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雪堂辩诬为观堂辩诬——罗继祖与“王国维之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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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雪堂辩诬，为观堂辩诬罗继祖与“王国维之死”罗继祖著王国维之死罗振玉（左一）、王国维（左二）等逊清朝廷官僚合影。资料图片【述往】学人小传罗继祖（19132002），浙江上虞人。自幼在祖父罗振玉指导下治学。曾在东北博物馆、大连图书馆工作，吉林大学教授。著有辽史校勘记永丰乡人行年录枫窗胜语庭闻忆略王国维之死等，编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一出生就“认识”王国维罗继祖是罗振玉长孙，他1913年在日本京都出生时，王国维也携家眷寓居京都，所以罗继祖一出生就“认识”王国维。在日本京都生活和随罗振玉回国寓居天津期间，罗继祖都曾多接王国维音容。罗继祖说：我五六岁就见过他，一九二三年，他应溥仪之召从上海来北京，到一九

2、二六年这几年间，他每到天津必住在我家，我那时已经十二三岁，至今对他的声音笑貌还留有印象，中等身材,清癖面貌，唇上鬃鬃短须，头垂发辫，戴近视眼镜和瓜皮帽，系腰带，一口海宁话，一般听不大懂。一九二七年校刊王氏遗书时，我十五岁，遗书虽然还读不懂，但却参预了校字之役。（读关于王国维的功过，读书1982年第1期）其实不是“五六岁就见过他”，而是一出生就“见”过的。罗继祖与王国维前后相识并交往的时间有七八年之久，王国维的形象留给后人的是想象，而留给罗继祖的则是印象。加上他参与校订海宁王忠意公遗书，其对王国维的熟悉程度确实非后来人可比。1940年罗振玉去世后，罗继祖积极参与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八种的校写以

3、及联系印制等事，其中后丁戊稿即为罗继祖所编，乙丙等集也主要由其校理。罗继祖与其三姑母即罗振玉三女、王国维长媳罗孝纯也较为熟悉，与王国维子嗣似也有一定联系。大概因为整理编辑罗振玉文集之故，罗继祖较早接触到王国维致罗振玉若干书信，最早初步整理罗振玉与王国维往返书信的应该是罗振玉本人，总数有十数册，他后将其中若干付诸装池，由五子罗福颐保存，1949年夏，罗福颐曾撰简跋，略述其经过。1963年，罗继祖即将辗转获得的160余通王国维书信辑为观堂书札，并交中华书局拟出版，后因故未出。“文革”结束后,罗继祖索回书札，其中118通论学书札先刊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印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1979年8月

4、，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派人到长春罗继祖处寻访王国维遗稿，罗继祖因将观堂书札交付，盖吴泽拟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即将罗继祖所辑悉数收入，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1973年3月，罗继祖开始编纂罗振玉年谱永丰乡人行年录，1976年12月完成初稿。（参见罗继祖台湾版罗雪堂先生全集校读记（上）起初，该稿本及过录本只是寄奉其五叔罗福颐、堂姑母罗守巽、堂姑丈周子美（罗庄之夫）等家人审正。1978年7月10日，罗继祖致信罗守巽云：”行年录重要在后半，如有意见，请提出。侄但据事直说，自问当无曲笔处。”（本文所引罗继祖致罗守巽信，均见于朱松龄编著罗守巽资料选编，2021年1月编者自印本）可见，此书以

5、据事直书为原则。1979年九十月间交吴泽寓目，吴泽认为罗继祖用力甚深，澄清了不少问题。1979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致信罗继祖，表达了出版愿望。1980年年初，上海、南京两地争欲出版此书，最终此书于1980年4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缀一副书名罗振玉年谱。罗继祖起初主张不署撰者之名，但在出版社的要求下署了 “甘孺”之名。书出版后，罗继祖寄张舜徽一册，张舜徽回信说：“极佩叙事审密，无溢美，无浮言，宣传祖德，可颂可传”（转引自1981年1月罗继祖致罗守巽信）这个评价应该是相当高了。因为手握很多书札等第一手材料，故永丰乡人行年录中即多关于罗振玉与王国维关系的叙写。止匕外，有些不宜写入行年录的内容

