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笑非--周礼学大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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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笑非】周礼学大纲栏目：学术研究发布时间：2015-09-23 20:34:29标签:吴笑非作者简介：吴飞，字笑非，号太常、经礼堂，男，辛酉年（西历1981年）生，山东济南学，尊周书院（网站）、道里书院（网站）管理员。出版有汉学读本（知识产权出用年4月）礼学拾级（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2月）。周礼学大纲作者：吴笑非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八月十一日壬寅耶稣2015年9月23日一、经义1、经部。历代周礼注疏著作，以疏解或阐发为主。分两类:A、具列经文或章句，依次疏解。如郑康成周礼注。这类著作必须与经文密合，训诂切于上下文，考订或阐发亦限制的章节之内。优点是全面

2、，缺憾是阐发不能充分展开，训诂往往失于具体，读者难以提取要点。且此类著作传统上只在序言、体例部分阐明方法、要点，读者亦未必得以体会。B、经学式考证或运用，如俞寿翁周礼复古编、黄元同礼书通故相关部分，著作虽不依经文顺序，可以统筹总论，便于发挥，但目的是经学。又陈灵茂先生春秋左传典略虽是春秋著作，但从周礼学角度看，乃是用周礼以注经，亦当归在经部。2、史部。分两类:A、经学类。通过历史经验阐发周礼，或藉助周礼的义理评论历代得失。如魏庄渠周礼沿革传。宋明周礼注多用此方法，与经科重叠。B、史学类。侧重历史溯源或评论。如通典，虽非周礼著作，但罗列周朝官职，为重要参考。如张亚初、刘雨先生西周金文官制研究，虽

3、意在西周史，但于周礼有参照价值。3、子部。如叶秀发礼经会元、李吁江周礼致太平论、熊逸翁读经示要，过去放到经部或集部，但此类著作侧重思想阐发，应归入子部。如孙仲容周礼政要，是通过西洋制度与周礼郑注所持制度的对照，来阐发维新思想，虽然今天看来更接近史部，但从其当年之意，应入子部为妥。4、集部。长于周礼者在文章或著作中阐发或运用周礼的，如方希直若干篇、丘琼山大学衍义补中杂引。此类著作如有有心人整理纳入经注，则无妨成为经部著作，但明以后周礼学衰，至今无人整饬。二、治事周礼，古以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今不必其周公所作，而作者当六国离乱,必欲采择佚文，以存周公之典，不亦致太平之心乎？况彼时能为此等事者，不为上

4、大夫，必为左史，或大儒之群弟子，绝非不通治道，泛泛空谈之辈。故此书乃是礼制之元典，读者既知礼是天道人情之折中，而圣王以治天下者，则是书即所谓 Constitution naturelle du gouvernement,在古典学尚未复兴的今天，这个词可能更能说明治事的方面。本篇题目皆用现代汉语翻译的西洋术语，在题目下指出和古典术语的不同，以及我们的取舍。1、政治学 politique西方一般描述为共同体的管理或其学说，这个意义用中文应称为“群学，政者，正也。荀子曰：少而理曰治。所以政治一词更强调判断是非的教化，和本于天地固然之理，而又行之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politique来源于polis

5、城邦，本意是城邦成员的道义。但中国自古没有polis及其封闭性，没有血缘或阶级的限定。故中国的诸侯国甚至周边夷狄国家都是开放的，百姓可以自行迁徙，士大夫也可以按照礼制到外国任职。邦国对迁徙农民按照距离城市的远近有不同的土地分配和赋税义务，并给予一定时间的优惠。对卿大夫士或工匠则量能授职，与本国人并无区别。所以中文的群学或政治学，先天是小到乡党，大到天下，无所不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更接近今日politique的观念。总之，来自古希腊罗马城邦观念的politique,自然偏重于权力、边界之类的叙事，来自中国古典的政治，自然偏重教化与礼制。不同的训诂不仅仅是词源问题，更重要的是民族潜意识。在今天，

