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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带一路专题研究“一带一路”征程十载,“五通”建设成果丰硕“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内容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组成部分。夯基垒台、立梁架柱,“一带一路”合作以“五通”为指引不断深化。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当年3月我国制定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支柱正式写入文件,“一带一路”的核心框架基本成型。夯基垒台、立梁架柱,十年间,“一带一路”以“五通”为指引,各种体制机制建设逐渐成形,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建设成果显著。IB2“五的具体内第一
2、,政策沟通指的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调、深化人民交往,通过政治沟通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和分歧,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截至2023年1月6日,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投资、贸易、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等领域。“一带一路”框架亦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非盟2063年议程、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全球和区域合作机制形成了有效对接,形成了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政策合力。第二,设施联通是互联互通的基石,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其目标
3、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等领域的互联互通,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目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已基本形成: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一中亚一西亚、中国一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为建立和加强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畅通亚欧大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泰铁路、中俄黑河大桥等一批标志性项目稳步推进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中欧班列截至2023年底累计开行突破6万列,通达欧洲23个国家180个城市。2016年至2023年,中欧班列年年运输货值由80亿美元提升至749亿美元,在中欧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1.5%提高到8%。图4:
4、中欧班列开行列数统计总计去程回程1800016000-14000-12000-10000-80006000-4000-2000-0-QhfVhfbhAhj)rrr,谷秤秤秤第三,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着力点,其目标在于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减少贸易壁垒、扩大双向贸易、提高地区内贸易自由化程度、促进贸易往来,以及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并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十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国际贸易及双向投资保持快速增长。2013-2023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由1.04万亿美元增长至2.0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约7.9%,高于同期整体货
5、物贸易年均增速,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占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5%提升至32.6%。同时,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及合作总体保持稳定增长,2013-2023年,我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1822亿美元,累计占同期总额比重从10%左右一路上行至20%左右,并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第四,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主要任务是通过加强金融合作、加强货币流通、扩大货币互换、共同推进亚投行建设等手段,改善区域内投融资环境。十年来,我国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推动建立了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一
6、带一路”建设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我国与IMF建立了联合能力建设中心,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优化宏观经济金融框架提供智力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合作机构相继成立,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双多边互联互通提供了投融资支持。截至2023年1月,亚投行的成员数量由启动运营时的57个增至106个,覆盖了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成为成员数量仅少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20162023年,亚投行已累计批准202个项目,融资总额超过388亿美元,撬动资本近1300亿美元,涉及能源、交通、水务、通信、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与成员经济的绿色复苏,项目
7、遍布全球33个国家。第五,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根基和关键,主要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加强教育合作、加强人员往来,通过人文交流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2016年7月,我国制定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重点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以基础性、支撑性、引领性三方面政策举措为框架,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教育政策沟通、教育合作渠道畅通、语言互通、民心相通、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截至2019年末,我国已与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共计60所高校在23个沿线国家开展境外办学,16所高校与沿线国家高校建立了17个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截至2023年末,我国与84个共
8、建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支持联合研究项目1118项,累计投入29.9亿元,在农业、新能源、卫生健康等领域启动建设53家联合实验室。此外,我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平台,大力援助沿线国家治穷减贫,提供各种专业技能培训I,涵盖减贫、农业等多个领域。全球治理格局深刻变化,“一带一路”意义更加深远变化一:“全球南方”叙事重获重视,“一带一路”价值再度凸显“全球南方”通常代指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冷战结束后曾长期淡出国际舞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一些摆脱殖民枷锁、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开始使用“南方”来表明发展中世界与工业化国家代表的“北方”之间的区别,“南南合作”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开
