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利--从宋代“濮议”审视明代“大礼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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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文利】从宋代“濮议”审视明代“大礼议”栏目：思想探索发布时间：2015-05-21 13:47:39标签:任文利作者简介：任文利，笔名温厉，男，西历一九七二年生。哲学博士。现为北京青年政治与道德研究所副研究员，弘道书院行政副院长。著有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中州古籍006年）、治道的历史之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国学举要儒卷（合率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从宋代“濮议”审视明代“大礼议”作者：任文利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于治道的历史之维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第三章“大礼议”及相关问题评析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初四日丁酉耶稣2015年5月21日“大礼议”是发生于嘉靖朝

2、对明代政局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濮议”则是“大礼议”的历史先例，虽然它对宋朝政局的影响要小得多。明儒黄宗羲在评价“大礼议”时，曾指责其中“继嗣”论者所持，乃“牵挽前代以求准则”。“牵挽前代以求准则”，换言之，即诉求于历史先例。于“礼”之合理性而言，这样做并无可厚非，毋宁说，“礼”正当性首先体现在历史先例之中。“礼”是在历史沿革中自发形成的，“礼”的合理性，首先在于其历史合理性。这种历史合理性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不能轻易视之的。故而“大礼议”初起之时，首辅杨廷和首先想到的是定陶王、濮王之历史故事。礼部主持廷臣会议后，亦以“濮议”定今日事体的基调。即以与之相对的“继统”一派而言，他们也不敢轻易指责

3、历史先例本身的不合理性，而只能基于二者事体之不相类，否定历史先例对于今日事体的适用性。当然,明世宗于此而言，或许是个例外，这一点是他和“继统”派的区别。究其实而言，无论是当日之“议礼”，还是今日我们对于“大礼议”本身的评价,均不能离开历史先例加以审视，否则，或不免于无的放矢。就这一点而言，“濮议”无论就事态本身之发展而言，还是就历史影响而言，均足以与“大礼议”相比类。本文即尝试从“濮议”出发，对“大礼议”之是非有所解析。、作为历史先例的“濮议”“濮议”乃宋英宗故事。英宗为濮王之子，四岁时，宋仁宗因无嗣而养于宫中，后因仁宗子豫王出生而返回濮邸。仁宗所生子最终皆死，英宗终于嘉祐七年被正式立为皇子。

4、嘉祐八年，仁宗崩，英宗嗣皇帝位。英宗于仁宗生前被立为皇子，这就是“继统”派以为不可类别于“大礼议”今日事体者，明世宗乃死后直接以“兄终及弟”的祖训入继。这种情况，本不应该发生。英宗四岁为仁宗养于宫中，是年仁宗二十六岁。明武宗崩时已三十一岁，既无子嗣，当如仁宗故事，早日预养宗人之子于宫中。廷臣于此亦有建言，未为武宗采纳，故而有世宗入继之局面。与“大礼议”动议出于明世宗不同，“濮议”之动议由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主之。其事已在宋英宗继位次年治平元年五月，英宗以过仁宗大祥后再议为是。治平二年四月，宰辅之动议得旨，下太常礼院、两制议濮安懿王典礼。六月，王珪等上所司之议，以为当“一依先朝封赠期亲尊

5、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宰辅以奏疏中“未见详定濮安懿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责再议。王珪等再议，拟定“濮安懿王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这就是“大礼议”初起时，礼部尚书毛澄等议世宗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其动议所用以支撑的历史先例的来源，当然，以主于程颐而略加变通。毛澄礼部所议引世宗震怒，以为“父母可更易若是耶”，令再议。于是，礼部住持廷臣会议，仍持原议。宋王珪等所拟在当时则由宰辅提出异议,以为“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有引据”，并以“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相质疑。两制、礼官既与宰辅有异议，宰辅请以其事“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定议”。此时，台谏登场，皆以两制等所拟为

6、是。以太后手书责韩琦等不当议称皇考，诏权罢集议，只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范镇率礼官上言支持两制所拟，台谏吕诲、范纯仁等亦纷纷进以上是“濮议”初起时的大致情形，下面，我们回头来看看王珪等所拟之理据。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王珪等所拟实出于司马光。史载：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不敢先发，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奋笔立议，议成，珪即敕吏以光手稿为案。2该议也载在司马光文集中，题作“与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濮安懿王典礼状”冏，内容儿全同，可证史载为实。司马光应该是倡言“濮议”之第一人,早在两年前英宗即位之初的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皇帝疏中，为预防谄谀之臣劝英宗尊崇濮王，先申其议。王珪等拟虽出于

7、司马光，但它代表了两制、礼官对此事所达成的官方正式意见，我们仍称其为王珪等拟。该议首先征引仪礼经文：臣等谨按，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为所后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亲子也。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贰斩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为人后者为其昆弟大功，传曰：何以大功也？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观之，“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一于此故也。4于典礼而言，礼经所言无疑是最高的理据，任何人对此均不能有所质疑，故该议首先引述仪礼丧服相关

