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依赖理论与乡村草根组织的健康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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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在“现代化”“商品化”“世俗化”日益成为主要支配机制的农村，一股新生力量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引人注目，即由农民自下而上成立的乡村草根组织。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实践表明，乡村草根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既依赖于乡村社会的需求强度、资源存量，也依赖于外界环境的友好程度和资源输入程度。依据资源来源的不同，可以将乡村草根组织的发展分为社会选择、市场选择、政府选择三种模式，乡村草根组织必须清晰判断自身的资源禀赋,努力聚合社会资源，积极善用政府资源，充分发掘市场资源，方能实现自身的培育和生成。（关键词）资源依赖，草根组织，蒲韩乡村社区，社会资源，政府资源，市场资源一、引言乡村草根组织的发育程度

2、是衡量乡村社会自治与活力、衡量村民公民化进展的重要指标之一（1）O然而，在乡村草根组织的研究中，研究者的视角大多集中在草根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角色方面，将大部分的热情集中在村民自治对民主政治1展的效用方面，较少关注乡村草根组织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较多关注草根组织生成后对农村扶贫、女性成长、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等方面，较少关注乡村草根组织生成前的培育与成长。所以，对乡村草根组织生成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在既有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乡村草根组织培育和发展的动因主要有：抵御商品经济的风险，寻求组织力量的保护；乡村草根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愿望；传统文化诱发农民内心组织起来的源动力；政府有选择性的政策引

3、导；传统民间组织法律地位的缺失等。也就是说，乡村草根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主要有三种动因，即学者的试验、政府试点和村民自发。相较于村民自发，前两种模式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民的主体性，不利于拓展村民参与空间。第三种方式尽管带有试错性,但它更具有尊重农民意愿、服务农业生产、村民充分参与的比较优势。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三种即农民自发成立的草根组织。蒲韩乡村社区（以下简称社区）便是典型的农民自发成立的基层草根组织。它位于山西南端永济市，其服务范围辐射蒲州和韩阳两个乡镇。社区现拥有全职会员48人，男性占15%,女性占85%。目前社区分为3个板块，18个部门，其中公共服务板块下设8个部门，聚焦于儿童教育

4、、乡村文化娱乐、居家养老、村庄建设等内容，力图促进社区在文、卫、体、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提高与改善；经济发展板块下设7个部门，通过充分挖掘社区内部经济资源，以合作的方式发展社区经济，提高会员经济收入，其盈利所得也为公共服务板块提供支持；支持保障板块下设3个部门，其功能在于协调社区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健康有序运转。本文对乡村草根组织生成分析的理论基础是资源依赖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资源依赖理论，是组织理论学派中重要的流派之一。尽管这一理论最开始被用于解释经济市场中企业之间竞争的态势和策略，但在社会网络化连结特征日益明显的今天，资源依赖理论的理论假设、理论基点、解释力和影响超出企业

5、类组织领域，拓展到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更加广泛的组织场域中(2)O二、蒲韩乡村社区生成过程中的资源依赖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组织是一个利益集合体，生存是组织的首要使命，组织所拥有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决定了组织的实力和竞争力，但组织内部无法解决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唯有通过与环境的互动，采取竞争、联盟、嵌入等策略来获取所需的资源(3)o因而，不管组织规模大小，组织目标如何，组织技术高低，资源的获取、转化、使用、存储都是其生成过程中重要的活动内容。(一)聚合社会资源：以草根精英为主导超越资源的公私界限蒲韩乡村社区起源于1998年郑冰夫妇在自家农资店进行的技术培训活动。1998年，时为民办乡村

6、小学教师的郑冰，空闲时帮忙打理其丈夫开设的农资店。她发现多数农民购买化肥农药时，不太了解农业技术和实际生产需要，仅仅根据其他乡亲的说法盲目购买和施种。为了吸引顾客，增加农资店收益，郑冰专门邀请农技专家为村民讲授农业种养殖技术。前期的技术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农民对技术知识、信息的需求更是与日俱增。为此，1999年元旦郑冰辞去了教师工作，专心做农民技术培训。从那时起到2001年的两年时间里,她每隔两个月都会自费组织一次科技讲座。由于参加技术培训的多为女性，郑冰周围逐渐凝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乡村妇女，她们成为蒲韩社区成立的第一行动群体(人力资源）。2001年，经常聚集在一起参加技术培训的妇女们又

