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宁波帮与海洋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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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海洋文化领域，宁波都是个不可或缺、特色鲜明的存在。河姆渡遗址的考古证明，早在7OOO年前，宁波先民就已懂得制木为舟、刻木为楫，开始了水上航行，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料，开拓对外交流空间。1982年,在渤海湾海底发现T牛侈口陶釜。这种陶釜，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一带的史前文化中均未见到，但与河姆渡遗址发掘出来的陶釜类同。它表明宁波先民曾经到达渤海湾，其远航能力可称当时之最。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海洋文化正是由河姆渡人肇始的，宁波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海洋文化，通常定义为人类依赖、征服海洋生活的一种文化方式。有人认为,海洋文化的核心是航海能力与造船水平，倘若此说成立，那么古代宁波人对于海洋

2、文化的贡献尤其卓著。西周时期，宁波工匠已能制造木板船，并从宁波古港出发，沿海岸北航，然后溯河而上，抵达周都镐京。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载的“成王时于越献舟。前些年宁波出土的战国铜器上，有羽人竞渡纹饰，更是当地人民以超凡的勇气和先进的船只征服海洋的珍贵物证，甚至可以看作当时海洋文化的结晶。唐代的宁波（明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成为中日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宁波海商驾驶着自己制造的大船，从明州（望海镇）放洋，用三昼夜时间横渡东海，到日本的值嘉岛那留浦，再进入博多津;返回时由日本太宰府鸿胪馆启程至值嘉岛，历经四昼夜横渡东海，抵达明州（丹石番）港。这在1200年前决非易事，指南针尚未发明，完全听天

3、由命，任凭大洋环流和季候风带往目的港。在这样的生死搏斗中，宁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航海家、造船家，其代表人物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等人的业绩，甚至记载于正统史书。被称为“唐商团”的李邻德家族，曾在明州港与博多津之间往返百余次。张支信则是中国航运史上公认的大航海家、造船家，以日本肥前松浦郡港为基地经营海运业，参与其事的有37人。而李延孝商团更是多达43-63人,活动于明州港和值嘉岛。北宋宣和五年(1123),宁波工匠奉宋徽宗旨意，建造了两艘“神舟，与六艘客舟一起从镇海起碇出使高丽。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称：“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大橘高十丈、头橘高八丈，可载二千斛粟。而神舟的长、阔、

4、高、大、人数及器用什物，皆三倍於客舟也；在海上航行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稿首，屈服蛟螭，所以晕赫皇华，震慑夷狄，超冠今古。书中还明确提到，神舟航行时使用了指南浮针。这是目前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最早记录之一，比1180年英国的奈开姆记载要早数十年。由此可见，当时宁波人的航海能力与造船水平，足以傲视寰宇，独占鳌头，有力地推动中国海洋文化走向世界颠峰。不过，按照笔者理解，更倾向于把人类在依赖、征服海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非物质、形而上的精神品格视为海洋文化的核心。黑格尔断言海洋文化是使西欧区别于东方诸国的文化特征，显然也是着眼于冒险，进取”等搏击大海的精神品格，认为这是西方的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

5、。毫无疑问，黑格尔的这一结论是偏颇的，反映了如此博大精深的学者也对中国极其无知。其实，至少在外出谋生的宁波帮身上，海洋文化是鲜明而又突出的。他们在征服海洋，海洋也在陶冶他们，天长日久，凝聚成一种生活方式。具体表现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四海为家黑格尔的上述结论，是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与海洋无关的误解，他在历史哲学中声称，对于东方人来说，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无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应当指出，连中国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费孝通关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论断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中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安土重迁，不轻易离乡,更不敢漂洋过海。但

6、事实上，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个性相当复杂。就沿海地区特别是宁波而言，人们早就形成了四海为家、落地生根的习惯。宁波三面际海，又有天然良港，“靠海吃海者古往今来不知凡几，其中尤以宁波商帮为最。据南宋宝庆四明志统计，当时明州共有民船7619条由此推算，靠海洋生存的人数以万计。而海洋的浩淼无际与常动不息，养成了宁波商帮豪荡的心胸，他们不依恋于乡土的一草一木，也不满足于一时一地的成就,总是乐呵呵地背井离乡，成群结队前赴后继，只要有利可图，不管天南地北,敢认他乡作家园。他们还以城市为跳板，北上、西进、南下，从城市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祖国到异国，随处都可见甬人经商的足迹。光绪堇B县志风俗称他们四出营生，商

7、旅遍于天下，如杭州、绍兴、苏州、上海、吴城、汉口、牛庄、胶州、闽、广诸路，贸易甚多。或岁一归，或数岁一归。甚至东洋日本、南洋吕宋、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这就是清末民谚“无宁不成市”的由来。总之，黑格尔所谓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论断，对于宁波商帮是大谬不然。他们四海为家，追逐利润，只要能有一片落脚的土地，便可以落地生根，并很快焕发出旺盛的生机。生活在海外的宁波帮，甚至引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注意，邓小平于1984年明确指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o不言而喻，正是与海洋的积极关系,促使宁波帮养成了四海为家的文化品格，从乡土社会走向城市,

8、走向异国。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在宁波没有市场，连家庭妇女也热情地支持丈夫出门做生意“。请听宁波民谣小白菜：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上海末事带进来，邻舍隔壁分点开。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廿元廿元带进来，介好丈夫哪里来？敢于弄潮西方人一直以为，进取、冒险的海洋文化是他们的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中国人不具备这样的精神气质。其实，同在汪洋中的一条船上，国别或人种绝不是什么决定因素。长期在惊涛骇浪中搏击奋斗的宁波帮，早已铸就了恬风波而轻生死”的精神气质。所以，当他们置身于同样险恶的商海，同样敢于站在涛头,积极弄潮，争创第一的观念格外强烈。当五口通商，西潮东卷，资本主义新型商品经济汹涌而入

