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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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明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自唐中后期开始，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开始向后期进行转化。南北朝时期在土地制度上实行的均田制逐渐被瓦解和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在田主与佃农之间所实行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较为松弛的租佃制度。在这样的租佃制度的刺激下，私人土地占有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唐代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到了唐之后的北宋时期，无论是在农业上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方面，还是在手工业领域内的矿冶、陶瓷、造纸、印刷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方面，这一时期相比于历史上以往时期都有了很大进步。然而，在生产力获得了提高的同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

2、展也使北宋时期土地的买卖与兼并现象十分突出，而这样的买卖与兼并对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生产生活都构成了影响。就地主阶级这方面而言，原来通过荫蔽制享有大量土地的门阀地主逐渐被通过土地兼并而获得大量财富的庶族地主所取代，由此便导致了地主阶级内部门阀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所产生的权力结构的变迁。而在农民阶级方面，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虽然相对于历史上其它时期有所减轻，但是庶族地主们却可以通过土地买卖和兼并获得大量财富进而以契约和高利贷的形式来对农民阶级进行盘剥，大量农民在丧失土地乃至破产流亡，而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也因此日益加剧。“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宋史食货志）。此外，北宋建立之初

3、，中国境内存在着的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联合起来不断侵犯北宋边境，对农民予以劫掠侵犯，而北宋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边境安全，采取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每年给予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大量财物，而由此所引发的巨额财政负担，势必又转嫁到农民头上，这就使当时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北宋初年各地农民起义频发，而且，与以往朝代中农民起义多侧重于对自身人身安全保障方面的要求有所不同，北宋初年的农民起义将斗争的焦点转向了“等贵贱、均贫富”的财富平均的要求上，甚至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土地制度本身。再加上北宋的建立虽然结束了残唐五代长期混乱分裂、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但是整个社会人心涣散、道德

4、滑坡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扭转，儒家传统的纲常伦理也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不仅如此，在儒家思想的外部，自隋唐以来传入中国且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的佛教思想也对儒家传统的纲常伦理构成了挑战。面对这一文化局面，当时的儒家学者对佛教展开了批判和抨击，认为佛教破坏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关系因而“坏乱破碎我圣人之道”。所以是异端邪说。而在佛教学者这一边，他们一边针对儒家学者对佛教的批判予以反击，比如高僧契嵩就曾针对儒家学者有关佛教弃灭日用人伦的批评而回应说：“佛之道岂一人之私为乎？抑或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夫子邪？岂妨人所生养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吏而张之，亦其化之理隐而难见,故世不得而尽信。”（

5、辅教编上，律津文集卷一）另一方面，佛教学者也立足于佛学的立场而对儒家学者所建构的儒学思想提出批评，比如针对北宋初期的反佛潮流，北宋初期的佛教学者释智圆就试图在学理上融通儒释道三教，并因此而提出了以“饰身之教”的儒学和“修心之教”的佛学共为表里的儒佛统一的思想：“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噫，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故夷狄之邦，周孔之道不行者，亦不闻行释氏之道也J（中庸子传上，闲居编卷一九，历续藏经第101册，第I1o-II1页）但是，在释智圆看来

6、，儒佛虽然是可以并存共通的，但涵养心体的“修心之教”只能由佛教思想来提供，因此，他虽然提出了儒佛融通的观点，但这一观点中实际上也隐含着对儒家心性学传统在涵养身心问题上的价值和意义的遮蔽。实际上，自先秦孔、孟开其端的儒家心性学说原本就是身与心、道与事、动与静、质与文、体与用相统一的意义整体性思想，如果使用释智园在这段话中的范畴术语来表达的话，儒家思想原本就是一个“饰身之教”和“修心之教”相统一的思想。因此，释智圆只以儒学为“饰身之教”而将“修心之教”归于佛教的观点实际上是缺乏根据的，也并不能为他的儒佛融通的思想提供一个学理上的保证。但是，尽管如此，因为受到崇佛的时代风气的影响，当时的儒家学者在思

7、想上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士大夫们竞相参禅谈禅，甚至出现了以佛教思想取代儒家哲学思想而为自己的主体思想的危险，这引发了当时一些儒家学者的警惕，比如二程就曾在描述一场士大夫聚会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这种谈佛论道的文化风气时表达过对于这一现象的忧虑：“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由此可见，当时士大夫参禅论道风气之盛。而以二程为代表的一部分儒家学者也由此看到了佛教禅宗之所以能对儒家思想构成威胁，原因就在于佛教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为普及和推广佛教思想

8、而展开自己关于“性命道德”问题的本体论层面的思想建构，而这一点，无疑对当时的儒家学者们维护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伦理纲常制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性地位构成了挑战。由此，面对宋初经济结构上的变迂、政治统治上和社会道德文化层面上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以及来自儒学外部的佛教思想“异端”的挑战，如何论证原有的三纲五常伦理制度的合理性和神圣性、如何用社会伦理的形式原理来统摄社会伦理生活内容以摆脱严重的社会文化危机从而在形而上学本体论层面上重新证明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性和“本位性”，就成了当时的思想家们所共同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由此，在这样的时代课题的指引下，当时的思想家们都自觉地回归到先秦儒学思想文化资源

9、当中去，上承先秦儒学经典本有之义，站在文化学的角度、知识学的角度来阐释先秦儒家的思想观点、整理先秦儒家的著作，因此，无论宋明理学内部的各家各派在学术观点上有何不同，但他们所各自建构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都与中国古代哲学产生期的先秦儒学思想保持着内在精神实质和外在文化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性和连续性，是对作为儒家哲学的产生期的先秦儒家哲学文化的继承回归与发展建设，可以说，整个宋明理学都是儒家哲学的文化建构期和整合期。而这样的一种自觉的文化回归、继承与发展，首先是以唐代韩愈所提出的“道统论”和李翱的“复性论”为开端而得以展开的，韩、李二人的思想分别从儒家文化形式和其思想内容两个方面规定了宋明理学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由此，以韩、李二人的思想为开端，宋明理学家们各自建构起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