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基础研究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治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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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着力基础研究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治理来自美德日的经验启示摘要：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基础科学加速追赶中的关键作用。然而，不同科研主体的基础研究定位不清、学风浮躁等问题日益突出。在结合国情对症下药的同时，有必要参考借鉴欧美科技强国的发展经验以少走弯路。为此，本文构建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治理分析框架，以内外部治理视角对美国、德国与日本的基础研究治理实践展开案例分析。研究发现：1）政府在经费配置、研究干预等方面对国家科研机构与研究型大学等实行清晰的差异化管理；2）以形式多样的基础研究支持方式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骨干引领作用；3）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以公开透明与结果的差异化应用等评价机制充分

2、发挥评价作用，并建立由海内外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化顾问团的定期咨询评议制度等。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建议。关键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源头，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持续高水平投入将显著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祉增加。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明显偏低。以2023年为例，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1696亿元，占研发投入的6.09%,而欧美等科技发达国家/地区此项占比均在15%以上。此外，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整体处于大而不强的状态，不仅表现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基

3、础科学大奖鲜有涉足，更突出体现在高端芯片制造、工业软件、数控机床等产业领域面临严峻的卡脖子难题。为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产业技术难题而组织开展好基础研究，已经成为一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此，国家专门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并强调国家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指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明确了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战略科技力量在基础研究中的定位。此外，十四五规划中，开篇一章便对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出部署，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是其重要内容。

4、可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我国基础研究加速追赶的关键。然而，着眼于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治理还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例如，在管理机制与配套措施等方面如何实现基础研究的系统性规划布局？在评审评价与人事管理等方面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在科研资助与人员激励等方面如何营造安心科研的学术氛围？对此，本文将借鉴世界科技强国与顶尖科研力量在科技规划与内部管理等方面推动基础研究发展的典型经验做法，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治理分析框架，系统总结梳理各个关键治理环节的重要特点，为我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加强基础研究提供参考。1概念明晰与文献综述1.1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特征与相关研究国家战略科技力

5、量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基石，在维护国家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2016年与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分别指出要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抓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具体要求，为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虽然，现阶段对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还没有一个权威定义，但综合官方文件和学术论文的有关表述，可以初步总结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由国家支持，以解决其他创新主体无力解决的国家战略需求为指引，开展相关战略性科研活动，是国家科研机构（包含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科技

6、企业等特色鲜明的科研优势力量的集合。与一般研究机构相比，使命定位高、战略责任重、能力组合强、创新成效实是其突出特征。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一整体性概念而言，既往研究主要从内涵特征、发展历程与强化路径等方面展开论述。李正风分别从国家、战略和科技力量这三个关键词出发，阐述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丰富内涵；肖小溪等与尹西明等也专门分析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本质特征，并提出国家创新系统观和融合研究范式可为其未来发展奠定理论基础。樊春良、戴显红和白春礼分别从世界、中国与中国科学院的视角，由宏入微，详细阐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同历史方位中的发展脉络。吴金希等与白光祖等就如何面向经济主战场，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7、要重视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体系建设；万劲波等则基于基础研究的视角，认为各类战略科技力量要结合自身特点，加强基础研究任务分工。1.2 基础研究的特征与相关研究基础研究是指为了获得新知识，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或底层原理而进行的试验性或理论性探索，不以任何实际应用为目的。根据基础研究的不同动机，可将其分为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和以特定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定向基础研究。前者也可称为纯基础研究，是基础研究的最原始形式，最贴近其基本概念；后者属于战略性的应用基础研究范畴，主要起源于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展开的专门资助，日益重视其对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此外，战略性基础研究还可分为基于国家战略

8、需求的，亦或是私营部门为实现商业利益而开展的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在国外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经验启示方面，陈云伟等、陈强和朱艳婿、范旭和李瑞娇认为美国等科技强国重视通过国家战略与科技计划加强对基础研究的引导，以点面结合的投入机制确保优先发展领域；对于国家实验室等国家科研机构以稳定的国家财政拨款给予研究支持。钱万强等也持相同观点，还指出日本更看重科研经费的竞争性分配，并向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倾斜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此外，还重视人才培养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持续支撑作用；德国对于基础研究类国家科研机构的经费支持以高稳定性著称，还热衷于发展大科学装置，以推动前沿基础研究的持续突破。整体而言，对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

9、基础研究，现有文献都侧重于各自领域宏观层面的考察分析，但还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展开关键治理要素的系统分析，没有聚焦于学术氛围营造等复杂现实问题的解决；且缺少从微观层面出发，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内外部治理视角就如何加强基础研究展开专门探讨。1.3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基础研究的概念界定就着力基础研究而言，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毋庸置疑。部分科技领军企业虽也大量投入基础研究，以保持市场领先地位或实现弯道超车，例如华为的2012实验室等。但开展产业技术难题攻关以实现商业化应用，仍是企业研究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本文主要以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来表

