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南沿海灯塔与海岛社会研究.docx

《近代东南沿海灯塔与海岛社会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近代东南沿海灯塔与海岛社会研究.docx（79页珍藏版）》请在第一文库网上搜索。

1、近代东南沿海灯塔与海岛社会研究潮海关、淡水关、打狗关、闽海关、厦门关都是中国近代东南沿海的重要关区，各关区历史上的航标建设情况各具特色。本文将结合宏观与微观维度观察，从宏观维度，将所涉及的航标统合在中国“东南沿海航标”的集合下，通过总体与个别的关区航标数据分析，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各类航标变化的总体情况进行探析；从微观维度，针对数据分析存在的特殊情况，笔者将充分结合特定时期的海关史料，在历史原因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本文的资料使用，将以航标总册与东洋灯台表的数据统计、分析为基础，加之以航路标志报告、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中国海关密档等相关史料收集，辅之以相关学者的已有研究进行参考，包括伍伶

2、飞“西风已至”：近代东亚灯塔体系及其与航运格局关系研究、松浦章的清代台湾海运发展史等，以期对于有关东南沿海航标及各类航标变化总体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的理解、探析。如何确定东南沿海的区域划分范畴，是本次针对东南沿海航标总体情况进行研究需要回应的首要问题。我们以东南沿海五个关区的航标建设作为一个整体集合进行探究存在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就近代中国沿海航标情况的前人研究成果而言，其研究普遍局限于单一关区的讨论，缺乏更为合理、整体性地针对研究区域划分的思考。伍伶飞在其“西风已至”：近代东亚灯塔体系及其与航运格局关系研究一书中，提出中国近代海关在灯塔统计中使用“关区”概念的复杂化，这也直接对于大量归外国政府或

3、本国政府其他部门或私人管理灯塔的忽视，例如对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航标建设与管理的观察。于是，该书中提出“灯塔区”的概念，即为一定范围内灯塔向外扩展所及最远边界所形成的区域,极大改善了单一关区区域划分方面的研究局限。由此，本部分将中国东南沿海五个关区进行整合分析，亦有利于突破区域划分的研究局限，存在一定的研究空伍伶飞：“西风已至”：近代东亚灯塔体系及其与航运格局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54页。伍伶飞：“西风已至”：近代东亚灯塔体系及其与航运格局关系研究，肛门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56页。间。另一方面，近代史上的潮海关、淡水关、打狗关、闽海关、厦门关五个

4、海关之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根据1868年总税务司第10号通令可知,在区域管理上，海务税务司将中国沿海分为三段，由三名驻芝紫、上海、福州的巡查司分别负责，这意味着自1868年起，以上提及的东南沿海五个关区即是统一在福州巡查司的管辖下。又根据1878年第38号通令，“上海作为北段之中心口岸，而厦门作为南段之中心口岸。则不仅负责物料供应，且须负责南段所有灯塔之全面管理。所谓南段系指温州以南之海岸。”温州以南之海岸即包括本部分涉及的东南沿海五个关区，由此可见负责管理部门的所在地虽有所调整，却并不影响东南沿海航标的统一维护、管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开始殖民台湾，原同属清政府海关南段管辖区的台

5、湾淡水关与打狗关为日本派驻的总督府所管辖。然而，台湾各关区与东南沿海，尤其与福建关区的航运联系相当密切。在日本学者松蒲章著清代台湾海运发展史中，提及以日本殖民时期淡水税关统计的帆船数据为例，从1897年二月至1898年九月间，从福州、泉州、厦门入港至淡水大稻堤港之船舶高达1649只。其中，1898年八月的一个月航行至该地者，厦门有37只，福州有33只，宁波有10只，台湾的基隆有1只，80%以上是从福建航至淡水的船舶。由此可见，虽历经时代变迁，东南沿海航标管理机制几经变化，但至少在中国近代史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内，中国东南沿海各关区间的航运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航运的需要也直接影响着东南沿海的灯塔建设