6、在中国谈论政治，平民诉求的是政简刑清,安居乐业，与受西方洗脑的精英所诉求的宪政、言论自由、自由贸易，或国有企业、金融边疆，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或者说，对尊重百姓的君子而言，教化与礼制应当成为政治的目的，而politique只是可资借鉴的手段。A、周礼是王畿外诸侯（诸夏及进于诸夏的夷狄）-海外（不与中国通的夷狄）的结构，与后世郡县-藩属（周边汉化国家或虽未汉化但归附中国的夷狄）-远夷（远方未往来者）略有差别。但后世中国更应视为扩大版的周礼，而不是空发些封建郡县的感慨。既然周公可以斥大九州,可以同时管理二京，则随着行政能力的提高，扩大天子直接治理的地域,把诸侯的概念推及海外，不正是天下归王的应有之义

7、吗？唯一的遗憾是，后世没有善治诸侯，他们没有指导周边国家建立更有仁义精神的科举制政府。只有朝鲜、安南实现了，但朝鲜有两班贵族，越南是三教合一，不与中国同，且都是自己推动的，中国并未倡导。对于非汉文国家，则采取了放任政策，甚至禁止中国书籍的传播，却帮助他们翻译佛经，兴建寺院。总之，明朝对内番的态度是消极的，有悖春秋大义。B、或谓周礼为FGodah怕或FGodalisme,这个词也被翻译成封建制、封建主义。Fdodal同的词源是fief,采地，重点在臣，封建是天子封土建邦，即便推广至诸侯赐卿大夫以采，重点皆在君。历史正如训诂，中世纪欧洲没有正当的君权，既无礼教约束国君，亦无选举制委任贤能，除宗教、

8、军事之外，法则、官职、礼俗，全付阙如。这造成了西方贵族制的悠久传统，国家元首及其官员，只是贵族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行政系统而已。中国除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及玄学误国、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之外，不存在贵族，中国政权是对所有好学有才并能表现出来的人开放的，包括四夷。同时，中国君主受到礼制约束，权力一般掌握在通过选举或科举产生的官僚系统尤其宰相手中。同样，周礼不是能dEalisme,这个词翻译为联邦主义是对的，词源是foedus同盟，如果仿照把“食采主义翻译成“封建主义的模式，则联邦主义在中国应叫做“方伯主义”。但中国的方伯是服从天子的，与天子及其下的邦国分享着共同的礼乐，哪怕是夷狄主宰的联盟，也是以诸夏共

9、有的礼制作为号召的。总之，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中国自古大一统于天子,这是舟车所及的所有文明人的公共知识，所以天子不吝对全天下开放这个体系，而一切企及这个体系的文明人，也莫不融入这个体系。后世的中国没有周汉那样的感召力，但这种道义仍被遵循。在今天，持FSodalisme称呼中国的，意在攻击古代天子。诚然按照今日政治正确，国君应当要么被弑，要么安心做傀儡，但这种观念是意识形态，既无视历史轨迹，更漠视社会规律，这不是politique。人们所能举出的暴君，只能出现在最初一两代创业之君，后面的充其量是“昏君+奸臣”。创业之君起自豪强，处在巨大变革的时代，自然只能如国父所言，从“军政”走向“训政”，这个转折

10、点上当然要“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是我国近代三位领袖所揭示的政治定律。如果军政到训政的转变不幸中断，那我们一般就不把他当皇帝谈论了，正是这种忽略,妨碍了近代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如果明白这些，那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的创业之君，不仅仅是完成训政，周公（摄政称王时期）、明太祖，同时是宪政的缔造者。西方近代更是如此，国王可以砍头，但国境仍需铁腕，没有一个权威，宪政乃至妥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英国有克伦威尔，法国靠拿破仑，德国靠俾斯麦。当创业之君奠定了国家的客观基础，后面的守成之君，自然无所作为，且在中国，科举制提供的新兴文官，在欧洲，贵族及新兴的工业权贵，必然蚕食嗣君的权威，这不是中国古典的

