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生生不息——读《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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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巾毕传免文化住永史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读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Traditiona1ChineseCu1tureInheritanceHkwqOrthecI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C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武斌著辽海出版社【读书者说】中华文化是一个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体。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武斌先生在其新著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中说:“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注重其传承的自觉意识，也具有完善的文化传承机制。”重视自身的文化传承机制，或许就是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密码之一。独特的文化传承载体说到文化传承，我们首先会想到载体的问题。文化传承的载体有很多，在某种意义上，举凡人的衣食

2、住行，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创造物，都可以视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但在所有的载体当中，语言文字因其高度的抽象性而显得极为特殊，尤其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独树一帜的汉字，自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开始就未曾中断，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参照这个观点，汉字就是中华文化的“家”，也是中华民族的“家对此，中国人是有着明晰的自觉意识的。比如自汉代开始，中国人就以文字之学为“小学”，对汉字的学习和研究不遗余力。在古代，一个人的“小学”水平往往成为衡量其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在一个个汉字当中，深层积淀着中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观。与此相关，

3、中国人对历史书写的重视在世界各民族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大史”“小史”“西史”“东史”等称谓，其职责之一就是“作册”，故尚书多士曾讲：“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后来，中国历朝历代都很重视这个传统。一部二十四史，将中国各朝各代的兴衰记于文字，为中华文化的延续传承注入了巨大的力量。中国人还最早发明了印刷术，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十分热衷于书籍的编纂、整理和保存。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就对宋四大书以及清代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故事，作了浓墨重彩的介绍。另就藏书而言，官府方面有汉代的石渠阁、明代的皇史成和清代的四库七阁，民间方面则有著名的天一阁、海源阁和百百宋楼等。如

4、此重视历史的记录、经验的总结和知识的传承，对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品格，作用自然不容小觑。多元的文化传承主体“文化”二字，原出周易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化成”，本来就是中国士人的人生理想。因此，从文化传承的主体来看，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其实都对文化问题无时或忘、极端重视，并由此形成了多元互动的格局。我们知道，中国素有“天下”的概念。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发展。比如我们上面提及的宋四大书和四库全书等大型史书、类书的编纂，均是由国家出面主持完成的。其实像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如果没有官方的组织和支

5、持，任何个人都无法完成。这里还要提到中国古代著名的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自唐正式创立，至清末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共存续了1300多年。在此期间，科举考试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教育形式，对于巩固统治、安定社会、传承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科举制度传入西方，促进了欧洲文官制度的形成。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具有了相当完备的官学体系，既有中央一级的国子监，也有地方的乡学、县学、府学等。科举制度的教材以儒家文化为主，通过科举制度，儒生进入统治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士人的学习热情，当然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除了官学，中国古代的私

6、学也相当发达。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开了私人讲学之先河，他主张“有教无类”，曾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的美誉。此后，中国历代退休或半退休的官员，甚至有些在职的官员，作为饱读诗书的儒生，都特别喜欢讲学、游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古代书院的勃兴。武斌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中说：“书院作为教授生徒的教育机构起源于唐末，历经五代、宋、元、明，数百年间发展滋蔓，遍于中土。宋明时期，著名学者多以书院为讲坛，阐发学术，培植学派，在士子中的地位傲然于官学之上，遂成为与官学相辅而行的教育组织。”著名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被后人称为四大书院。其实古代其他大大小小的书院还有很

7、多，比如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和陆九渊、吕祖谦等曾在江西铅山鹅湖寺讲学，各抒己见，展开激辩，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此后的明代，在此地建立了鹅湖书院。当然私学不光有书院，还有作为私塾而存在的家学，以及免费为穷人举办的义学等。清末武训行乞兴办义学的故事，就曾广为人知。这些办学形式，与官学相辅而行，并形成互动。可以说，它们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文化因交流而精彩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的形成，肯定要经历漫长的孕育和成长过程，其中不仅会有内部各种思想的交流、辩论和融合，还势必要与其他文化和文明开展广泛的交流互鉴。在这方面，中华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

8、，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诸子蜂起，相率论道，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并由此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主要根脉。武斌先生就此指出：“百家争鸣意味着思想的交锋与激荡，也意味着空前的文化交流。诸子百家，各持己说，相互驳难。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党同伐异在所难免，但更多的是相互吸收、借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是百川汇流、多元融合，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可谓这个“汇流”“融合”的交汇点。关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更是多有强调。在谈到元代的文化发展时，作者指出，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不仅包括“外国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包括“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向西方传播“。代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最高成就的四大发明，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而逐渐向外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秉持这种理念，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将继续焕发新的光彩。（作者：孙福万、夏莹，分别系国家开放大学教授、辽海出版社副编审）（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