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必萱--洋儒家贝淡宁来访阳明精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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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必萱】洋儒家贝淡宁来访阳明精舍栏目：演讲访谈发布时间：2015-08-03 21:19:08标签:范必萱作者简介：范必萱，女，贵州贵阳人。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曾任科研单位主杂志社编辑、行政机关公务员。退休前就职于安徽省审计厅（正处级），高级审计师，1：师。一九九八年提前退休，担任蒋庆先生的学术助理。出版有月窟居笔记。月窟居笔记之二十七：洋儒家贝淡宁来访阳明精舍作者：范必萱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于月窟居笔记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十九日辛亥耶稣2015年8月3日2008年8月，云盘山被秋天的金色覆盖，阳光洒满阳明精舍的大小院落。月窟居门前的桂花树蕴藏着星星点点乳黄色

2、花蕾，从树下走过时,我想：今年的花期提前了许多，会不会有贵客到访啊！那天午饭时，蒋先生通知我们，贝淡宁先生一行近日要来阳明精舍，他让我们提前做好接待客人的准备。我们都很高兴。贝淡宁先生的名字我们经常听见蒋先生提起，知道他是加拿大籍学者，曾获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文学学士、牛津大学哲学硕士、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先后在新加坡、美国、香港等地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2004年他们一家迁居北京，现在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清华大学，贝淡宁先生的口碑很好。贝淡宁先生在英国读书时，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贝淡宁”这个名字就是夫人为他取的，其中蕴涵着中国传统处世哲学中“淡泊明志，宁静

3、致远”的含义。同行的还有汝清。汝清五年前随“一耽游学”来过阳明精舍，以后一直与蒋先生保持着联系。汝清为贝淡宁的孩子讲授儒家经典，和他们一家很熟悉。这次贝淡宁先生从北京几经周转来阳明精舍，汝清是不错的向导。遵照蒋先生安排，小吉下午就将乐道园的三间居室和性天园的何言居打扫得干干净净。趁着天气晴朗，我也停下手头工作，协助小吉将房间里的被褥床垫搬到院里翻晒。陈师傅骑着摩托车到修文县城采购食品去了，傍晚才回来。我看见他的车后挂了一桶纯净水，感到奇怪。陈师傅告诉我，因为云盘山的水有水垢，蒋老师担心贝淡宁先生一家喝不惯，特意从城里买来一桶纯净水备用。蒋先生向来对朋友的生活安排总是细心周到，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4、26号下午，随着由远而近的车鸣声到来，我们知道贵客到了。我从月窟居跑出来迎接，蒋先生已在大门口等候多时了。汽车停在精舍门前的草坪上。贝淡宁先生和夫人、孩子从车上下来，身后还有汝清。贝先生下车后先用儒家抱拳的传统方式向蒋先生行了拱手礼，然后又以西方的方式握手问候，并向我们在场的人点头问好。他的中文很流利，步履稳健，温文尔雅。他身旁的宋冰女士身着白色长袖衬衣，休闲裤，运动鞋。宋女士一边招呼着自己的孩子，一边走过来和我打招呼。她中等身材，苗条，清秀，说话声音轻柔，态度谦和。这位在海外留学多年、现任企业高管的知识女性，显得十分端庄大方，朴实无华。安排好住宿，按照惯例，蒋先生请客人们到奉元楼皤经阁喝茶。

5、入座之前，蒋先生为客人们讲解复夏堂先圣先贤的牌位，介绍阳明精舍周边的环境。然后，他们像旧友重逢一样边喝茶边聊天，轻松而愉快。座谈结束后，还没有到开饭时间，贝先生带着他可爱的儿子走到我身边,邀我一起到书院的果园去看看。开始我以为他怕迷路，要我充当向导，欣然同意了。一路上，贝先生向我详细了解关于阳明精舍的建设情况和这些年书院生活的情景。他问得很仔细，听得也很认真。后来我才知道,贝先生是利用空闲时间对书院进行实地调查。这在他之后的一篇文章中有所体现。8月28日，宋女士带着孩子回北京了。当天下午，贝淡宁先生与蒋庆先生在幺番经阁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讨论。他们的讨论涉及的内容很多，包括对君子的评判标准、对天道

