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战争观的当代价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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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战争观的当代价值摘要：中国传统战争观思辨深刻、积淀丰厚、源远流长,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战争观所蕴含的精神特质，着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和平发展道路新的时代意义和思想内涵，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关键词：中国传统战争观交流碰撞当代价值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战争观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战争性质、目的、手段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看法，是中华民族丰富战争实践的历史积淀，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当代军事文化的根基和源泉。举其精华，大体可以

2、归纳如下：(-)止戈为武的和平追求纵观世界历史，战争与和平攸关人类文明的发展。如何看待战争、如何处理战争与和平关系，深刻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战争观。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和平之国、文明之邦,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止戈为武”的和平观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古人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止戈为武”的主张，认为使用武力的目的就是制止战争，把缔造和平、维护和平作为运用军事力量的最高目标。这个观点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以和平为取向的战争观，既是中华民族的战争观，更是中华民族的和平观，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民族与生俱来就热爱和平而憎恶战争,认为“兵犹

3、火也，弗戢，将自焚”，反对滥用武力，兵凶战危成为中华民族对战争的基本看法；主张“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以维护国家和平安定作为治国之道，崇尚和平而反对战争，以和为贵成为中华民族对待和平的根本立场，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的中华和合文化。和合文化集中反映了“安国全军之道”的兵家追求、“协和万邦”的儒家理念、“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道家主张，体现了被中国人普遍接受和认同的追求和平的价值取向。崇尚和平、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普遍信仰和精神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放眼未来，融入世界，以中国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的和谐繁荣，是中

4、国人民真诚而美好的心愿。（二）以义诛不义的正义战争观战争性质问题是战争观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使用“有道”和“无道”来区分战争性质；到了战国时期，明确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将“禁暴救乱”的战争称为义战，反之就是不义之战，高度肯定各类有益于历史发展、进步和统一的战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朝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义战思想得到了较大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中国传统义战观主张“兵以义动”，是否出兵关键在于其是不是合乎“义”，极力提倡兴义兵，“以义诛不义”，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支持“讨不义”“诛有罪”的正义战争，拥护那些基于推行仁义、吊民伐罪

5、、拯民于水火的立场而实施的战争，反对掠夺土地和财富的非正义战争；高度肯定正义战争对于消除分裂、平息叛乱、推动社会发展所发挥的进步作用，认为正义战争是救世良药，正义战争必胜；用兵注重“师出有名”，宣称己方为正义之师，宣扬自己是以有道伐无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战争能够极大地赢得民心、振奋士气，“师直为壮，曲为老”，为正义而战的军队能够由此激发高昂的斗志。中国传统义战观从民本观点出发，界定了战争的是非曲直，明确提出了支持正义战争的鲜明立场，肯定了正义战争的进步作用，表达了正义战争必胜的信念，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借鉴意义。（三）非危不战的慎战理念中华民族以富于理性著称，一贯主张以极其谨慎的态度

6、对待战争。以孙子为代表的古代兵家深刻地阐述了战争的特殊性，一再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军民生死、国家存亡，事关重大，“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战争对国家、军队、民众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是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必须慎重对待；一旦出兵，“日费千金”，对国家经济造成巨大消耗，甚至伤及国家命脉，必须慎重对待；战胜攻取之后，却不能巩固战争胜利成果，就必定产生祸患，必须慎重对待。中国古代兵家认为，“慎战”的出发点是“安国全军”，遵循“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用兵原则,始终将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兴师用兵的根本考量，要求最高决策者在战争问题上不

7、能感情用事，坚决反对简单、轻率、情绪化地处理战争问题，强调在条件不利、没有制胜把握的前提下，切勿轻易诉诸武力，“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战争手段是最后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启战端；主张适当用兵，战而有度，“果而勿伐”，达到预期战争目的就及时止战，坚决反对穷兵疑武，反复告诫后人“乐兵者亡”，决不可好大喜功，频繁征战，否则势必将国家和军队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慎战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意识，也成为历代兵家战争实践的指导思想，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四）全胜不斗的战争制胜思想战争是极端残酷的暴力行为，即使是在冷兵器时代也能造成巨大破坏。面对战争给参战各

8、方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和物资损耗，中国古代兵家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全胜思想，将其作为指导战争的最高原则，主张以万全之策争取不战而胜，不经过直接交战而迫使对手屈服，达成“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目标。后人进一步发展了孙子的全胜思想，六韬主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全军临敌却能完好无损地获得战争胜利；孙膑提出“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认为攻伐别国，一定要以攻心为上策；鹃冠子武灵王主张“太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极大地充实了全胜思想内涵，集中反映了其核心要义是以谋略制胜，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全局性的胜利。在战争过程中，古代兵家主张要

