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我国电力发展成就与启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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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年我国电力发展成就与启示新中国电力70年发展与转型回顾我国电力70年发展之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为供需从短缺向基本平衡过渡，资源配置机制从计划向市场过渡；后两个阶段为供需从基本平衡向供需宽松转变，资源配置机制走向市场化。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电力长期处于紧缺阶段。这一阶段电力供需的特点可概括为：计划平衡下的短缺。虽然与欧美国家几乎同时起步，但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缓慢。1949年，我国电网最高电压等级为220千伏，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85万千瓦，年发电量43亿千瓦时，在全球分别排名第21和第25位，人均年用电量仅不到8千瓦

2、时。从新中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电力工业艰苦创业并初步建成较完备的电力工业生产与设备制造体系。1978年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5712万千瓦，全年发电量2565亿千瓦时，分别位列世界第八和第七位，但人均装机容量仅为0.06千瓦，年人均发电量和用电量分别为268和247千瓦时，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结构来看，1978年底电力装机火电、水电占比分别为69.7%、30.3%，全年发电量火电、水电占比分别为82.6%、17.4%。当时，水电站基本都是径流式、中小型规模；燃煤发电大多是单机20万千瓦以下煤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小机组，其中许多还是煤耗特别高的超期服役机组，全国火电机组供电煤

3、耗471克/千瓦时；电网最高电压等级330千伏，主要以相对孤立的省级电网、城市电网为主，省际之间联系很少，并且很多地区没有电网覆盖，落后于世界电网发展进程。这一阶段，电力供应短缺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在严格的国民经济计划平衡下，1978年全国发电装机缺口依然在1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当时装机容量20%，企业用电“停三开四”甚至“停四开三”。受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1952年全国主要电力企业从地方政府上划中央政府管理，电力工业长期实行“国家所有、中央统管、政企合一、厂网一家”，电力供应和需求均处于严格的政府计划管控之下。这一时期，作为连接电力供需的电价，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

4、19491951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省级政府负责电价管理，从1952年国家上划电力企业资产到中央政府，电价政策开始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1965年，国家颁发电、热价格，全国基本实现了统一的目录销售电价。期间，为促进电力节约，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功率因数调整电费考核和分电压等级差价制度，并在大工业用户中开始推广两部制电价。为支持重工业发展，国家对大工业电价分类下的部分重化工业用电实行行业优待电价，逐步形成了高耗能工业电价偏低、其他行业对高耗能工业用电的价格交叉补贴局面。第二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8年前后，电力短缺问题得到阶段性初步化解，20年间我国电力供应实现了从“紧缺到初级温饱的水

5、平，这一阶段电力供需的特点可概括为：创新实施投资改革、加快建设供应能力，实现电力供需阶段性缓解。1978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也使我国电力工业面貌焕然一新。“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速分别达到5.7%、9.6%、9.5%、8%，发电量年均增速分别达到6.4%、8.6%、10.1%、6.3%。从“九五”第一年即1996年开始，我国电力供需紧张形势有所缓解，到1998年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77亿千瓦，年发电量11577亿千瓦时，双双跃居世界第二位，初步满足了当时经济对电力的需求。从发电结构和效率看，1983年、1

6、986年、1991年我国先后实现光伏电站、并网风电、核电零的突破；1998年底电力装机火电、水电、核电占比分别为75.7%、23.5%、0.8%，全年发电量火电、水电、核电占比分别为81.1%、17.6%、1.2%；1998年全国火电机组供电煤耗下降到404克/千瓦时。电网方面，最高电压等级达到500千伏，六大区域电网基本形成，跨区联网拉开大幕，我国进入超高压大电网时代。在这一阶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电力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首先从改变

7、国家独家办电体制即电力投融资体制入手，着力解决资金不足和投资激励不足问题，调动全国上下内外、四面八方办电积极性。1980年电力行业率先实行“拨改贷”，此后又推出集资办电（1981年试点，1985年推广）、发行电力建设债券（1987年）、在全国范围开征电力建设资金（1988年）等解决电力建设资金短缺问题的政策。1984年我国第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工程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开工建设，1987年第一座中外合作的电厂广东沙角电厂B厂首台机组投产，1994年批准电力企业到海外上市筹集资金，电力工业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此阶段最具标志性的政策，是1985年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计委、水利电力部、国家物价局制

8、定的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决定把国家统一建设电力和统一电价的办法，改为鼓励地方、部门和企业投资建设电厂，并对部分电力实行多种电价的办法。这一时期，以集资办电为主要内容的电力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之后，电力市场化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1987年，全国电力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和“因地因网制宜”的电力改革与发展方针。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正式成立，与电力部并轨运行；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撤销电力工业部，实行政企分开，将电力工业部的电力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国家经贸委，行业管理职能移交中国电力企业