9、展合作、追求自主的重要国际议程。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和阵营对抗的消失,“南方”和“北方”的概念在国际政治议程中曾有所降温。近年来,“全球南方”叙事热度逐渐升温,西方国家均在相关领域积极布局。2023年5月、6月、12月,美国接连主办“美国-东盟峰会”、“美洲峰会”和“美国非洲峰会”,致力于在新时期强化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拜登政府亦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构想,试图在亚太地区重组产业链体系和贸易规则框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2023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要同“全球南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承诺欧盟将支持非洲联盟加入G20,随后欧盟宣布计划向非洲大陆投资1500亿欧元
10、,用于修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日本近来频频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2023年8月召开“日非峰会”,12月同中亚五国召开外长会议,2023年3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发表演讲,提出将以新计划推动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同时宣布日本到2030年将投资超过750亿美元以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西方国家积极介入相关叙事,既有积极拉拢“全球南方”靠近自身立场的意图,又有试图削弱中国影响力的战略考量。一方面,西方国家担忧“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需要加力拉拢“全球南方”以形成“统一战线”。俄乌冲突爆发后,尽管西方国家陆续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但不少“全球南方”国家却
11、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保持中立立场和谨慎态度,表现出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基于自身诉求和价值观念做出选择,而不是盲从西方。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愈加担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担心中国会动摇自身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西方多国不仅提出“重建美好世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计划等倡议,与“一带一路”针锋相对,同时恶意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试图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尽管西方国家主动炒热相关议题,但其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真正的发展红利,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依然短缺,使全球治理体系稳定性面临挑战。著名经济史学家、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之一金德尔伯格(CharIesP.Kind
12、1eberger)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行必须有一个国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维持体系稳定所必需的成本,即“国际公共产品”。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良好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开放的国际自由贸易、稳定的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体系秩序等外部性特征明显的资源、服务以及政策体制;而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其后,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Nye)将这一理论总结为“金德尔伯格陷阱,近年来,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特朗普政府时期强调“美国优先”,出台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带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联合
13、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孤立主义倾向回潮;拜登政府虽带领美国重返此前退出的国际组织,但仍未提出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俄乌危机爆发后反而率先发起单边制裁、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将国际金融体系武器化,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得广大新兴经济体本就风险丛生、压力沉重的复苏之路更添阴霾,更动摇了国际社会对现有国际货币制度体系的信心。相比之下,“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是真正符合广大南方国家现实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对于全球治理的价值更加凸显。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平等互利、开放共享的原则,不搞小圈子,尊重各方参与,以“五通为抓手向世界提供互联互通、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全球治理等物质和理念上的公
14、共产品,能够对全球治理体系形成有效补充。特别是当前在中美长期博弈、俄乌危机持续冲击、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背景下,世界秩序正加速调整演变,“一带一路”对于全球治理的意义更加凸显。根据外交部长秦刚在2023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介绍,十年里,“一带一路”倡议拉动了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2023年以来,从印度到阿根廷,从巴西到南非,从中东到东南亚,全球各国和地区都在加速努力,制定减少对美元过度依赖的相关政策,全球范围内涌现的“去美元化”浪潮从侧面反映了广大新兴经济体摆脱美国金融霸权、探索新发展模式的迫切需求。“一带一路”
15、合作在为沿线国家发展带来了诸多实际益处的同时,也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变化二:“一带一路”是中国重要开放抓手,沿线风险缓释,合作空间拓宽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南南合作”是扩大对外开放、捍卫多边主义的重要抓手。从政策意义上看,在中美长期博弈背景下,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已成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平台和抓手,也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经贸关系持续深化,货物贸易规模屡创新高,双向投资也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一带一路”合作已成为支撑我国“双循环”格局的重要力量。在中美长期博弈背景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在经
16、贸与产业链上的合作,将成为保障经济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方式,在国际环境“新的动荡变革期”下,具有更加重要的政策意义。从外交意义上看,“全球南方”国家并非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而是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利益诉求多元的国家群体,这些国家并不愿成为大国竞争中的棋子,但其占全球70%以上的人口基数,且在国际议题中拥有数量庞大的投票权。在西方国家以中国为“假想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拉拢、分裂、打压之下,“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政策沟通对于进一步团结“全球南方”、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而言更加不可或缺。不过,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本身经济基本面脆弱、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又多处在地缘政治风险频发地带,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一定风险挑战。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体制多不稳定,政权交替频繁,或存在分离主义势力,可能对合作项目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