7、产生了跳舞的想法。郑冰发动寨子村跳舞积极的妇女骨干们，两到三人包下一个村，教其他村的妇女跳舞。利用农业技术培训在周围几十个村庄打下的群众基础，跳舞活动逐渐从寨子村扩大到周围30多个村。跳舞等文娱活动把乡村妇女从家庭的私域拖拽到村庄的公域，引领她们尽情地展示和释放自我，从而塑造了她们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变了她们的精神面貌。于是，2002年她们商定成立了寨子村妇女协会。妇女协会的成立，促使妇女文化娱乐活动更具组织化、常规化和制度化，活动的形式日渐丰富，从跳舞到演讲赛、辩论赛，再到小品、相声、知识竞赛、剪纸比赛等。随着活动的增多，妇女协会对活动经费的需求也增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协会采取了多种办法：一

8、是郑冰主动将自家的农资店无偿转归协会所有，盈利所得中除了会员分配之外，其余的均充当活动经费；二是会员自筹；三是发展经济项目，2002年前后协会根据自身的资源情况，先后尝试开设了蒸馍坊、涂料厂、养鸡场、有机农产品等多个创收项目。同时，倚借当地的旅游市场，协会组织妇女在农闲时缝制布娃娃、布袋子等乡土手工艺品在旅游景点销售。然而，在文化娱乐、经济创收过程中，普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她们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技术瓶颈。例如，在农业种养殖中，如何科学施肥用药和管理？在缝制手工艺品时，如何才能将传统的剪纸技艺转变为实在的手工艺成品？在蒸馍坊和涂料厂探索中，如何才能提高产品的质量？类似问题还有很多。为了解决协会对知

9、识技术资源的需求，郑冰带领乡村妇女进行了多种努力。一是从农村内部发掘种养殖能手，让他们给村民传授其在种养殖实践中习得的经验教训。二是邀请村庄内部退休返乡的工人、教师等精英加入协会或是参与协会的活动以发挥他们的专长。三是以老带新传帮带，邀请村内身怀剪纸技艺、纺纱织布技艺的老人们为协会的年轻妇女传授剪纸方法、织布染布方法等，保证了手工艺项目的顺利运转。四是组团外出考察。为了实施千亩生态园（有机苹果项目），郑冰率领协会的部分骨干成员专程赴河南南街村考察取经；为了实施村庄垃圾回收项目，协会骨干自费去陕西蒲城考察学习。五是自主学习。郑冰以寨子村为试点，带领妇女成立了28个学习小组，每四人为一小组，每组订

10、阅一本农家女杂志，相互传阅。学习的内容贴近妇女生活，主要包括农业科技知识、农村传统文化、涉农法规政策等。由此可见，在乡村草根精英的主导下，乡土社会的各种资源不断集聚和再组合，支撑起了乡村草根组织的培育和生成。那么，这种以精英主导的超越资源公私界限的资源聚合模式何以能够成功呢？从寨子村妇女协会的经验中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原因：首先，草根精英有知识和文化。郑冰是初中毕业,曾经当过小学教师，其父亲是前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她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家庭的影响使其知识阅历相比同龄的村民要高出很多，作为一位文化人，自然成为村民眼中所信服和依赖的对象，故精英选择有了群众资源基础。其次，大多数草根精英都有超出私人利益的

11、抱负和理想。郑冰对于乡村建设、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有建设乡村、提高村民综合素养的意愿。如她主张对于农民而言，传统乡村文化要优于城镇文化，农村应该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自信；针对协会的发展，她主张做小做好而非做大做强；针对新农村建设，她建议恢复古香古色而非大破大立等。再次，草根精英关系资源丰富。郑冰夫妇将原本属于自家的农口丫店划归协会所有，她个人通过参加各种活动结识了诸如杨团、温铁军等专家学者，认识了香港宫廷贸易公司负责人等企业领域人员，这些个人资源都被转化成为协会培育和发展的公共资源。最后，乡民有着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在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的人才、物资等资源不断地输入