6、的体认、王道政治对权力的分配、儒家是普遍主义抑或特殊主义、以及儒家对少数民族的态度，等等。讨论中主要由贝淡宁先生提问，蒋庆先生主谈，杨汝清先生参与问答。蒋先生在讨论时阐述了儒家对君子判定的三个标准：心性道德、科举制度与清流清议，其中还详细阐述了儒家对官员的选拔制度，即举孝廉。蒋先生认为“孝”可以作为判定君子的一个条件，但非主导条件。下面根据录音整理的内容，将蒋先生与贝先生讨论的重点摘选如下，以见这次会讲的主要内容。（以下蒋庆先生称“蒋”，贝淡宁先生称“贝”，杨汝清先生称“杨”）。贝：我想提的问题主要是学生们经常提到的，他们问到一些有关儒学方面的，尤其是政治儒学方面的问题。众所周知，儒学是一种精

7、英主义的哲学，对君子和小人有着区分，有些学生们对此存在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而有些学生们可能会承认有这样的区别，但问题在于如何判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还有儒家要求人们等待圣人出现，有些学生就会问我怎么知道谁是圣人呢？回顾历史，大多数的皇帝都只是利用儒家，他们并非儒家真正的信徒，当然我们也不会认为这些皇帝是真的圣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历史上没有真的圣人，那么现代人如何推知圣人何时出现？即使有圣人出现，又怎样辨识出他们呢？还有的学生有这样一些问题，比方说，现代人如何确定天的合法性？民主的合法性经过长时间多代人的论证和实践，已经有了较为确定的判断，但是天的合法性有一点抽象，现代人怎么理解天的合

8、法性？蒋：贝先生把许多问题都提出来，而且每一个都需要详细讨论，那么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按照贝先生提问题的顺序，我们就先讨论君子、小人如何区分的问题吧。首先，我们需要认清一个事实，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很难进行君子小人区分的判定。就这一点，可以从君子小人区分问题提出的内在思想缘由来看。按照韦伯的理论，中国在这一百年中已经急剧地世俗化了。世俗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先知。就中国而言，也就是现实中没有圣贤了。因为世俗化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消除社会上的等级，这种消除不仅是从结构上抹平了等级，而且同时在观念上通过启蒙，在人们的思想中消除了等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不论是中国还是西

9、方，都给人灌输启蒙的思想，教育的内容和制度体现的都是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把君子与小人、圣贤与百姓这样的等级观念抹平了，取消了。进而言之，这个时代在观念上没有给人类中的优秀人物留下合法存在的空间，在社会结构上没有给人类中的精英人物留下应有的合理地位。因为现代人的一些假定和社会结构都不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这种巨大的差距，即在道德上的差距。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在心性上的巨大差距。即使有的人承认差距的存在，承认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在道德品质上存在差别，但是他们也不会承认这种差别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含义，即是说这种差别在政治上、社会上是没有作用的。而这一点基本上就是启蒙和自由主义的根本思想。自由主义

10、根本思想中的一条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差别没有政治意义。现代的教育制度，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基本都是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启蒙精神的理念来设计的，所以现代人不承认人类中有优秀人物在中国称为“圣贤”或“君子”、在西方称为“先知”或柏拉图说的“哲学王”的存在。所以他们就会提出贝先生刚才提的这些问题，而提这些问题的人似乎也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所以就有了如何判定圣凡之别的问题。总之，这种判定在现代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现代的基本精神不不仅承认这种差别，并且在制度架构上通过民主制度，通过社会制度，或者通过教育制度，消除了这种差别。其次，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在中国古典时期，君子、小人之别的判定比较容易进行

