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附辽朝对正统含义的选择和利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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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提要：辽、金两朝在接受汉文化之后，都以正统相标榜:辽承晋统，金承宋统，并企图为其正统论寻找德运的依据。元代曾围绕宋辽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展开激烈的正统之辨。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纷纷重修宋史，其旨趣不在于订讹补阙，而在于另创义例。在清代，宋辽金正闰之争本是一个颇有忌讳的话题，但当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以后，正统问题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一百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总结出历代正统之辨的六项标准，其中之一是“以中国种族为正，其余

2、为伪也（注：饮冰室文集第3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40页。）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自始就是与种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它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一、契丹王朝之正统论与德运说辽朝虽然始终坚持草原本位，但自从燕云十六州汉地入辽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契丹人对汉文化认同的一个明显标志便是华夏正统观念的形成。（注:关于辽朝华、夷观念的演变过程，参见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郭康松辽朝夷夏观的演变，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辽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自重熙年

3、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重熙二H一年（1052年）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2,仁宗皇祐四年四月丙戌条。）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萧孝恭墓志，首行称“北朝大辽国萧孝恭墓志铭”。（注: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又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也称宋、辽为南、北朝，即实先生认为在契丹语中“南亦有下之意，见氏著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233页。）辽代中晚期石刻中，常见“南瞻部州大契丹国”（注:重熙四年张哥墓志、重熙十三年沈州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记、重熙十四年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记，

4、分见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0、237、239页。）或“南赡部州大辽国”（注:大安五年萧孝忠墓志、乾统七年释迦佛舍利生天塔石匣记，分见辽代石刻文编第416、580页。）的说法。按照佛教的地理概念，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中的南瞻（赡）部洲，郑樵说:“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洲。”（注：通志卷38天文略一。）唐宋石刻中以南赡部洲指称中原王朝的例子比比皆是。辽人既自称为南赡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辽道宗的言行最足以说明契丹统治者从“夷到华的文化立场的转变。道宗曾作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注:辽史卷21道宗纪，清宁三年。又见王鼎焚椒录。）松漠记闻卷上记述的一个故事更是常为人们津津乐道

5、:“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曰广上世猿鬻、狡猊，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实际上就是金、元时代人所竭力张扬的“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观念。（注:见赵秉文闲闲老人淡水文集卷14蜀汉正名论，杨奂还山遗稿卷上正统八例总序。此语原出韩愈原道。）契丹人传统的青牛白马故事反映了本民族根的意识，而道宗末年修成的耶律俨皇朝实录去尸称辽为轩辕后”，（注：辽史卷63世表序。）无疑是对华夏文化的明确认同。五德转移说是华夏正统观的核心因子，辽朝的德运观念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咸雍元年（1065年）耶律宗允墓志云广我

6、国家荷三神之顾霆，乘五运之灵长。（注：辽代石刻文编，第319页。）但今存辽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本朝德运的任何记载。金章宗泰和间讨论德运问题时，秘书郎吕贞旱等人有“辽以水为德之说，（注:（金）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是目前辽、宋、金文献中有关辽朝德运的惟一明确的信息。冯家昇先生认为:“金章宗去辽未远，吕贞旱所云，辽以水为德，必甚可靠。”（注: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第25页。）除此之外，清代学者还曾举出一个新的论据，道光四年殿本辽史在卷53礼志“腊辰日”条下有一段考证文字说:“按五德运补曰:，辽以水德王。，又按魏台访议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

7、，衰日为腊。水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腊。按本志以辰为腊，可见辽用水德。”五德运补书未见著录，估计是明朝人的著述，其“辽以水德王”的说法亦当源自大金德运图说。问题是“腊辰日的记载是否能够证明辽为水德说？辽史卷53礼志六“嘉仪岁时杂仪”的原文是这样的:“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彳而时，炒伍彳而，战也。”辽史卷51礼志三“腊仪”条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内容来看，腊仪很可能是契丹传统礼俗，以十二月辰日为腊，与五德终始说“水德子祖辰腊”（注:王应麟：小学绢珠卷广五运”，中华书局影印津逮秘书本，1987年。）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巧合而

8、已。辽史礼志谓腊仪始于穆宗应历元年（951年），而太宗纪会同八年（945年）十二月已有“戊辰，腊，赐诸国贡使衣马”的记载。要知道，在太宗和穆宗时代，辽朝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华夏正统观念，可见其腊仪与五德确实是没有关系的。尽管“辽以水为德”说仅有金代文献中的一条孤证，但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辽朝中后期的正统之争识破其中的玄机。大约从兴宗时代起，辽朝开始以正统相标榜。正统之争是由辽太宗得自后晋的所谓秦传国玺引起的。辽史卷57仪卫志三曰:“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自秦汉以降，人们习惯上视秦之传国玺为正统王朝的象征性符号，“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

