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文体探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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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文体探璇王齐洲（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诸子略小说家共著录小说作品15部，是中国正统史志著录小说作品之始。根据这15部小说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将其分为5种类型。一类是“说”体小说，包括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和虞初周说。一类是“子”体小说，包括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和天乙。一类是“术”体小说，包括待诏臣饶心术和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类是“事”体小说，包括周考和臣寿周纪Q一类是“言”体小说，即百家。这五种类型的小说不仅代表了先秦至西汉出现的小说的主要文体类型，而且规范和

2、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后来的发展，实有深入探讨之必要。前人很少从小说文体类型关注汉志小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笔者不揣博陋，尝试加以探讨,不妥之处，恳望批评Q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的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和虞初周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书名都有一个“说”字。而先秦和西汉诸子的文章，在刘向、刘歆等整理成专书之前，一般都是单篇流传，这不仅有传世文献记载，也为近年出土的大量战国楚竹书和西汉文献所证实。这些小说之所以以“说”命名，是因为它们都是说体文。而“说”作为古代的一种重要文体，几乎不需要论证。晋人陆机在文赋中提到10种代表性文体，分别是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说”为其

3、中之一。梁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有论说篇分别讨论“论”与“说”两种文体。这就足以证明，“说”是古代一种重要文体。不过，“说”体文并不是一种很古老的文体。人们通常所说的尚书“十体”，包括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并无“说”体。古文尚书有说命但此“说”为傅说，是人名，说命乃傅说之命，“说”并非文体名“说”作为文体名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庄子天下云：“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

4、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1067-1069庄子所称道的古人之“备”，是指西周完备的礼乐制度；他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就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即春秋战国。礼乐完备的时代，正是言论统一的时代；“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言论失控的时代。统一时代的言论都是“经”，为统治

5、者所发布，国家奉为常法，民众必须遵照执行；失控时代的言论都是“说”，散在众口，孟子称之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土横议”2456,庄子所谓“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11082o春秋战国时代，圣王（天子）已经没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威，其言论也就无足轻重。而说士们“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私人言论著述蔚然成风。诸侯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不仅注意倾听这些说士们的声音，而且礼待他们，甚至给以高官厚禄，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正如荀子所言：“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

6、，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辩）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辩兀故期、命、辨（辩）、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3422荀子法后王，此“王”即指当时诸侯。“王业”所用之“大文”从典、谟、诰、誓到期、命、辩、说，这种变化不仅是文风的变化，文体的变化，更是一场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在这场社会政治变革中，辩说的作用越来越被社会所认识，辩说之士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说体文自然也大行其道。笔者曾撰文探讨过说体文的产生，指出：“说是在言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和社会手段被人们普遍重视的条件下由兑孳乳出的一个新概念；它的基本义项为愉悦、开解、言说三义；先秦诸子把说通

7、用为悦，表明他们对言说活动的喜好和重视；而在说的基本义一一言说义上，前期诸子多用为比较单纯的言论义，而后期诸子则多用为辩说义和学说义，这不仅反映出言论作为社会手段和知识形态的迅猛发展，而且反映出各种言论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当说和某一类知识形态和言论方式联系在一起时，说作为文体概念的条件也就成熟了。”4364在战国中后期，不仅有了对说体文的认识，有了说体文概念，也有了明确标示说体的文本。如商君书有说民，庄子有说剑，墨子有经说，列子有说符，韩非子有说林八说内储说外储说，吕氏春秋有顺说等等，证明说体文在这一时期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已经成熟。从文体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借用墨子对概念层级的划分方法,以加深对

8、说体文的理解。墨子经上云：“说，所以明也J5315以为“说”的目的是明确所说内容的意义，尤其是对经典的解说更是如此。墨子经上又云：“名，达、类、私5315这里的“名”指概念，而概念可以分为“达”“类”“私”三个层级。就说体文而言，“达名”为“说”，“说”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一切言论著述；“类名”为“说”，“说”指以辩说为特征的言论著述；“私名”为“说”，“说”指以“说”名体的文字著述。说体文具有解说性、譬喻性、夸饰性、情感性和灵活性等文体特征，其要旨在于解说经典，而不在讲说故事，即使讲说故事，其目的仍在说理。先秦诸子往往托古言道（理），各有经典，“述而不作”“上说下教”。如孔子“从周”，墨