9、根据对手情况及战略态势的发展变化，灵活采取“伐谋”“伐交”“心战”等相应的全胜手段征服敌人。在对手开始谋划甚至还未开始谋划之时，需要抢先挫败其图谋；广泛开展外交斗争，孤立敌人，争取与国，迫使对手屈服；对敌实施心战，摧毁对手的心理防线，瓦解其军心士气,迫其不战而降。中国古代兵家所提出的全胜思想的真谛，在于以武力为后盾，以谋略为手段，争取用力小而收益大的最佳战争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全胜思想已经超越了战争层面，上升到了国家大战略乃至军事哲学的层面，立足于人道主义运筹战争，在追求胜利的同时，更加注重赢得人心，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五）文武并举的总体安全观

10、中国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对“文”与“武”的辩证关系做了深入探讨。逸周书提出“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主张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初步体现了总体安全观的理念。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深刻揭示了“文”与“武”的辩证关系。这里的“文”是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非军事手段，“武”是指军事和战争手段。古人在长期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单纯依靠武力，也不能片面依靠“文德”，“恃武者灭，恃文者亡”，由此形成了文武结合，刚柔相济的总体安全观。一方面，文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注重运用多种形式的非军事手段、非战争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尤其

11、强调要巧妙而灵活地使用政治手段，大力推崇并倡行“仁政”“德治”，把政治清明、民众拥护作为国家能否安定、统治能否稳固的首要条件。另一方面，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历代明智的思想家反对重文轻武和重文弃武，认为绝不能偃兵息武，主张要合理运用军事手段，要有敢打必胜的信念、勇气和决心，慎战而不惧战，敢战方能言和。在国家安全遭到威胁、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敢于斗争，不惧对手，坚决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历史实践表明，维护和巩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同时使用文武两种手段，文武兼顾，双管齐下，相得益彰；同时又应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有所侧重，在国家面临战争威胁或在和平时期，灵活运用文武两种手段，综合运用军事手段与非军

12、事手段、战争手段与非战争手段，共同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二、中西传统战争观的交流碰撞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国传统战争观产生于东方农业文明背景，深受安土重迁、崇尚和谐的民族心理影响，追求国家统一、协和万邦，注重运用非战争手段达成政治目的。西方传统战争观主要产生于海洋文明，以称霸世界为宗旨，主张以战争手段实现政治目的。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强国为攫取更多财富而不断对外征服，充分彰显了西方战争观的功利性、暴力性和扩张性。东西方在战争观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古已有之。72年，来华的法国神甫将包括孙子吴子六韬在内的一批中国兵法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开始受到欧洲各国政

13、治家和军界人士的广泛重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战争观受到西方文明越来越大的冲击和挑战，开始有选择地引进和吸取近代西方的军事思想，拉开了变革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序幕。今天，通过对中西传统战争观的深入比较，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二者差异，更深入地总结战争规律和思考战争问题。(-)道义型战争观与功利型战争观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了舍利而取义、重义而轻利的传统，而西方则形成了偏重功利的传统。这些传统反映在战争观上，就形成了中国的道义型战争观与西方的功利型战争观。崇尚仁义道德，对战争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是古代中国军事传统的一大特点。中国古代兵家和思想家非常重视道义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仁者

14、无敌以德服人的观点，反对以力服人，主张实行仁政，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此得到民众的支持；把禁暴救乱的战争称为义战，反之就是不义之战；高度肯定各类有益于历史发展、进步和统一的战争，主张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认为正义战争必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朝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国传统的义战思想越来越鲜明，主张兵以义动，是否出兵关键在于其是不是合乎义，凡是基于推行仁义、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的立场而实施的战争，就是正义的、合理的，应该拥护；反之就是非正义的、不合理的，应该谴责和反对；极力提倡兴义兵，以义诛不义；用兵注重师出有名，宣称己方为正义之师，同时从道义上贬斥对手。宣扬自己是

15、以有道伐无道，以此大力争取民心。中国古人认为，仁者无敌于天下，有德者无往而不胜，只有在获得道义支持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由此可见，中国古人总是把战争放在道义层次上加以论述，采取道义的标准确定战争性质、评估战争胜负，从而赋予传统战争观浓郁的道义色彩。16世纪初意大利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诞生，全书充满了道德冷漠与功利热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对西方影响深远。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是，西方军事传统中极少存在道德因素，西方国家在关于战争问题上更注重功利标准，往往以效果为评价标准，认为战争目的就是要获取利益，凡能为自己谋利的战争都是可取的，而对其性质则往往避而不谈。即使在考虑战争性质时，所谓的

16、战争性质不过是利益原则，遵奉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在道德感淡薄的西方社会，一切军事行动无须用道德来衡量，不掺杂仁义道德因素，战争就是弱肉强食的利益之争，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财物、土地和人口。纵观西方古代战争史，利益一直是交战双方关注的焦点，不以道义做掩饰的利益之争贯穿战争始终，胜者获得了利益，败者丧失了利益。尽管逐利是人的本能，但是也必须取之有道，利益一旦背离了道义，为了一己私利而发动侵略战争，任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准则，那就是对国际社会道义的蔑视，其利也终究不会长久。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百年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反侵略的奋战史。中国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非正义的、侵略的战争，支持一切正义的、反侵略的战争。抗战时期，毛泽东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视角分析中日双方将由敌强我弱转为中国必将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一条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