9、联合会，国家电力公司开始独立运作，至此电力工业比较彻底地实现了在中央层面的政企分开。同时，随着电力供需基本平衡甚至略有富余，1998年下半年，国家又先后启动农电“两改一同价”（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试点工作，拉开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序幕。第三阶段，从1998年前后电力短缺问题得到初步的、阶段性化解，到2015年前后电力产能出现相对富余，我国电力从初级温饱到相对富裕水平，成长为电力大国。这一阶段电力供需的特点可概括为：发电市场化改革推动电力供需由基本平衡转向宽松。事实证明，1998年前后我国实现的电力供需基本平衡是初级水平，平衡关系相当脆弱。特别

10、是2002年我国加入WTO，进入“世界工厂”供应体系，加上我国城镇化发展加快，导致重化工业出现了跨越式高速增长，对电力需求出现了急速拉升格局，导致2002年到2008年期间电力供应再次趋紧，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拉闸限电现象；2008下半年以来到2012年，受“4万亿”投资拉动作用，电力需求增速在20092011年期间有所反弹；2012年开始，一方面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瓶颈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央“十八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我国经济进入转型过渡期，GDP增速趋缓、电力需求增长进入中速平台，电力供需呈现“总体平衡、结构性余缺”的格局。这一时期，一系列数据、标志性事件和

11、“世界之最”充分表明，我国电力已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电力大国，并在部分领域领先世界。2009年和2010年，我国首个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和首个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先后投运，国家电网成为世界上运行电压等级最高的交直流混合大电网；2010年，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公用变设备容量分别达到44.27万千米、19.74亿千伏安，电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2011年，全国发电量达到4.72万亿千瓦时,跃居世界第一，同时随着青藏联网工程投运，我国内地电网全面互联；2013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5亿千瓦，全社会用电量达到5.32万亿千瓦时，二者均跃居世界第一；2015年，我国人均发电装机

12、历史性突破1千瓦、达到1.11千瓦，人均用电量约4142千瓦时，均超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12月，随着青海省最后3.98万无电人口结束没有“长明电”的历史，我国无电人口全部用上电，实现了“电力富裕”路上“一个也没落下”的目标。随着电力产能总量规模的持续扩张，我国电力产业结构调整迈出坚实步伐。2015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5.3亿千瓦，发电量5.60万亿千瓦时，其中火电、水电(含抽水蓄能)、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占比分别为64.9%、20.9%、1.7%、8.6%、2.8%、0.8%，全年发电量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占比分别为73.1%、19.9%、3.0%、3.3%，非化

13、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占比较前两个阶段实现较大幅度提高。这一时期，发电侧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2002年，以“二滩弃水事件”为导火索，国务院出台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启动实施“厂网分开、主辅分开、竞价上网”为主要内容的电力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政企不分、厂网不分等问题，各类电源电价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发电市场多元化竞争格局，促进了发电能力、电网规模快速发展。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在进一步完善政企分开、厂网分开、主辅分开的基础上，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框架，推进“三放开、一独立、三强化”，标志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进入新阶段。第四阶

14、段，从2015年前后电力产能相对富余到如今全面推进电力高质量发展，我国电力正在“从相对富裕向富强”的电力强国迈进。这一阶段电力供需的特点可概括为：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努力实现新常态下的低碳电力供需高效平衡和能源电力产业高质量发展。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生产过剩且产品质量不高，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虽然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2008年后电力供需实现基本平衡

15、甚至略有富余以来，我国电力始终沿着质量提高、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的方向努力，但只有在经济转型、绿色发展新常态环境下，国家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电力高质量发展才具备了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投资、运行空间，在低碳电力优先原则、市场化优化调节下的供需总体平衡政策环境下，我国电力才真正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5年以来，我们围绕“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和电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发力，电力高质量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一是针对煤电产能过剩精准发力，加快建设国际领先的高效清洁煤电体系。2017年，出台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明确“十三五”期

16、间，全国停建和缓建煤电产能1.5亿千瓦，淘汰落后产能0.2亿千瓦以上，实施煤电超低排放改造4.2亿千瓦、节能改造3.4亿千瓦、灵活性改造2.2亿千瓦；到2020年，全国煤电装机规模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具备条件的煤电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煤电平均供电煤耗降至310克/千瓦时。二是针对弃水弃风弃光精准发力，大力促进可再生能源持续健康发展。2017年，出台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解决“三弃”问题。2018年，印发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推动建立清洁能源消纳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明确“2020年基本解决清洁能源消纳问题”的总体目标。三是围绕推动能源革命与数字革命融合发展精准发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2016年国家出台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互联网+”智慧能源（能源互联网）发展要以“互联网+”为手段，以智能化为基础，促进能源和信息深度融合，推动能源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