9、时，出身内陆、以传统文化为本的徽商和晋商，都因无法适应而衰败没落。宁波帮则紧紧抓住国门洞开的历史机遇，顺应潮流，立于涛头,以积极奋进的姿态应对挑战。他们不怕冒险，创新求变，他们或用渗透法，或用转轨法，或不惜新立门户，终于成功地超越传统，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型。譬如在金融界，宁波钱庄原先略逊于山西票号,晋商抱残守缺，拒不改革;甬商却主动去吃第一只螃蟹，参与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组建并掌控实权。发展到1935年，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其中47家由中央和地方当局开设，余下的IOO家商业银行中，由宁波人独资经营的11家，为主经营的13家，参与经营的28家，占据了半壁江山。反观山西票号，却已灰飞

10、烟灭。宁波帮不仅锐意改革，超越传统，而且敢为人先，勇于开拓，以浓郁的兴趣和超人的胆略，涉足西潮东卷所带来的新兴行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如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现代金融业，均为宁波帮捷足先登。其他的新兴行业如钟表眼镜行、印刷出版业、电影娱乐业和电灯、电话、煤气、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也是他们率先投资，创下了许多第一;宁波帮在经营活动中常领风气之先，其冒险、进取的海洋文化品格并不输于西方人。风雨同舟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是海洋文化的经典特征之一。凡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都知道团结互助的凝聚力是战胜困难的法宝。旅居在外经商奋斗的宁波帮也深明其理。上海四明公所在1874年、1898年的两次血案，是他们最早、最

11、有影响的出色表现，也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人民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第一次民气压倒洋气的胜利。稍后，虞洽卿眼看沪甬之间的海上交通长期被外国船公司垄断把持，不断提高票价，大肆盘剥，而且颐指气使，虐待乘客。于是他挺身而出，发起创办宁绍轮船公司，投入宁绍、甬兴两轮与之竞争。外商自持财厚势雄，竟将票价由1元跌至02元,企图挤垮宁绍公司。这时，宁波旅沪同乡会毅然伸出援手，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捐集现洋IO多万元给予贴补;而沪甬两地的宁波人，情愿多花钱也要乘坐宁绍轮。宁绍公司成了以华商名义，使用大型轮船，面对外国侵略者强大竞争压力，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轮船企业。在沧海横流的时代，正是风雨同舟

12、的海洋文化支持宁波帮度过了一次次危难，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得以立足和发展，其团结互助的力量尽人皆知。所以堇P县通志称: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大海航行，需要大家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更需要舵手审时度势，临机应变。梯山航海的冒险生涯，培育了宁波帮性机警，有胆识”的特征，表现在经营之道上，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调查研究市场状况，在掌握和分析了大量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以敏锐的眼光和超人的胆识，抓住机遇，果断地作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策，不仅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会财力陡增，事业腾飞。1980年，包玉刚跃居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船王。但是，正当这如日中天之时,他以其独到的警觉发现了兴旺背后

13、的泡沫，预见到世界航运业即将衰退的趋势，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弃舟登陆。他以低价卖掉了手中的大部分船只，甚至不惜拆卸超级油轮作为废铁出售。而第一个猎物竟是没人敢碰的英资怡和系的九龙仓。包玉刚奇迹般地在三天之内调集了21亿元现款，使他手中的九龙仓股权增加到49%z成功地控制了香港最大的码头和仓库，开始建立其庞大的陆上王国，从而避免了上世纪80年代世界航运业大衰退的沉重打击。正是这种弄潮儿向涛头立的雄胆伟魄，托起了宁波帮的历史丰碑。守信如潮汪洋大海，尽管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然而潮起潮落，恒久不变，准时涨潮,准时退潮，永远为依赖、征服海洋的人们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和便利，于是有了守信如潮的海洋文化。这对宁

14、波帮的影响也至为深远，使他们意识到诚信是利益追求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没有诚信，正常交易就无法进行，市场经济就难以维系，商业变成了欺诈的代名词，诚信应当贯穿于经济生活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因此，诚信是宁波帮最为看重的品格，恪守诚信为本的原则，讲求诚信待人与诚信立业并举。清末民初，中国有一种不同于官府邮驿机构的民间邮机构民信局,又称信局或民局，业务遍及海内外。当时社会上有票号是山西人特有，民信局为宁波人独占”的说法。而宁波帮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凭守信如潮。诚如潘子豪在中国钱庄概要中所言: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佳，凡一经民信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

15、偿。又据宁波金融志记载：“长期以来，宁波钱庄业握经济之枢纽，居社会最重要之地位，各业需款多有钱庄融通，其对象主要介乎商人与商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批发商，平时以信用方式有信用码头多单码头之称。也就是说，正是凭借良好的信用，宁波的钱庄业才能做大做强,才能称雄于金融界。再如宁波帮支柱之一的西服业，红帮裁缝也始终以诚信作为立身之本，越是重质量，就越是重然诺，他们宁可拒绝十次，绝不食言一次，宁可赔本道歉，也绝不让一件次劣商品出门，他们就是靠一诺千金赢得了大批订户和订单。即使在生活、行为方式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当代国际社会中，众多的宁波帮仍然认为人无信不立，应当守信如潮，这在商业道德上关系很大。作为意识形态的海洋文化，也许是宁波帮数百年来不封闭、不保守、纵横于中外商界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至少是宁波帮精神中的重要因素。当今社会，种种原因促使人们越来越热切地关注着蓝色的海洋。那么，宁波帮与海洋文化的关系就更应关注，以便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