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大趋势专题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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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大趋势专题报告1 .七普数据：五大看点1.1. 人口总量增速放缓，或于2030年达峰人口总量保持增长惯性，人口增速继续放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披露显示,2023年我国人口数量为14.1亿人，与2010年13.4亿人相比增加了0.7亿，年平均增速0.53%o由于建国早期高生育率带来的人口惯性，我国人口总量至今仍保持增长态势，然而自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增速自80年代开始已显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根据联合国的最新预测，我国人口总量拐点或于2031年出现，在达到约14.6亿的峰值水平后将呈现下滑趋势；粗出生率或将于2026年左右降至10%以下，而粗死亡率将于2023年后迅速提高，主因50-70年

2、代婴儿潮人群将于2023年后陆续踏入老年阶段。而根据安信宏观组外发报告以七普数据为基础，看东亚经济转型与人口变迁中的预测，若以东亚经济体人口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作为参照，预计中国人口总量将在未来10年出现负增长，而这可能进一步影响未来10-15年中国的经济表现。1.2. 少儿人口占比有所提升，然而低出生率问题仍较严峻七普数据显示，受益于二胎政策的放开，0-14岁少儿人口占比指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2010年的16.6%提升至2023年的18.0%,然而低生育率、低出生率的问题仍然严峻：1） 总和生育率跌破1.5的警戒线。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每个妇女平均

3、的生育子女数。一般而言，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升高，总和生育率会逐渐降低。从国际社会经验来看，要维持人口总量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至少要维持在2.1的水平；而“高度敏感警戒线在1.5左右，一旦低于15且维持较长时间，则有可能掉入由奥地利学者鲁茨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一旦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想再度回升至1.5以上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譬如日韩。然而，此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大幅低于国际社会的“高度敏感警戒线”，相比于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前景展望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7也低了许多。随着近年来生育政策的放开，未来我国总和生育率有望出现较大的

4、改善，但当前的超低水平仍具较大的警示意义。2）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同时生育率/出生率均呈趋势性下滑。从历年抽样数据来看，育龄妇女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例都呈下降趋势。近10年来育龄妇女减少约4700万人，累计下降幅度达14.4%；占总人口比例从2011年的24.11%下降至2019年的19.85机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亦难改生育率和出生率的下滑趋势。从历史抽样数据来看，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确实提振了生育率，并在2016-2017年驱动生育率和出生率的上行。然而，2018年后两者再度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当前生育率虽高于2016年以前，但由于育龄妇女基数的下滑，出生率相较2016年以前甚至发生了明

5、显的下降。长期来看，受社会经济发展和观念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生育率和出生率的下降趋势恐难以被生育政策的放开所改变。1.3. 老龄化趋势明显，“十四五”期间预计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十四五”期间预计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七普数据显示我国老龄人口比例在近十年以来大幅攀升，已从2010年的8.9%上升至2023年13.5%的水平。同时，整体平均预期寿命继续呈现直线型上升态势。根据联合国对老龄化阶段的定义，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达到14%便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而由于此阶段的老龄人口对应的是新中国成

6、立后首个“婴儿潮”时期，彼时的高生育率恐将使得未来二十年的老龄人口占比快速提升。区域方面，七普数据显示，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的地区有辽宁、重庆、四川、上海、江苏，老龄人口比重均大于16%；分区域看，华北东北（天津、山东、黑吉辽）、东部（江苏、上海）、及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老龄人口占比较高;按老龄化阶段看，全国已有13个省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同时，伴随老龄化趋势的还有总抚养比自2010年以来的快速上升。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少儿抚养比经历了长达近30年的快速下滑，带动总抚养比下行，并于2010年达到34%的低点。在此期间，我国在“人口红利”的助推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自201

7、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出现下滑，叠加老龄化加速，推动了少儿抚养比的小幅上行，以及老年抚养比的较快提升，总抚养比从2010年34.2%的低点上行至2023年45.9%的水平，恐将负面影响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1. 4.人口素质持续提升，人才红利优势构筑正当时七普数据显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1年提高至9.9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8930人上升至15467人,提升幅度达73.2%o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我国人口质量继续提升，“人才红利”优势正在不断构筑。1.5.

8、 家庭小型化，户均人口继续降低七普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相比2010年减少0.48,家庭户规模日益小型化；家庭户数则从2010年的40,152万户升至49,416万户，年增长率约2.3%,显著高于期间0.53%的总人口增速。背后的影响因素在于：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生育率下滑，少子化使得家庭户均人口规模相较此前发生萎缩；二是住房条件改善、城镇化水平提升，当代年轻人婚后更倾向于独立居住；三是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但户籍制度决定了举家迁移不具备必要条件，2010年-2023年间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不在同一地区的人口数增长了7.5%；四是婚恋观念发生改变，2013年以来

