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惠全--宋代“造妖书妖言”罪的演变与士大夫的司法应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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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惠全】世变与卫道宋代“造妖书妖言”罪的演变与士大夫的司法应对栏目：思想探索发布时间：2015-08-09 12:52:00标签:世变与卫道宋代“造妖书妖言”罪的演变与土大夫的司法应对作者:乔惠全来源: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四日丙辰原道25辑，陈明主编，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耶稣2015年8月8日梳理近现代学术史，造妖书妖言罪的研究边界可以扩展到摩尼教，近百年来，学界关于摩尼教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以法律史为视角的分析，首推戴炎辉先生。戴氏运用现代刑法学理论分析唐律“造妖书妖言”罪，将该罪拆分为造及传用妖言妖书罪和私有妖书罪，分别以要件、处罚和特别罪名三部分详解律条。郭东旭将宋

2、代“吃菜事魔”、摩尼教、白莲宗等称之为秘密宗教，并将秘密宗教与法禁概括为“名号众多，相互融合”“流传之广，染及之众”“组织严密，团结共济”“法禁日严，惩罚尤重”四大特征。刘俊文对造妖书妖言罪的解析更注重考证渊源、梳理案例、解释立法意图等。贾文龙则追溯“妖言”罪的渊源至秦汉，分析其流变至明清，指出“妖言”罪于唐律中发生变化，两宋时期涵容“夜聚晓散”，衍生出“吃菜事魔，明清时则演变为邪教。贾文龙还认为，对“吃菜事魔”误解造成这一名词成为宋代秘密宗教的代名词，“失去了秘密宗教代名词的表达效果”。从郭东旭到贾文龙，研究集大成者是贾文龙的硕士论文宋代秘密宗教与法禁研究。钱大群先生则对造妖书妖言罪做了详尽

3、译注，认为此罪“旨在用重刑防治利用语言文字进行反逆活动。实际上是够不上反、逆、叛罪，不利于皇帝一姓统治秩序的语言文字传播，都可谓袄书袄言工杨倩描也有论及“吃菜事魔”、南宋佛教和道教的异端、摩尼教等秘密宗教。柳立言则基于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宗教犯罪的案例，对妖教的分析较为详细。柳文史料丰赡，考证绵密，理论指向在于论证南宋司法判决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亦可看出该文以范例回应中国传统司法是否为“卡迪式”司法的学术命题的努力。虽然上述的梳理极为粗疏，但依然可以依稀触摸到唐宋造妖书妖言罪的学术史轮廓。本文将拟以宋代律敕体系中的“造妖书妖言”罪演变为对象,尽可能详细地梳理“造妖书妖言”罪的演变过程，然后分析士大夫

4、对此类案件的处理，试图展示作为司法官的士大夫处理造妖书妖言”罪案件所捍卫的价值系统。、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中的“造妖书妖言”罪“造妖书妖言罪可追溯至秦汉，而其余波延及明清。唐宋时期的“造妖书妖言”罪见于唐律疏议“贼盗律”，“贼盗律”之“贼律”中的“造妖书妖言”条规定，“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即私有妖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害者，杖六十。”宋刑统的“造妖书妖言”罪沿袭唐律，律文几乎一字不易，“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即私有袄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害者，杖六十。”戴炎

5、辉先生运用现代刑法学理论分析“造妖书妖言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将该罪分为“造及传用妖言妖书”罪和“私有妖书”罪。“造及传用妖言妖书”罪的构成要件是“造妖书及妖言”，据律疏，所谓“造妖书及妖言者”，“谓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其次传妖言用妖书，以惑人，“传用”有分，据律疏，“传，谓传言。用，谓用书。”这一罪名的处罚严厉，”造妖书、妖言”，处以绞刑；“传用惑人”，“满众者”处以绞刑，“不满众者”则流三千里。所谓“不满众”，“谓被传或者不满三人。若是同居，不入众人之限；此外一人以上，虽不满众，合流三千里、此罪衍生的特别罪名是“言理无害”。据律疏，“言理无害”“谓妖书、妖言，虽说变异，无损于时，谓若预