11、。儒家对此就有几个判定的方法：其一为内心判定的方法。儒家对孰为贤人、君子的判定，大致是依据个人的修养和内心的状况之差异进行的，一般没有外在的标准。如阳明先生所说，只要人呈现了良知，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层次了，即良知或者心性呈现出来，就达到儒家所说的“优入圣域”了。而内心的标准，主要是儒家讲的“诚”，在判定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人有没有呈现良知，他人很难用一个外在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孔子曾说为学由己，而由人乎哉”，即个人学为贤人君子是内心的自觉，不是外在的要求。做学问，遵守道德，是一个人内在生命的事，做到了就是贤人君子。内心判定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能对君子贤人进行判定，但是由于没有外在的客观标准，

12、所以不容易进行，也容易出现道德作伪的情况，容易出现个人为了功名利禄等外在的东西学圣人之学，出现沽名钓誉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儒家除通过强调“诚”的内在工夫外，主要是通过师友之间的相互印证与相互评价来判定个人是否是贤人君子。所以，儒家非常重视师友一伦。师友一伦，不像父子一伦是自然关系，也不像君臣一伦是政治关系，师友一伦建立在共同道义与精神信仰的自由结合上，所以师友之间的相互印证与评价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来判定孰为贤人君子。其实，我们从论语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对贤人君子的评判，所以判定贤人君子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贝：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在一个很大的国家之中，这样的制度很难有体现或者说起到作用，这应该只能存

13、在于小群体之间。蒋：确实如此。在中国古代，这个判定方法确实在小群体之间发挥着作用。如在孔子的时代，孔子和他的学生之间通过这个方法对贤人君子进行了判定。到了宋明，阳明先生和他的师友之间也是通过此种方法对贤人君子进行了判定。这在儒家传统中都有记载。不过，师友之间的判定确实如你所说只在小群体之间发挥作用，不能在更大的群体国家一中发挥作用，而在国家中发挥作用的则是科举考试。由于科举考试在全国进行，目的是选拔统治精英，有一套判定统治精英的全国性标准，所以判定贤能的范围比师友的小群体大很多。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经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并不是人人都是贤人君子，但可以肯定的是恶人小人只是少数。在宦海沉浮中，

14、一些官场的腐败难免会影响到个人，但是在士大夫的群体里，会有一个自发形成的精神领袖作为当时士大夫的最高精神象征，被称为“清流”。而清流指的就是坚持道义，坚持按儒家所确立的绝对原则来做人、做事、做官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中，个体之间存在着相互的道德评价与人品判定。例如在魏晋时代，士大夫会以诗来概括他人的品行。这在清流系统中是一种风气，虽然不是在国家那样普遍化的层面上，但在古代，士大夫是国家的治理者，他们之间形成了评判人物的标准，对于判定谁是贤人君子，换言之谁是真正的儒家信徒，还是有着相当广泛意义，不仅仅限于师友之间。贝：那么，这些土大夫的标准在现代的社会怎么成为一个普遍化的标准呢？蒋：有关这

15、个标准还需要有一些补充。此标准制度化后，科举制度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衡量标准。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在古代语境下探讨这个情况。在古代，由于科举道路的存在，也可以算是一个判定孰为君子孰为小人的途径。在民间，一旦有人考中科举，此人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就已经达到了君子的层次。君子有很多评定标准，除了德行以外还有学识学问，而这种学识学问不是今天的中立性学识学问，而是记载圣贤言行的价值性学识学问。考中科举，就证明这个人在圣贤之学意义上的学识学问已经达到一定阶段，即已经在圣贤之学的意义上进入了君子的层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考中科举的人就绝对是圣贤君子，但考中科举无疑是学为圣贤君子的一个基础性阶梯。我曾读过钱穆先生晚年时写的回忆他儿时的文章，谈到当时乡村的风气就是所有人都非常尊重教书先生，尊重考上科举的人，因为百姓自认为自己只是普通人，而教书先生与考上科举的人则是社会人群中掌握圣贤之学的最优秀的人。因为一般的百姓只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对于学问道义、国家大事和社会教化等重大问题都不太关心。在这种情境下，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