6、，不妨在私人通信中表达。如关于王国维与罗振玉晚年交恶之事，1978年11月26日，罗继祖致信罗守巽云：王家的事，祖父性偏急，又专听三姑一面之辞，其实王太太这人并不凶狠，不过好听钱妈等人的挑拨，三姑就受不了，以致反目。事后王家对此并无恶感，所以录里也不必补叙。很显然，罗继祖对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其实有很多话要说。不过限于年谱体例，不能过于枝蔓，遂有不少谱外之谈。类似的言论其实已先见于罗继祖1978年10月22日撰成的跋观堂书札（刊于读书1982年第8期）。追溯“逼债”说之非罗继祖发表有关王国维死因的文章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促成他撰文的直接原因是“到目前还有人在刊物上说王静安之死不是殉

7、清而是受罗逼债，岂不可笑”（1981年5月12日罗继祖致罗守巽信）。在罗继祖看来，王国维之死缘于罗振玉逼债之说，乃是因当时逊清朝廷的内部矛盾而杜撰出来的、出于政治目的虚妄之说，为何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有人拾此陈说？关于王、罗晚年交恶之事，罗福颐早在1953年即撰文略述本末，惜未能发表，后来罗继祖述及此事，也大体承罗福颐之说。关于逼债说，罗继祖至少在1982年5月2日已知郑孝胥乃始作俑者。当日他致信罗守巽说：郑海藏以诗出名而非学者，故少为人称道，且其人不纯正，祖父与之始终不协。现知王观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作俑，而为郭沫若等人所信，则其为人更可知，殆所谓政策策士一流。此事自不必与二姑言之，侄在行年录

8、中叙说已明白，将来还有许多材料可写。所谓“政策策土一流”，实际上揭示了逼债说背后的政治阴谋。而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罗继祖的说法尚比较模糊：孝纯为长子妇与继姑有违言，仆媪复从中构之。静安虽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主之，己不过问，与乡人事无巨细皆过问不同。至是伯深卒，静安夫妇莅沪主丧，潘处善后或失当，孝纯诉诸乡人，乡人迁怒静安听妇言，而静安又隐忍不自剖白，乡人遽携孝纯大归。自是遂与静安情谊参商。京津虽密迩，迄静安之逝未再觌面，函札亦稀通矣。伯深服务海关，卒后恤金，乡人且不令孝纯收受。（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罗继祖在此处加按语：“罗、王之隙，外人不知内情致生种种猜测，有谓王女适罗被休，实则罗女适王，

9、因婿死而大归也。静安投湖后，疑窦益启，至有谓逼债致死者。其真情虽王门子弟亦无知之者，何论外人，更何论溥仪。”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弄混王、罗两家姻亲关系，宣传逼债说，罗继祖在此予以回应。颇疑罗继祖在为乡人撰写年谱时，尚未确知逼债说之始作俑者乃是郑孝胥，因为罗继祖在言及逼债说之时，矛头除了针对溥仪，其他就是“王门子弟” 了。直到1982年5月，也就是行年录撰成四五年后，他才知道“王观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作俑”。罗继祖这一节文字对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剖析是中肯的，两个不同性格的人，面对同一件棘手的事情，都没有调整自己的性格,以致近三十年情谊转成参商。同样了解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王国维弟子戴家祥，即对罗继

10、祖行年录中的相关说明表达了认可。罗继祖观堂书札再跋一文曾略引其语云：戴教授从王登明丈手里看到行年录后，写信给我，说罗、王晚年失欢一事，师母潘氏即把所见所闻告诉姨甥赵万里，赵又转告我，与大作翕若合符，无偏无颇，正是史家求是态度。作为王国维弟子，戴家祥的无疑代表了一个重要群体的态度。王国维殉清说的坚守者罗继祖一直坚定地持王国维之死乃殉清之说。行年录于丁卯年记云：年来南势北渐，乡人与同志数辈日忧行朝，以为危于釜鱼幕燕，宜为未雨绸缪之计。顾行朝上下沓泄，人言弗恤，居恒怏怏。五月三日，静安忧愤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乡人年来与静安虽疏阔，而效忠故主之念，固信誓无贰也。“再辱”云云，自本“君辱臣死”之义。静安无遗