6、言水旱之类”，处罚为杖一百。私有妖书罪的构成要件为“私有妖书”，据律疏，“谓前人旧作，衷私相传，非己所制，虽不行用，仍徒二年。其妖书言理无害于时者，杖六十”。换言之，此罪不以行用为构成要件，私有妖书即构成犯罪。刘俊文先生认为：“造用妖书妖言罪,指制造或传播妖书妖言，用以惑众之行为。妖者，妄诞之意也。凡其书其言，假藉怪力鬼神，妄说吉凶，诡议祸福，即是妖书妖言”。此说当为中的之论。钱大群先生则认为，“此条惩治编造袄书、祇言及传用惑众之犯罪，旨在用重刑防治利用语言文字进行反逆活动。实际上是够不上反、逆、叛罪，不利于皇帝一姓统治秩序的语言文字传播，都可谓袄书袄言”。此说与刘俊文先生的观点并无实质分歧，

7、但范围似嫌过大。据唐律疏议“贼盗律”“谋反大逆”条，“若自述休征，假It灵异，妄称兵马，虚说反由，传惑众人而无真状可验者，自从袄法”。而所谓“袄法”即“造妖书妖言”罪，与“大逆”、“谋叛关系不大。谋反为“谋危社稷”，谋大逆为“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即谋反罪是指“预谋反对皇帝、夺取帝位之行为”，而谋大逆是指“预谋破坏皇家祖庙、陵寝与宫殿之行为”。简言之，危及社稷的言论与书籍即为妖书妖言。唐律疏议与宋刑统所不同者在于后者附唐开元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后唐天成二年六月七日和后周显德五年七月七日三条敕。唐开元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敕载：“蠹政之深，左道为甚，所以先王设教，犯者必诛，去其害群，盖非获已。自

8、今以后，辄有称佛法，因肆妖言,妄谈休咎，专行诳惑，诸如此类，法实难容。宜令所在长官，严加捉搦,仍委御史台及本道采访使纠察。如有此色，推勘得实，必无冤滥者，其头首宜令集众，先决一百，自余徒侣等，各决六十，然后录奏。其所由州、县长官及专知官不能觉察者，亦具名闻奏。”后唐天成二年六月七日敕规定，“或僧俗不辩，或男女混杂，合党连群，夜聚晓散，托宣教于法会，潜恣纵于淫风，若不去除，实为弊恶。此后委所在州、府、县、镇及地界所由巡司，节级严加壁刺，有此色之人，便仰收捉勘寻，据关连徒党，并决重杖处死。”后周显德五年七月七日敕规定：“今后捉获此色人，其头首及徒党中豪强者，并决杀；余者减等科罪。如是情涉不顺者，准

9、前敕处分。其有妖书者，所在焚烧”。唐开元二十八年敕和后周显德五年敕规制的内容与造妖书妖言罪的关联度较强，可以视为律的补充与修正，即所谓“随时损益”。而后周天成二年敕则有“僧俗不辩”、“男女混杂”、“夜聚晓散”等语，较之律条，可谓判然有别。“造妖书妖言”的刑罚锋芒指向今日所谓的言论，而后周天成二年的敕则由言论转向宗教、社会组织与活动。从言论转向宗教与社会组织，显然，“造妖书妖言”罪的规制范围趋于扩大。二、宋代敕中的“传习妖教”“传习妖教”罪集中在皇帝发布的敕中。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夜聚为妖等十二条，悉减从轻，仁宗景祐二年，“禁益、梓、夔、利路民夜聚晓散,传习妖教，徒中能自纠摘，及他人告者，皆赏钱

10、三万”。此后出现“传习妖教”，而这一罪名往往和“夜聚晓散”并称。庆历八年三月四日，诏：“诸传习妖教，非情设不顺者，毋得过有追捕。”继而言，“初，王则之乱，州郡大索妖党，被系者不可胜数。帝恐滥及良民而宽之”。神宗熙宁三年，”中书言，司农寺定几县保甲条制传习妖教论如伍保律”。神宗元丰八年，“传习妖教依法配行”。哲宗元祐七年，“夜聚晓散，传习妖教者，欲令州县以断罪告赏全条于要以晓示，监司每季举行”。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言：“夜聚晓散传习妖教者，欲令州县以断罪、告赏全条于要会处晓石，监司每季举行。”徽宗大观二年八月十日，信阳军言：“契勘夜聚晓散，传习妖教及集经社、香会之人,若与男女杂处，自