9、我国离婚率快速上涨，结婚率由升转降，平均初婚年龄自20世纪80年代22.94增长到21世纪初24.85,延后近2岁,独居、单亲、不婚家庭增多进一步导致户均规模收缩。2.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三大趋势人口数据清楚的向我们描绘了当前人口环境的三大趋势：人口数量红利渐失、老龄占比进一步提升、人才红利贡献度上升，分别对应规模、结构和质量三大问题。而作为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中心，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民银行今年3月曾经发表工作论文“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研究，采用了Cobb-Doug1as形式的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该生产函数假设前提包括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

10、规模报酬不变、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可以看出，在Cobb-Doug1as式生产函数中，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三大基本要素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投入与人口规模、人口质量高度相关，人口数量决定劳动力资源，而人口质量则与劳动效率挂钩；资本投入取决于生产总值和资本形成率，其中资本形成率是人口抚养比和老龄人口占比的函数；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资源配貉等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红利释放带来的科技和创新。可以发现，三个核心生产要素均与人口问题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人口规模、结构及质量作为自变量，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变量一一经济产出。对于我国而言，近年来，潜在经济产出增速

11、之所以不断下滑，其中一大主要影响因素为，在老龄占比提升、人口红利趋减等大背景下，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数量的拉动效应趋势性下降，且劳动力数量投入贡献持续为负，这与日本等东亚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亦相吻合。那么，更具体来看，三大人口趋势背后还有哪些经济含义？未来将如何演变，又分别将通过何种途径影响经济发展和产业消费结构变迁？2.1.人口规模：人口红利末期，原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七普数据显示，从绝对数量上来看，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为8.8亿，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然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已处倒U型右侧下滑阶段，我国已步入人口红利末期阶段。1990年-2023年整体劳

12、动年龄人口呈倒U型分布，2023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占全国总人口的68.6%,较2010年下降6.9%,已处于倒U型右侧下滑阶段。自2004年开始，“民工荒”出现并延续至今，普通劳动者工资走出前数十年的窄幅波动状态，一路上行。学术界多以2004年作为我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在此之后，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短缺现象加剧且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若以俄罗斯人口问题研究员巴尔苏科夫在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老龄化：系统性转型的世界趋势一文中对经济意义上人口红利期的定义“总抚养比小于50%,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6.6%或更高”来看，我国当前已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后的人口红利期末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占

13、比拐点于2010年出现，2023年68.6%的水平已接近红利边界66.6%；人口红利已趋于减弱甚至消失。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我国人口红利期呈现时间长、劳动力充沛的特点，曾凭借劳动力资源优势实现了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在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老龄化：系统性转型的世界趋势一文的定义中，我国人口红利期（30年）显著长于日（15年）、韩（12年）等东亚发达经济体；同时，我国充沛的劳动力绝对数量上更是锦上添花，我国劳动力出现拐点在2010年，彼时劳动力人口占比74.5%,而美国、德国、日本的劳动人口占比拐点分别于1985年（此处以第一个拐点计）、1987年、1990年出现，彼时占比分别仅为66.9%、

14、69.7%、69.8%0不可否认的是，充沛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曾是我国一大显著优势。伴随50-70年代“婴儿潮”人群的成长，70年代后期起，劳动人口数量迅速提升。同时，收入、医疗、卫生及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人口死亡率进一步下降。恰逢政策层为控制人口增速过快增长于70年代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此阶段，无论是老人抚养比或是少儿抚养比均迅速下降。劳动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劳动人口占比的快速提升以及总抚养比的下滑，使得中国迎来了“人口机会窗口期”。80-9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受益于充沛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我国承接了来自美国及亚洲“四小龙”的产业链转移，对外加工贸易业蓬勃发展，逐步建设起较完备的工业

15、部门体系；而后，我国又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量农村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进入出口加工制造业；同时，人口潮以及城镇化的推进还推动房地产产业繁荣发展，进一步拉动了我国经济。可以说，我国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红利高度相关。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末期，我国人均GDP对比同时期的发达经济体尚处于较低的水平，主因处于较低端的全球价值链位辂。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在劳动力人口占比达到拐点时，人均GDP均已超过IOOOO美金，城市化率达70%以上，已完成了工业化起飞，处于工业化成熟阶段。同时，其低端产业链已逐步向其他人均成本较低的国家迁移，产品向中高端方向升级发展。而我国在劳动人口占比顶点

16、时期，人均GDP、人均粗钢量及城市化率几乎均低于以上主要发达经济体，很大的原因在于，在四次全球制造业大迁移过程中，我国以廉价充沛的人力资本为主要优势，而美日韩德的优势在后期则更多体现在生产模式创新和效率提升上，如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不断涌现的技术创新,日本、德国深耕精细化专业化生产的路径。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依靠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这也制约了制造业的后续发展升级速度。近年来我国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已不再，用人成本不断提升，且未来劳动力数量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可能还将进一步下滑，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难以为继。结构上，亟需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产业转型升级以驱动经济发展。尽管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规模和数量已然不是当前中国工业生产的主要矛盾，但“大而不强”问题仍存，多数高端制造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产品质量不高，而传统产业又面临人力资源优势弱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