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暨交流发言材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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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暨交流发言材料同志们:按照安排,今天由我为大家讲一堂党课。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在全党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每次党内集中教育也都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凝聚思想共识、集聚行动合力、激发前进动力的优良传统,是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战略抓手。强调加强党内同志的理论学习和理论修养,是基于党的历史经脸教训总结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也是“理论强

2、党”的历史依据。马克思曾十分精辟地论述了科学理论的巨大作用,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习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也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的理论探索创新顺利,党领导的事业也就比较顺利成功,反之,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就会导致党领导的事业遭受挫折乃至失败。要实现党的强大,就必须重视理论学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犹如一个组织系统,只有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不断提升自我净化能力,才能保持肌体的生机与活力。纵观党的历史,党

3、内集中教育活动经历了一个初创摸索、积累经脸、机制生成、不断完善、逐步成熟的过程,这其中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也有值得警醒的地方。每逢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有一个思想认识的嫂变过程。以集中教育活动的方式加强党内学习、统一思想认识、厘清理论是非就显得尤为重要。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

4、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主要是三个原因,我们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1937年1

5、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

6、和教条化的氛围。总之,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分两期进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

7、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为今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范例。自此,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得到广泛的提高,成为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方法。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夜。面对全国执政带来的新考验,如何在全新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党面对的一个新的历史性的重大课题。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8、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历史背景:延安窑洞谈话。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痛感于历史的无常,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大发感慨。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这是所知人们第一次谈到历史周期律问题。他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

9、条道路,摆脱周期律的支配力。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然,就像找到了船不等于到了对岸一样,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并不意味着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率。能否跳出去,还要看这条路具体怎么走,要看能不能对跳出周期率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这就是“两个务必所要解决的问题。甲申三百年祭。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自

10、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这段话充分说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那种心境。就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呕心沥血,时刻防止出现失误。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的提出,体现了毛泽东、党中央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战争尤其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西柏坡精神。三大战役的发动和全面胜利,标志着全国胜利即将来临,而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一切活

11、动就是为加速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和战胜转变之后所面临的各种新考脸作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理论上准备。这一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等。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两个务必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性转变的精神,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两个务必”的集中学习教育对党的几代领导人都产生了积极、巨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2013年7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

12、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号召全党同志牢记的“三个务必”,是新时代党建理论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的新论述,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又给予了极大的充实、丰富和发展,深刻反映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对于如何在国内外形势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领导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

13、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回答。“三个务必”,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融合为一个整体,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是在党的事业发展关键时刻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对把党的事业和自身建设推向新高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指出,检脸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脸。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延续10年之久的“文

14、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方针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不少老同志也从不同角度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正确认识与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把实践作为检脸真理的标准。这一时期,中央党校也作出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完整地准确地理解

15、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话,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1963年11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东湖宾馆写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一一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此文打印出来后,毛泽东修改时,加注了社会实践是检脸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本来就是一个大哲学家,他改完这篇文章,很高兴,还在东湖边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如今也挂在毛泽东故居陈列馆内。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大讨论开始后,当讨论遇

16、到阻力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纷纷表态支持这一讨论。随之,这场讨论从思想理论界扩大到党政军及社会各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我们党冲破思想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为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历史证明,在这些重大的转折关头,党总是能够通过集中教育活动的方式,统一全党认识,使整个党组织心力同一,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以及这次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6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频度之密、力度之大、成效之显著,放眼百年党史都不多见。之所以开展系列集中学习,根本原因是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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