9、子“废周道而用夏政”，老子倾心于“小国寡民”，都“未尝离事而言理”61,可视为“达名”之“说”。不过，孔子与老子时代，大家各自为说，并无党同伐异倾向，孔子学礼于老子的传说，以及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种本子均无今本老子否定孔子思想的言论，证明辩说之风在春秋末期还未形成。辩说之风兴起于战国，纵横家的辩说是最极端的例子。这种以“辩说”为特征的文字，即是“类名”之“说”。庄子外物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925荀子正名篇也说：“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3429他们所称“小说”或“小家珍说”就是指称那些不符合他们理想学说的其他诸子学说。先秦诸子在对说体文尤

10、其是对辩说之风的认识中产生了“小说”观念，这一观念虽然主要是价值判断，但也隐含有文体判断。汉代学者对小说家的认识和关于小说的观念，既与先秦诸子对说体文认识的影响相关联，也与汉代社会的特定文化环境和文章发展相关联。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发展和文体姬变，可以从这里找到思想源头和文体依据。而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的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这些以“说”命名的作品，则是“私名”之“说”，也是汉志小说中的正格。虞初周说更是可以作为汉志小说的代表，其作品总数达943篇，占汉志著录小说作品总篇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故后人有“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之说。具体来看，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前三部可能成书于

11、汉之前，后两部则成书于汉武帝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某一著作或某一学术进行解说，符合说体文的特征。考汉志以“说”名体者有三类：一类为解说儒家经典者，归入“六艺略”。如“六艺略”有解说鲁诗和韩诗的鲁说和韩说；有解说明堂阴阳的明堂阴阳说；有解说孝经的长孙氏说江氏说翼氏说后氏说安昌侯说；有解说论语的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燕传说。一类为解说诸子学说者，其中解说荀子者归入儒家类，解说老子者归入道家类。如辩难（辩难是别一形式之解说）荀子的有虞丘说，解说老子的有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其他诸子汉志未著录有解说者。一类为解说其他道家学说者，归入小说家。如道家有伊尹鬻子黄帝四经，小说家有伊尹说

12、鬻子说黄帝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说”受到重视，自在情理之中，故解说儒家者不入小说家，而入六艺或儒家。汉初推崇黄老之学，道家亦尊宠一时，故不独老子有多家解说，其他道家亦多有解说者。老子为可靠文献，道家尊之为道德经，故其解说可自成家，汉志仍在道家著录。而伊尹乃集合道家传说而成，本与儒家之说不合，亦不如老子之有系统条理，其解说者伊尹说只能是道听途说，不本经传，故伊尹说被列入小说家。汉志著录时注明：“其语浅薄，似依托也。”71744也证明了上述判断。鬻子本是传为周文王之师的楚国先祖鬻熊著述，汉志已将其与伊尹一起著录于道家之中，而解说鬻子的鬻子说班固注云“后世所加”，谓其来历不明

13、，缺乏理论质素和历史依据，故列入小说家。至于黄帝说则是为解说黄帝四经而作，班固注云“迂诞依托”，也够不上诸子“九流”的水平。黄老之学本来盛行于汉初，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帛书就有被学术界认定的黄帝四经（包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说明了汉初人的喜好。但武帝之后，儒学昌盛，黄老道家衰落，司马迁五帝本纪论赞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854黄帝之言已在“其文不雅训”之列，黄帝四经自然不受欢迎，解说黄帝四经的黄帝说就只能列入小说家了。这样看来，汉志著录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入小说家，反映出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已经衰落、西汉后期学者对它

14、们评价偏低的客观事实。汉志小说家收入大量黄老道家之作，“然亦可明道家小说家一本矣”9161。而从文体的角度看，说体小说既有说体文的一般特点，同时也具有“其语浅薄”和“迂诞依托”的文体特色，也就十分明晰了10561-565o至于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封禅方说和虞初周说，则继承了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其语浅薄”和“迂诞依托”的文体特色。封禅本来只是传说，儒家的说法既不系统，也不一致，这便为方士提供了解说封禅方术的空间，封禅方说因此而生。史记封禅书便云：“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仿）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

15、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臼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细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81678因此，武帝封禅的仪礼、器物和方法多采用方士的意见，亦即所谓“封禅方说”。封禅方说不能归入任何一家学说，且“其语浅薄”“迂诞依托”，自然应该列入小说家类，从而成为武帝时期“说”体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虞初周说是武帝方士虞初所撰。虞初，汉志班固注曰：“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颜师古注：“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71745史记封禅书载：“（太初元年）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81683证明虞初以方术参与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治外交活动。张衡西京赋云：“非唯舐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宴俟宴储。”薛综注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又云：“持此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