11、尊君所能阻止，也不是一份Magna Carta所能维护。下一步,就是通过议会、台省、库里勒台斗争形成权贵垄断或联合垄断，在古典中国，这往往被叫做奸臣干政。同时，反抗权奸的斗争亦将在barricade,在科场，在街头。礼制，或者constitution,科举制或者代议制民主，只是社会管理的模式，并不能阻挡社会自身的演化。面对时代的变化，只能靠贤才与时俱进。就如周礼，也会考虑到诸侯背叛，要质鬼神。所以春秋，才说变周之文，拨乱反正。有这种承认变革和研究变革的态度，才有政治学。在今天，持他dQralisme期待中国的，则只能说意在天下大乱。自古权贵采邑的某些欧洲国家施行联盟制，是其尊重历史的选择。而自

12、古礼乐法度统一，甚至统一到现在的周边国家的中国，变共和为联盟，乃是分裂国家，分裂亚洲|。他们所以推重联邦主义，也不过要讨地方上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在现代党派政治的背景下，就必然走向攻击联邦政府的路子，难道他们不知道现代联邦国家是通过宪法修正案强化了联邦权威吗？难道他们不知道美国所以能苟令行于各邦，是由于政党的一体化行政能力吗？如果希望中国仍然存在，则即便名义上各邦获得权力，但仍然要象美国一样通过全中国规模的有效政党，来控制各邦政策。如果不是特定的历史根源，这种瞎折腾有意义吗？中国想搞联邦可以，但要有国际眼光，要恢复昔日中国的联邦，以共和国为中心，把日本、统一的朝鲜、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

13、、印尼、外蒙、尼泊尔、中亚斯坦国等等整合为分享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亚洲联盟。至于某些人以为中央集权政府不能因地制宜，或没有立法司法权的地方无法两性发展，则几乎是无知。古典中国没有地方立法legislate,只有地方的“令”。因为中国的法是只规定底线标准，更高的要求属于礼，礼不是强制的，一般只要求有功名的人，而不是百姓。另一方面，古中国的法是基本框架，至于商业惯例，民事协调之类都是交给当地按照当地习惯处理的。所以古中国法本身就是放权的，而放权的原因倒不是权力问题，而是承认各地本俗。在今天，中央依然给与了地方因地制宜的权益，地方政府依然有自行制定策略及发布地方法规的权力。则联邦制对中国绝不可能给予更

14、多，唯一的，就是添乱，就是瓦解中央和地方的信任，制造权力真空，逆天下大势而行。尤其在跨国公司比比皆是的今天，共和国是一个基本经济单位，即便地方名义上获得立法权，也必然抗不过有者联邦商业需要的资本的集权诉求，也就注定要形成新的集权组织，无论是一党还是两党，除非军阀割据，资本悉数外逃。启蒙时代的欧洲人曾用Despotisme指称中国（来自古代对波斯之类东方国家的称呼，应当翻译做东方专制主义，而西方自己叫Monarchic）,Quesnay已经辩论过了，此处不重复。C、周礼的制度基础是“大比”，即汉朝的察举+吏治。所以称为基础，因为这是地官的主要职责，既是士庶人自我实现的途径，也是朝廷贤者能者的来源

15、，没有地官，天官或四时都无从谈起。科举制是后世对大比的必要补充，他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如贤良方正之类的道德要求，而归并为文字、思维能力的考核，到明朝，完全杜绝了游说主考、试卷作弊等干扰因素，提供了最客观公正的选材制度。但科举的遗憾，是排斥循吏。一方面取消了汉时尚存的吏以功迁，剥夺了吏员出身的求学权力，造成了吏阶层的自甘堕落，另一方面，科举选出的官员因此不谙吏事，又被地方胥吏所欺。所以，理想的政治应基础于大比制度，即将科举制向全社会开放，官吏可以通过科举转换身份，也可通过考绩升迁。科举制的优势，是塑造共识，无论出身、年龄，无论在家自学还是学于教授，都平等参与。科举本身给予的是资格，在古代，还要经过吏部除授才能任官，今天如果喜欢民选，只需把科考作为候选人资格即可，这样可以保证候选人个人素质，可以避免结党营私，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候选人通过夸张言论炒作自己和误导选民，而有志于政治者，难道花几年时间掌握这个国家的共识，真的很难吗？如果民选官员连这种经历都不肯付出，那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