9、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而五季更相争夺，以得者为正统，（注:郝经：传国玺论，陵川集卷1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辽朝前期因尚无华夏正统观念，据说曾打算将此传国玺送还宋朝，后山谈丛卷5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产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又何足贵乎！，契丹畏服。”（注:这个故事又见于南宋陈负暄野录卷上“蔡玺文玉刻”条。按宋辽两国早在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已互通聘使，故此事应该是可信的。）辽朝中期以后，契丹统治者逐渐意识到这枚传国玺的价值，于是开始拿它大做文章:“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

10、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注：辽史卷57仪卫志三“符印1）据宋人记载，“仁宗朝，有使虏者，见虏主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注:孔平仲：玲璜新论卷4。此诗究竟出自哪位辽朝皇帝之手，并无明确记载，（清）周春增订辽诗话卷上、近人陈衍辽诗纪事卷1及陈述全辽文卷1均将此诗列在圣宗名下，全辽文有按语云:“宋仁宗当朝亘四十余年，历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辽主者，不得他证，未可必谓为圣宗也。谨附于后，用示存疑。这就是辽朝正统论的理据所在。其实辽朝得自后晋的这枚传国玺实为晋高祖石敬塘所铸，而并非真正的秦玺，宋人于此多有辨析。（注:参见王溥五代会要

11、卷13“符宝郎”、郑文宝传国玺谱（宛委山堂本说郛卷97）及玉海卷84引郑文宝至道玉玺记。另据宋人考证，真正的秦玺早已毁于汉末董卓之乱，自魏晋以下历代所称秦玺其实也都是伪玺，详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5、曹彦约昌谷集卷22玉玺本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制作宝玺”。）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二月，“内司制国宝两坐，诏太常具制度以闻”，太常寺所上奏疏对石晋传国玺的来历作了详细交待：晋主奉表归命于虏王，遣皇子延煦等奉国宝并命印三面送与虏王，其国宝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回，虏王与晋帝诏曰:“所进国宝，验来非真传国宝，其真宝速进来。”晋主奏曰:“真传国宝因清泰末伪主从珂以宝自焚，自此亡失，先帝

12、登极之初，特制此宝。左右臣僚备知，固不敢别有藏匿也。（注：册府元龟卷594掌礼部奏议门。）由此看来，辽朝统治者对所谓传国宝的真伪理应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了与宋朝争华夏之正统，不惜拿这枚伪玺大做文章。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辽朝的正统论是建立在承石晋之统的基础之上的。金朝末年的修端明确主张:“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终当为北史。”（注: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元文类卷45。）又辍耕录卷3引杨维桢正统辨，也有“议者以辽承晋统”的说法。若以辽承晋统为前提，上文谈到的辽朝德运就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在宋辽金时代，对五代以下各朝德运的通行解释是:唐为土德，“朱梁篡代，不可以为正统“，故列

13、入闰位；后唐“中兴唐祚，重兴土运”；此后石晋为金德，刘汉为水德，郭周为木德，赵宋为火德。（注:参见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册府元龟卷4帝王部运历门、王应麟小学弟珠卷1五运、（金）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辽朝既以承晋统为其正统论之理据，必定自认代石晋金德为水德，这样就等于否定了宋朝的正统性，使宋之火德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于这种考虑，我相信金人所称“辽以水为德”确是事实，尽管由于辽代史料极度贫乏，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辽朝人关于本朝德运的第一手记载。对于辽朝的正统论，宋人肯定是不屑一顾的。欧阳修新五代史将辽朝打入四夷附录，曾引起辽人极大不满，（注:见辽史卷104文学下刘辉传。）这就是宋人的华夷观念。

14、浪渊之盟后，宋人甚至对两国往来国书互称南、北朝都不能接受:“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首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首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嘉纳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5“亲征契丹”，据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条校正。但长编辑本已将王曾语删去大半。）虽然泡渊之盟规定两国皇帝以兄弟相称，但宋人骨子里始终视辽朝为夷狄之邦，岂能容忍与之首足并处”？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辽朝遣使贺乾元节，其国书”称北朝而去契丹号”，宋人认为辽朝“意以自尊

15、大”，亦托辞拒绝。（注:张方平：乐全集卷39昌黎韩君墓志铭。此事始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2仁宗皇祐四年四月丙戌条。）自金代以后，对辽朝的正统性普遍持否定态度。在大金德运图说所列历代王朝德运图中，根本就没有辽朝的位置；同书引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省上奏说:“辽据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统在宋。关于金人的宋辽正统观，下文将作出具体阐释。二、金朝的德运之争及其文化选择金王朝的建立者“生女真”原本是文明程度较低的一个部族，被宋人称为“夷狄中至贱者（注：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张棣金虏图经。）女真入主汉地之初，尚无华夏正统观念。自熙宗改制后，金朝迅速走向汉化道路。到了海陵王时代，女真统治者已经具备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伦理观念。（注:关于金朝正统观念的形成过程，宋德金先生已有详细论述，参见氏著正统观与金代文化,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五德终始说自秦以后成为讨论历代王朝正统性的理论基础和对话平台，而金朝则是最后一个试图通过“五运”说以寻求其政权合法性的王朝。（注:参见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德运之争是金朝历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陈学霖先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