11、合依条断遣外，若偶有妇女杂处者，即未有专法。乞委监司，每季一行州县觉察禁止，仍下有司立法施行”。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诏：“诸路提刑司常行觉察夜聚晓散徒众及督责，仍每年具部内委无夜聚晓散徒众申尚书省。”政和四年八月三十日，诏：“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像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致此，虽非大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缴申尚书省。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准此。”在上述敕中，均用“妖教一语，传习妖教多与“夜聚晓散连用。敕中的“传习妖教”罪与宋刑统中的“造妖书妖言”罪有明显的不同，而与五代时的敕所规制的行为接近。换言

12、之，从五代到北宋，“妖书妖言演变为“妖教”，言论转变为民间宗教，敕中的“传习妖教”罪溢出了律条中的“造妖书妖言扉。三、宋代敕中的“吃菜事魔”“吃菜事魔”罪不见于律条而见诸敕。宣和三年闰五月七日，尚书省言：“契勘江浙吃菜事魔之徒，习以成风。自来虽有禁止传习妖教刑赏，既无止绝吃菜事魔之文，即州县监司不为禁止，民间无由告捕，遂致事魔之人,聚众山谷，一日窃发，倍费经量。若不重立禁约，即难以止绝，乞修立条”。这条敕显示出“传习妖教罪不能涵盖“吃菜事魔”罪，其时，二者存在区别。宣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诏：“诸路事魔聚众烧香等人所习经文，令尚书省取索名件，严立法禁，行下诸处焚毁。令刑部遍下诸路州军，多出文榜，

13、于州县城郭乡村要会处分别晓谕。应有逐件经文等，限令来指挥到一季内，于所在州县首纳。除二宗经外，并焚毁。限满不首，杖一百，本条私有重罪者，自从重，仍仰州县严切觉察施行。及仰刑部、大理寺，今后诸处申奏案内如有非道释藏内所有经文等，除已追取到声说下本处焚毁外，仍具名件行下诸路照会，出榜晓谕人户，依今来日限约束首纳，焚毁施行。”绍兴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枢密院言：“宣和间，温、台村民多学妖法，号吃菜事魔。鼓惑众听，划持州县。朝廷遣兵荡平之后，专立禁法，非不严切。访闻日近又有奸滑改易名称，结集社会，或名白衣礼佛会，及假天兵，号迎神会。千百成群，夜聚晓散，传习妖教。州县坐视，全部觉察。”随即“诏令浙东帅宪司，

14、温、台州守臣疾速措置收捉，为首鼓众之人依条断遣。今后遵依见行条法，各先具已措置事状以闻，在绍兴二年敕中，“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吃菜事魔”合流为一类犯罪，对二者不同的强调淡化。绍兴三年四月十五日，“申严收捕徽、严、衢州传受魔法人。”次年即绍兴四年五月四日，“诏令诸路措置禁止吃菜事魔”。绍兴六年六月八日，诏：“结集立愿、断绝饮酒,为首人徒二年，邻州编管，从者减二等。并许人告，赏钱三百贯。巡尉、厢耆、巡察人并邻保失觉察，杖一百。”绍兴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禁东南民口契菜有妄立名称之人，罪赏并依事魔条法 绍兴九年七月八日，以臣僚言噢菜事魔立法太重，刑部遂立：“非传习妖教，除了为首者依条处断，其非徒

15、侣而被诳诱不曾传受他人者，各杖一百断罪。”在这条敕中，“吃菜事魔”与“传习妖教”似乎已经没有区别了，准确地说，是前者化归为后者，即“吃菜事魔”成为“传习妖教”之一种。绍兴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尚书省检会绍兴敕，诸吃菜事魔或夜聚晓散、传习妖教者绞，从者配三千里，妇人千里编管。托幻变术者减一等，皆配千里，妇人五百里编管，情涉不顺者绞。以上不下以赦降原减。情理重者奏裁，非传习妖教流三千里。许人捕至死财产备赏，有余没官。其本非徒侣而被诳诱不曾传习他人者，各减二等。又绍兴九年七月八日，刑部看详臣僚札子，吃菜事魔本非徒侣而被诳诱不曾传习他人者各徒二年半，委是立法太重，请各杖一百断罪。诏依绍兴敕断罪，其绍兴九年七月八日指挥更不施行”。绍兴十一年敕又称“吃菜事魔”条法。该敕对于“吃菜事魔”和“夜聚晓散，传习妖教”的处罚相同。第二年即绍兴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诏：“吃菜事魔夜聚晓散、传习妖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