8、经文。所引据者，主要是针对以小宗而继大宗为人后者，对其所生父母，对其所后，在丧礼服制上的问题。对其所后及相关亲属，一如亲子之制。如对所后父母，须行三年之丧。而对于亲生父母，丧礼服制则有所降，降为“期”，也就是一年,兄弟等也相应减杀。概而言之，如议中所引春秋公羊传语“为人后者为之子”。这就是王珪等在此议中所持，尊崇濮王典礼，当依“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行事的理据所在，首先在于“经义”。同时，此议中留意到前代历史先例有不合于礼经者，并如此加以化解：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策，或出母后

9、，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简拔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桃，光有天下。5对于历史上以旁支入继大统而推尊本生父母者，则以为不足为法，原因有二：其一，相关故事，“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其二，与今日事体不相比类，以英宗于仁宗生前立为皇子，仁宗崩后，以皇子身份入继大统。前面我们提到过,明“大礼议”“继嗣”论者援引“濮议”以为先例，“继统”论以为与当日事体不类。“继统”论的质疑只能说于事实上确实如此，就像王珪等议所指前代入继者的情况，合于明世宗入继之情形。但是，这种质疑在理据上仍是无力的，以王珪等看来，即便是如世宗入继在“宫车晏驾”之后，推尊本生，犹不免于“见非当时，取议后世”。也就

10、是说，以“濮议”诸人审视明代“大礼议”，“继统”论者所持亦不足取。就这一点而言,“大礼议”中“继嗣”论者引入“濮议”为历史先例，仍然可以说是有效的。王珪等初所上议的情形大抵如此，基于此，当宰执等进一步追问到“称何亲，名与不名”时，提出“称皇伯而不名”的动议。如“大礼议”中廷臣议称兴献王为“皇叔父遭致世宗反对，宋宰执韩琦等对“皇伯”之称也不认可，他们申论如下：臣等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及按令文与五服年月勒，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来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有引据。6韩琦等以仪礼文字上

11、犹称所生为“父母”为根据，这一点非常牵强。如太常寺范镇等所辩驳:“为父母报”云者，记礼者之文，其势然也，不可云为伯叔报也。7于所生犹称“父母”，只是文势使然，并无特别的涵义。礼部宋敏求等也如此说：仪礼谓本亲亦曰父母，盖追本其所自出。若不明言父母，则无辨别,亦无以为言也。8太常寺、礼部之反驳非常清楚，仪礼只是叙事行文时不得不如此说,而并未意味着礼制规定对所生称“父母”。这一点，司马光的辩驳更清楚:臣按，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9如此，则韩琦等所引经文以为理据，实不足为凭。不过，他们所质疑的“议称皇

12、伯，于典礼未见明有引据”，还是有一定的力度的。如礼部宋敏求等所言：“臣等谨按，出继之君称本生为皇伯叔，则前世未闻也。”10从历史上看，可谓没有先例。两制、礼官之所以持此意见，则英宗既以仁宗为考，濮王于仁宗为兄，则自当依宋固有的“皇伯”之称谓称呼濮王。而从当时的风俗看，“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养子为后者，皆以所生为伯叔父久矣。”11则此议也合于当时为人后者之风俗，并非空穴来风。韩琦等所引汉宣帝、光武故事又如何呢？先看宋敏求等所议:谨按，宣帝乃武帝之曾孙，嗣昭帝后，实孝昭孙属也，以其父为悼皇考,宜也。光武起于民间，中兴汉祚。而推以世数，上继元帝，非元帝亲命为子。以南顿君为皇考，宜也。12这是以二

13、者之称有其宜，但与今日之事体不同。司马光所论类似: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13太常寺范镇等所议则不同，只是承认其相对合理性，但亦有过失处:汉宣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容可以称其父为皇考。然议者咸以为非，何也？为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陛下既称仁宗皇帝为皇考，又欲称濮安懿王为皇考，则是两统而又二父，又重于汉之失也。14所失在于“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就是后面所言“两统”之失。若今日引此为先例而称濮王为皇考，则不但有“两统”之

14、失，并有“二父”之失。以上是两制、礼官与宰执争端的来龙去脉，从事态的发展看，前者得到了朝臣的广泛支持。此后，台谏纷纷介入，蔡黯、吕诲、吕大防、范纯仁、傅尧俞、赵鼎、赵瞻皆以两制礼官所言为是，宰执所论为非，建议早从两制礼官之言以定濮王典礼。同时，要求追究“首启邪议”的欧阳修的罪责。“濮议”纷纷籍籍争议了半年多的时间，至治平三年正月，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丁丑，中书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韩琦同议。即降敕称皇太后手书：“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

15、国、仙游并称后。”又降敕称上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莹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奉祠事。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15这里出现了两份敕书，一出于皇太后，一出于英宗。皇太后手书以为当称濮王等为亲，尊濮王为皇、为后。而英宗手诏则受亲之称，而辞皇、后之尊。以皇太后之名解决相关争议，于史非无先例，出于汉哀帝尊崇定陶恭王故事。汉哀帝以元帝庶孙定陶恭王之子继汉成帝之后承汉之大统，哀帝本纪载其相关情事如下：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日太皇太后，皇后日皇太后，大赦天下，太皇太后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尊定陶太后日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本纪于为何用“太后太后诏”颁布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