10、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一步来说，它们拥有其他科技力量所不具备的关键科学资源，既包括卓越的科技人才队伍，又涉及造价高昂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一方面，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更强调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面对重大科技问题而开展的长期战略性基础研究。例如,美国能源部下属国家实验室为满足美国能源安全与武器研制等国家需求，而开展针对性的核物理、化学等领域基础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开展前沿科学问题驱动的部分纯基础研究，同样也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使命。例如，德国马普学会依靠政府稳定支持，主要从事其他科研主体无力或无意愿开展的基础研究工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则依托科学基金等资助开展学科前沿探索。这类基础研究短期内虽无明确意

11、义，但会对社会进步与未来工业应用产生长远影响。因此,结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特征，本文所指的基础研究主要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需要长期持续开展的纯基础研究与定向基础研究。具体而言，国家科研机构以战略导向、体系化的基础研究为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则以前沿导向、探索性的基础研究为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是其突出特征，大团队与大装置是基础，这类研究往往是其他科研力量难以开展的。1.4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治理框架1.4.1 理论基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治理以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多项治理理论为基础。借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协调过程，

12、涉及外部的政府部门与内部的决策单元等，包括直接的正式制度规则与间接的动态决策博弈。其治理过程以各项规章制度为基础，包括外部的科技政策和内部的运行规则。同时，优先领域的引导，评价导向的树立等间接制度安排同样在治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治理，涉及政府部门中的预算编制和政策规划机构，学术共同体中的领导、咨询与执行等主体，在各个治理环节中不同权力体系相互制衡。此外，外部政府部门与科研主体之间、内部机构管理层与科研人员之间如何持续互动还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涉及经费配置与绩效评价等激励约束手段。1.4.2 治理框架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治理可以分为两

13、大部分：一是相关政府部门通过资助、人才等方面的科技政策，以及针对项目或机构的评议制度来进行外部治理，以此营造有利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着力基础研究的宏观科技创新环境；二是机构的内部治理，涉及咨询制度、人员与经费管理等关键环节。围绕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等国家战略需求，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外部治理的基本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不同于以往研究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亦或是仅聚焦于外部治理结构或内部运行机制，本框架首次明确指出战略科技力量在内外部治理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的关键环节，并以此为基础来探寻国外治理实践的有益经验。图1着力基础研究的国家战略科技力滔蹩海架2案例分析诺贝尔科学奖作为当今世界认可度最高的科学奖励，是评

14、判一个国家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依据。当前，就各国/地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数量及趋势而言，呈现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按照典型性、代表性与资料可得性原则，本文主要借鉴美国、德国与日本的基础研究发展经验，并依据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卓越人才队伍与大科学装置等方面的关键特征，选取各国具有代表性的顶尖研究机构作为研究对象，涉及美国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德国的马普学会、亥姆霍兹联合会与慕尼黑大学；日本的理化学研究所与东京大学等。2.1 外部治理2.1.1 宏观政策导向D持续高额的经费支持是战略科技力量聚焦主责主业的重要保障不断加大的基础研究投入是科技强国的共性特征，

15、特别是对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而言。例如，确保美国科学技术领先法案(2023)授权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等战略科技力量十年内将基础研究经费翻一番。德国通过联邦与州政府签订的研究与创新公约，确保对四大国家科研机构与科学基金会的研究资助每年增加3%,重点在人才吸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资金保障。2)政府差异化干预不同类型的战略科技力量对于自由探索式且不依赖于大科学装置的基础研究，政府干预有限，机构在经费与人员管理等方面拥有充足的自主权。例如，马普学会在研究选择等方面有高度自治权；评议会作为核心决策机构，政府官员在其中占比不到10%,话语权非常有限。然而，政府对大科学装置或战略性基

16、础研究的干预较多，亥姆霍兹联合会与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各自的研究政策与发展指标等都由政府自上而下确定。3)明确的分工定位激发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创新潜力美国国家纳米计划通过细分的纳米主题领域，即计划构成领域(ProgramComponentAreas,PCA),为政府预算投入与机构战略制定提供方向指导。对于计划的具体实施，各参与部门依据PCA与自身使命，自行制定并实施各自的纳米发展战略，并开展相关专业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对外资助工作。例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专门制定的癌症纳米技术计划2015o德国的能源研究计划，依据19级的技术成熟度(Techno1ogyReadiness1eve1,TR1),明确参与实施的三个联邦政府部门的研究类型。其中，教研部主要资助能源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日本的生物战略，通过细分的市场领域路线图来具体化定向生物基础研究的发展，明确了产业界与政府各自的研究定位。2.1.2 资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