6、规划，尤其在航运安全网络方面，随着东南沿海各机构航标建设的开展，形成了一套跨越地域治理边界的运作机制，确保了东南沿海航运的安全进行。因此，我们将其进行统一的整合、分析是合理且有必要的。总而言之，本次归集为整体集合进行统计航标分布区域范畴包括潮海关、淡水关、打狗关、闽海关、厦门关五个海关所涉及的福建、广东东部与台湾全岛海域。这些以东南沿海为整体的各类航标建设在维护近代中国东南沿海航运安全为发船钞部编制事（1868年4月25日第10号通令），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第59页。为南北两段沿海灯塔分由厦门上海两关管理由（1878年1月15日第38号通令），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

7、，第222页。日松浦章著：清代台湾海运发展史，卞凤奎译，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第69页。据航标总册记载，20世纪初新增三都澳关区航标数据。由于二都澳（SamUao）关区自1909年首次设立灯塔来，为闽海关的分属关区，因而本次研究将该关区的航标数据归入闽海关进行统计、分析。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推动着在东南沿海内部形成了一套赋有其自身特色的航运体系。第一部分闽海关（含福海关）的航标变化分析一、闽海关的关区与垂直结构关于闽海关和福海关的研究多是集中在经济活动、组织架构等方面，对于闽海关区的航标研究不仅数量稀少，且大多是通观论述。不仅未能准确揭示闽海关区航标变化的原因，对于闽海关区的

8、航标变化趋势也未能予以展现。基于上述考虑，本节旨在根据海关之中国沿海及内河航路标识总册（1iStOfTheChinese1ighthouses,1ightvesse1s,BuoysAndBeacons,以下简称航标总册）中的相关数据资料，理清闽海关区航路标识相关信息的变化趋势，分析变化背后的原因，从而对闽海关区的航标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木对福建沿海的航标同样有相关的记录。这些记录保存在东洋灯台表之中，可以辅助我们与中国之航标总册对照研究。欲说明闽海关区内航标之变化，应先明确闽海关区范围。同样，闽海关区也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因此同样采用将海关网络和航标网络的连接成面的方式来将

9、其在地图上形象化地表现出来。因此，我们需要对闽海关、福海关的垂直空间架构和关区航标的地理空间信息先进行解读。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自晚清以至开国，福建地区主要的海关有三个，分别为厦门关、闽海关、福海关。三大海关分别将福建近海大致划分为三个海关片区，从北至南分别是福海关区、闽海关区和厦门关区。鉴于福海关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关区，然实际上福海关受到总税务司核闽海关税务司的双重领导：“三都澳作为福州的外部港口，直接受闽海关税务司的命令，鉴于经费开支以及与福州总督、满清将军之间文件往来更方便起见，麦嘉林先生作为帮办负责人应向闽海关税务司报告工作，并接受训令，由福州支应所需款项，它的费用应作为闽海关会计的

10、组成部分闽海关税务司应随时向总署汇报三都澳福海关的所有问题，必要时可附送麦嘉林的报告，此外，麦嘉林还必须每天向总署报送半官方信件一次。”因此，可将福海关区并入闽海关区一同观察，故又可将福建近海关区分为厦门关区和闽海关区两大关区（以下若无说明皆以闽海关区指示闽海关区和福海关区）。而关于闽海关的中枢机构，于1861年建立在福州仓前泛船浦一带已十分明确，但在仓前文史资料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对明晰海关为何选在仓前一带及建立初之情形提供巨大帮助：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福州被列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第二年，英国命李太国（笔者加：应为1ayGeorgeTradescant1）为福州前任领事，1843年

11、，李便走马上任，在福州仓前人筹建领事馆，1845年2月才正式建立。1858年中英又签署了天津条约，条款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同年英人李太国（笔者加：即HOratiO关于闽海关和福海关的经济活动和组织架构等方面的研窕不胜枚举，以林仁川（近代福建海关的建立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许毅明（闽海关（福建常关）历史沿革初探）为代表的系列学者已有深入研究，在此不予以细说。但闽海关区航标相关的研究目前仅有江涛近代福建沿海助航标志探析一文。文中虽细数闽海关区各灯塔，列举浮标之个数，然描写内容多是直接来源于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无更多的拓展研究。由此可知，对于闽海关区的航标认识目前仍然停留在表面，

