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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荆州谢家桥出土的西汉竹牍告地策2019-11-1213:29书法报竹牍是出土秦汉简牍中的稀有品种,因竹的幅面不可能太宽,故所见的秦汉简牍中,所见大都是单枚的竹简,就是在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多见的那种中间带脊形的两行竹简,在形制上也很特殊,比较少见,故作为分四行多面书写的竹牍就更显得珍贵了。2007年11月20日,荆州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为避免已发现的古墓有被盗的风险,对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谢家桥的一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是一座土坑竖穴式木椁,墓葬的规模不大,但出土珍贵文物不少,除出土了208枚竹简和三枚竹牍之外,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出土了一床色泽鲜艳、刺绣纹饰精美的被子和其他丝织品以及铜器、漆木器等
2、文物,共计860件。铜器中有一件铸有云雷纹和蟠螭纹的铜镜,更具有战国末期至秦汉之交楚文化和秦文化相互交织影响的文化痕迹。出土的208枚竹简中,有作为随葬器物清单的“遣策197枚,另有11枚竹简则是有关随葬品分类统计的记录。图2局部有关竹牍的介绍,说是竹牍三枚,合成一套完整的告地策,长23.65cm,宽2.85cm,厚0.35cm。其实,这描述是不太准确的,这所谓的三枚竹牍,其实只有一枚是竹牍(图1、2),另两枚应该是竹简(图3)。因为从形制可知,这两枚的长度虽与竹牍相同,但宽度要窄很多,其宽度才1.6Cm左右,且一枚上就一行字,另一枚上也只有两行字,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竹牍,而应该是竹简,那枚
3、有两行字的简最多也只能称之为两行而已。因此,本文所要赏介的主要是这枚标准的竹牍。竹牍在2.85Cm的宽度内,削成了宽度不等的四个平面(中间的两个平面稍宽,两侧的略窄),两道编绳还清楚地附存在竹牍上,从编绳压盖文字的情况看,这是先写后编的典型例子。简文分四行书写,其内容如下:五年十一月癸卯朔庚午,西乡辰敢告之。郎中五大夫昌自言,母大女子恚死,以衣器、葬具及从者子、妇、偏下妻、奴婢、马、牛、物、人一牒:百九十七枚。昌家复,毋有所兴,有诏令。谒告地下丞以从事,敢言之。这是一件标准的告地策,与湖北高台出土的那组木牍一样,是汉初告地策的标准件。两者不同的只是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不同,故行文的格式和表述略有不
4、同而已。简文中的五年即西汉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西乡应该就是荆州松柏汉简中的江陵西乡,辰是人名,他应该是西乡的啬夫、有秩一类的官吏,他向勺也下丞报告的内容是:墓主人是一位名叫恚的女人,他的儿子是一位官至五大夫的权臣,他的母亲恚去世,他以衣器、葬具和随从的仆人、奴婢、马牛等送葬,所记的遣策一共197枚(这与出土的遣策数量正好对应)复是免除徭役或赋税的意思,昌家复即昌家是免除徭役或赋税的。毋有所兴,即死者在赴黄泉的路上不要对她兴发徭役或赋税。这是有诏令的,请地下丞按此诏令办理。敢言之是表示恭敬的格式用语。这件竹牍文字的书体与同组的另两枚竹简上的书体形态并不相同,两枚竹简上的书体基本上是隶书,
5、但也有差别,第一枚竹简上的文字,波挑笔画和构形特征,都是比较规整的隶书;而第二枚两行上的文字则多纵向取势,文字构形比较率意,是比较自由灵动的古隶书体,两者的书写趣味差别明显,很可能是两位书手所写。竹牍上的文字特征明显,其横画都向右下斜冲,使其文字都有向右下倾斜的态势,但这种倾斜由于有竖画的支撑,故斜而不倒,再加上其笔道都比较内敛含蓄,很少有张扬舒展的笔法,故显得古拙而别出一格。这种书体,我们在湖北龙岗秦简和岳麓秦简中也见到过,因此,我们也可大致判断,这种书体应该就是这类秦隶(或称古隶)书体的直接传承。此外,文字构形随意自由,如昌字、偏字都是比较典型的代表,而文字书写的大小不拘、组合随意、行距较密、字距较宽等,都多少反映了当时隶草流行的书写面貌。(文/陈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