11、折，殆不欲为身后乞恩计，乡人乃为代作，窃比古人尸谏，冀幸一悟（按：遗折上，曾引起溥仪怀疑。在我的前半生说遗折是罗伪撰，字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手笔。此事始末，他人未必知，王门弟子则不容不知。）这节文字包涵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的汇合点则在逊清尸谏之说。先说遗折，罗继祖直言乃是罗振玉代王国维而作，“王门弟子则不容不知”下语很重，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罗振玉事先应该与王门弟子有过沟通，至少王门弟子当时是默认和支持了罗振玉这一行为的，因为彼此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为王国维求得死后之哀荣。罗继祖提及1927年之时，他人或无感于时事变化，甚至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感到“兴高采烈”，而罗振玉及其同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不

12、断的行进中，对溥仪安危的担忧，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既然可以不顾逊清朝廷与民国政府当初签订的协议，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则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对蜗居天津张园、形同“釜鱼幕燕”的溥仪，做出进一步的行为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作为曾经的“旧臣”，自然与一般民众的关切重点不一样。罗继祖述说其祖父及一帮旧臣的忧虑，应该切合事实。但王国维的“忧愤自沉”是否也在这“同志数辈”中，却也是一个疑问。至少与王国维已经交恶的罗振玉不会在这个时候与王国维来协商行朝未来之事了。则罗继祖在这里顺着文势说到王国维的忧愤自沉，其中的关联处，交待得还是不够充分的。后来罗继祖对此说得更为详细一些。他说：根据王先生十六字的遗嘱，再结合王先

13、生一生言行来看，我们说王先生之死是殉清，是尸谏，推而至于陈先生赞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梁先生从各方面的分析，王先生地下有知应叹为知言王先生之死有远因，有近因，远因应追溯到幼年在家庭里所受的封建教育和中年所研究的西洋哲学;近因呢?我认为，叶德辉之被枪毙不能说没有关系，起码使王先生在心灵上增加恐怖梁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人，但不是革命对象，到必要时还要避一避时局风头，因而使王先生感到天津张园溥仪身边太危险了，同时也感到自身，甲子侥幸不死，这一次万难幸免了，所以决然自杀。（观堂书札再跋）罗继祖联合陈寅恪、梁启超之说来集成殉清尸谏说，这里的逻辑关系尚需进一步论证，但罗继祖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晰的。关于王国

14、维之死的远因、近因说的分析维度，应该也大致符合一个自杀之人的常态。与行年录稍有不同的是：行年录主要从溥仪可能身陷危境而自己上言不能达，以此“忧愤自沉”；而此处所忧则不仅有溥仪，也有自己。至于说甲子侥幸”不死云云，则还是为了合理解释“一辱”与“再辱”的关系。其实客观的情形是：甲子之变，不遑说溥仪，王国维同样也无性命之忧；北伐即至，王国维同样是安全的，甲子之变时，王国维尚身在南书房行走任上，而此时他从“组织关系”上已经与逊清朝廷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幸免”于难，其实是无需考虑的问题了。深感罗继祖此处“侥幸”二字或有失当。王国维当然是关心溥仪的安危的，但以一个逊清朝廷局外人的身份，这种关心是否到

15、了需要自沉以明志的地步，还是有疑问的。所谓“君辱臣死”，一般的前提是君已受辱，方才谈得上臣以赴死，岂有君尚未受辱，而先行赴死的？以当时王国维与溥仪行朝相当松散的关系，是否要走到这一步，实在是有疑问的。要说明王国维之死是殉清，必须以王国维是忠心耿耿的遗老为前提，若“遗老”尚且不纯、不愿或不彻底，“殉清”未免就成无根之谈了。罗振玉一心以复辟清王朝为念，此已成共识，罗继祖也持此看法。但王国维是不是与罗振玉一样心甘情愿做遗老呢？学界的看法颇有差异。罗振玉、金梁、杨钟羲等遗老自然众一词以王国维为忠诚的遗老，而遗老群体之外的人看法就不一定了。顾颉刚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就认为，王国维“他做遗老明白是他的环境逼迫成功的”，若非因得到罗振玉的种种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