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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者叶恭绰传:仰止亭畔落梅花郑重著文汇出版社(西周)毛公鼎(叶恭绰旧藏)图片选自叶恭绰传:仰止亭畔落梅花传记的价值是在生命进程中映照出我们今天生命的意义。叶恭绰先生,一生涉足领域颇多,且多有建树,堪称20世纪之风云人物。他于传统文化的守护方面的贡献尤为世人推重,郑重新著叶恭绰传:仰止亭畔落梅花(以下简称叶恭绰传)借此揭开了他的面纱,展现了他传奇的一生。叶恭绰(1881年11月7968年9月)作为我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建树颇多。在政治上,他致力于交通事业。在文学上,他的词学造诣颇高,擅长诗词、散文等多种文体,编纂广箧中词全清词钞,是近代词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在收藏上,他被称
2、为近代广东收藏第一人。同时,他还是社会活动家、书画家、教育家。在叶恭绰病故后的五十多年间,由他的学生俞诚之等编著的叶遐庵先生年谱问世,尔后出版的叶恭绰年谱、研究著述,皆以俞著为基础。令人叹惋的是,原创的、比较完整的叶恭绰传记类作品,长期竟告阙如,因为其作传之不易也。上海传记写作名家郑重先生对叶恭绰持有多年的阅读与探究兴趣,不仅曾从书画收藏角度写他作为沪上收藏家的丰富事迹,而且持续不断地“从叶氏的札记闲文及叶氏朋友尺牍中,寻找他的思想”,他浏览了大量上海图书馆所藏叶恭绰友朋尺牍原件,该馆所编历史文献刊载的叶氏尺牍又给他“提供了许多打磨机会”,这些尺犊是叶恭绰传的主要史料来源。为便于读者能对叶恭绰
3、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作者从四个方面综述叶恭绰丰富而传奇的一生:“在时代变革的激流中”“传统文化守护者”“鉴藏生涯”“仰止亭畔落梅花”,力求探索叶恭绰对生命的态度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作者将叶恭绰复杂的经历、思想及为人处世的情状,梳理得十分清晰,文化学者茅子良老师评道:“这是郑老所著传记中,内容最丰富精彩、史料面最广,历史大背景最复杂,人、事、物来龙去脉简练清晰的著作。”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遭逢千年不遇的变局。生在这样一个多变之秋,叶恭绰认识到中国的富强需用文化来提高国人的素养。于是他除“铁路救国”夕卜,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传统文化保护事业。作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4、叶恭绰涉及的方面非常多,既有文物考古,也有佛门史迹;既有古董鉴藏,也有金石书画;既有典籍丛谈,也有遗著题识。叶恭绰传的第二编,以二十小节的丰富内容展现了他作为传统文化守护者的铭心壮举。他搜求、调查、编集与流布文化典籍,提出刊印我国最大典籍四库全书。由于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以及英法联军侵华之战乱,四库全书已多散佚,他在访欧期间,与巴黎汉学界有识之士接触,与巴黎大学协议设立中国学院。访欧归来,叶恭绰心胸与眼界大为开阔,以此向徐世昌提议影印四库全书:“推动传统文化传播。”虽因种种原因,四库全书未能刊印,但叶恭绰于此其间的行为却表明了他的古道热肠。叶恭绰在修筑铁路期间,均会遇到古物遗存,为保护古代
5、文明,他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在京绥铁路勘测阶段,山西大同附近发现有珍贵摩崖石刻,亦有明代寺院建筑。叶恭绰即与中国古物保存会商量,派人调查并筹集保护经费与修补的方法,又与蔡元培联名致函阎锡山,请其切实保护,还给古物保存会委员张继发电报,请他就近维护。在他的关心下,虽无法终止盗挖盗卖之风,但总算使大同县政府下了禁止令,对古物有一定保护作用。叶恭绰富于收藏,兴趣广泛,收藏品类颇广,吉金、珍拓、名帖、古器物、书画名作、文房用品中之砚、墨,皆声著一时,但他主张“玩物而不丧志”“收藏之目的在于研究”,将从事文化保护与收藏相结合,为时人所称赘。他所藏的书画碑帖,直接滋益其创作,其他收藏对其考古论史,亦助益良多
6、,他对于经眼及所藏诸品的题识,更使他获得研考、探究出可贵成果,使之成为二十世纪之书画名家。他还倡立敦煌经籍辑存会;发起影印宋破砂版大藏经宋藏遗珍吴都法乘;主持编印广东丛书第一、二、三集,录副广东文征;发起抢救与重装苏州角直镇保圣寺唐代雕像,辟为陈列馆;主持重修南京摄山隋代舍利石塔;创立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馆;发起中国建筑展览会、上海文献展览会;主办广东文物展览会;筹备伦敦展览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支持营造学社和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代大家,似此之举,难以尽数。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叶恭绰对中国传统文化自始至终怀持古道心肠,体现了他的文化责任感。历史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其能在琐碎中映照出我们今天的生命意义。叶恭绰
7、交游甚广,他的朋友遍及交通、邮政、通讯、教育、考古、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书中较多地引用了叶恭绰与张元济、吴湖帆、龙榆生、夏敬观、吴宓、陆维钊、朱启铃等数十位友朋往来信札,这些信札均是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对信礼的解读,让人进一步感受叶恭绰以守护的精神对待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从中亦可见其丰富的生命价值。作为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之一,叶恭绰引导了国内学者对敦煌出土的经卷进行研究,开研究敦煌壁画的先河。叶恭绰提倡“铁路救国”,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同时,他以保护大同雕像、敦煌经卷、简牍为己任,从保护传统文化入手,保护和拓展中国文化精神,与蔡元培建构中国文化之所为,可称是文化运动的互为补充,相辅
8、相成。书中多次引用蔡元培致叶恭绰信札,其内容有为宋代建筑处州延福寺年久失修事;有为向刘晦之购买古器物事;还有在北京大学为张文达立铜像事、建北京图书馆等事。叶恭绰与蔡元培的手札相往,不仅是思想交流的载体,也为佐证他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叶恭绰对清词有较全面的研究,并有很高的评价。他在组织词学家编辑全清词钞时,与朱祖谋、龙榆生、吴湖帆、夏敬观以及编纂人员等书札往来颇多。其中可见他辛苦搜集词集词目、对清词钞的选编是据钞本还是据汇刻本,均有细致的考量。在筹办民国富有影响力的词学季刊时,他与龙榆生信札往来颇多,龙榆生致信说:“值邦国多难之秋,我公毅然出膺艰巨热忱毅力,薄海同钦。”对其热忱于词学事业钦敬之情宛然可见。这部传记突破有关叶恭绰研究的传统方法,通过叶恭绰的这些友朋信札,既展现他的人生轨迹,又让读者从中深入了解叶恭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探索,感受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殷殷情怀,对叶恭绰的人格风范、精神情操、学问之道等诸多方面有了更深的认识。历史的烟云终会散去,但因历史留下来的文字铭心刻骨,回味悠长。这部传记中,借叶恭绰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弘扬新文化和守护传统文化并不矛盾,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作者:鱼丽,系文汇出版社编辑、副编审)(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