12、未进行深入层次的研究。林仁川：近代福建海关的建立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第4期，第75页。资料来源于福州海关关史资料汇编。J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8页。Ne1son1ay）被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此人乃是福州领事李太国的儿子，他上任后，意识到福州地理位置的重要，赶来福州推行洋美制度，1861年闽海关在仓前山的泛船浦建立了。第一任税务司是英人华德。他们为什么将注意力集中在泛船浦？这里有地理上的优势，是闽江下游的深水带，曾经是明代市舶司的码头，南岸地平而开阔，万方船只云集于此，是水陆交通的枢扭，停

13、泊在马尾港的货物，用驳船运输至此十分方便。1862年一座西式的两层办公楼建了起来，“海关堤”从此而得名。过了一年，建脸货厂于北端，耗费平银2733.33两，占地4.15亩。南边是险货办公室、样品室和饭厅，伸向江中的部分是海关码头。由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闽海关不断扩大地盘，广置地产，直接从国外运进大量建筑材料，大兴土木，精心营建了税务司公馆、高级洋员住宅以及洋人俱乐部，地点从海关堤一直延伸到仓前山。一幢幢占地一百多亩，耗资达三十余万银元。1877年新任的税务司在仓前山乐群路6号按年租每亩85元的租价租得空地3.6亩，购置旧房暂用。仓前文史资料中提供的信息可知，闽海关的建立是在李泰国父子“共同”主

14、持下完成的。老李泰国即在仓前建立英国领事馆，便于对福州往来贸易船只进行管理。而小李泰国更是在父亲的影响下重视福州的海关建设，注重对闽贸易船只的监管，故在仓前建立海关，背靠英国使馆，更方便对福州乃至福建地区进行直接监管。而小李泰国考虑的因素除了和英国使馆的呼应外，也考虑到了泛船浦的历史地理因素：以上为笔者根据仓前文史资料中相关地理位置的说明寻找到的大致位置。今虽然已没有海关堤,但泛船浦天主教堂以及海关巷仍然存在。因此笔者以海关巷为中心在图中标出，作为闽海关税务司公署的大致位置。查泛船浦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监管福海地区的重要区域,同时从图中即可看出，海关核心处于闽江南台岛之上。而泛船浦极其靠近北闽江

15、（即台江），此处处于闽江深水带，不仅大型船只容易进入，而且闽江之上各种船只多汇聚于此，可以说是“上限高且体量大”，不仅利于大宗货物的进出管理，而且可以对闽江之上大范围的船只进行直接监管，故福州的海务监管系统的中心多设于此地。同时，闽海关还进行大量的拓地运动，将建筑范围扩大到仓前山一带，大致从今福州高级中学附近一直到泛船浦附近皆为闽海关之势力范围。而对于民国时期闽海关核心部分的相关内容，福建文史资料有着较为详细的说明，其中有一张图十分直观地说明了民国晚期闽海关的垂直结构：T福州市仓山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福州市仓山区文化局：仓山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第34页。图为笔者利用QG1S以谭其骥先生的

16、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组图中的福建地图为底稿绘制而成。图2：闽海关组织结构示意图上述结构示意图为解放军接收闽海关时期的组织架构。可以看出，解放前闽海关的组织架构分为两大部分：支关支所以及中枢机构。支关支所作为闽海关区沟通海陆货物的卡口，构成了闽海关的外围组织结构，共四支关（涵江支关、三都支关、潭头支关、培头支关）二支所（三江口支所、东冲支所）一办事处（营前办事处）。而中枢机构又可概括为四课（稽查课及港务课、秘书课、会计课、总务课）一股（罚款股）。而福建省档案馆整理的资料却表明闽海关在民国初期应设有7课：“民国后设有总务、文书、会计、监察、缉查、港务、缉私等7课。闽海关监督秉承财政部及关务署之命行使监督闽海、福海两关税务职权，并指挥所属各级职员办理一切关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