除此以外,流传于各朝代的不同版本的记载应当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世谱。那些差异较大甚至彼此矛盾的记载，可以将其视作不同系统、各自独立的载述，论述。那些差异细微的记载，如商汤灭夏类，可以逐渐丰富整个事件，形成全面、完整的历史记载。这种多样化实际上也正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