12、城市，而农村自身则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人力不足、公共服务匮乏、公民权利虚置等诸多困境。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农民的利益主体意识、政治主体意识日益提升，自治诉求亦不断增强。他们要求享有自由发展经济的权利、平等待遇的政治权利、公平公正的社会权利等(4)o巨大的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需求，促使广大乡民愿意走上资源聚合的自主发展之路。(二)善用政府资源：从行政依赖到密切合作合法性资源是我国草根非政府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是草根组织无法回避的政治社会环境要求(5),这也成为学者们关注和探讨的焦点。例如学者赵秀梅以“自然之友”等草根组织为例，指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环境下，草根组织应该采取自我克制

13、、限制组织规模、利用政府资源实现组织目标等策略，通过倚借行政权威增强自身组织合法性以及利用自身领导人的私人关系来影响乃至介入政策议程和监督政府行为(6)o社会组织的合法性由两个部分组成：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分为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内部合法性由组织合法性和成员合法性两个要件构成。与其他草根组织一样，蒲韩乡村社区在成立之初也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资源困境，致使组织游走在政策法律的缝隙中而艰难前行。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村民的不信任，协会的推广和扩大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合法性困境。“我们去各个村庄宣传协会的时候，村民们要么认为我们是骗子，说哪有免费培训还有分

14、红的好事，要么认为我们是传教的。我还遇见过村民报警的，派出所的人来了也问我们是干啥子的。为此,让我们哭笑不得,刚开始确实很难!”（引自访谈记录ZZC26,被访谈者ZCP,女，29岁，寨子村人，2012年7月8日）二是法律的不信任。妇女协会的成立源自于会员的契约和商定，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且，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它也不具备登记注册的条件和资格。所以，在法律上协会处于一种非法存在的状态，协会在与经济组织等主体签订的经济契约缺少法律保障。三是当时村“两委”等“官方组织”的不信任。“20022003年，我们组织村民进行土地集体化运作栽种苹果树的时候，需要在田间地头打深水井，要将电缆设备从村供电房

15、接到地头，但是村委会以非法土地流转为理由极力阻止我们打井。最终，实在没办法就花三倍的钱从邻村接入电源完成打井工作。他们还让村里的一些家族联合起来，抵制协会的生态家园项目，拒绝缴纳村庄公共卫生清理费用（每月2元）。更气人的是，他们还组织了不同人数（规模）的上访群体多次以多种理由到镇里、市里和中央告我们的状,就是想叫政府把我们灭了。”（引自访谈记录ZZC26,被访谈者ZCP,女，29岁，寨子村人，2012年7月8日）为了获得合法性资源，成立之初，协会积极探索与政府合作，充分利用政府资源。一是致力于村庄公共事务，为村民谋福利，从而获得村民的信任与接纳，不断积聚社会合法性，并用社会合法性来弥补法律和政

16、治行政合法性的不足。例如，除了技术培训和文娱活动之外,协会成立村建理事会，带领村民修路通渠，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组建生态家园理事会，引导村民修建生态厕所，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并在居家互助养老、儿童教育等方面提供多种服务。二是主动寻求政府帮助，以“政府帮手”的角色获取官方的政治认可。在村民技术培训活动中，协会积极向市、镇农业部门求助，市农业局、水利局、科技委等部门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派遣相关的农业水利技术人员免费给协会的农民讲授农业知识技术信息，并赠送了一些科技宣传资料和电脑等设备。在跳舞活动中，协会找到当地妇联组织，希望妇联能够对她们的跳舞予以指导，市、镇妇联看到农民们对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如此向往便欣然答应，先后派遣多名专业老师到村里教妇女们唱歌跳舞，并协助协会组建了自己的秧歌队。在市妇联的推荐下，协会的妇女骨干先后到省妇联接受免费培训，并到全国妇联下属的“农家女学校学习。当地政府将协会视为一项样板工程，在市计生委、妇联等政府部门的推动下，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彭云到寨子村视察，并在那里召开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