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洽：平凡生活非凡人生(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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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祖洽：平凡生活，非凡人生（图）初次致电黄祖洽院士，他谦逊地表示：“没什么值得采访的。几番软磨硬泡，他接受了采访请求，还不忘给记者“打预防针：“家里有些乱朴实得可爱。现在的黄祖洽，生活很平凡。闲暇时，他在家看看书报，上上网，每天还下楼遛弯儿；和学生在一起，他们喜欢互相提问、谈心；与记者闲聊时，他也抱怨自己视力下降，阅读时间长了很吃力，腿脚不便，上下楼需要用拐棍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每次笑起来，圆圆的脸上眉毛挑起，眼睛眯成一条健，慈祥和蔼。他的人生却不平凡。他先后从事原子分子理论、原子核理论以及输运理论的根底研究，对我国原子核反响堆和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及设计制造做出了重要奉献，对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

2、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及中子和稀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弛豫过程的研究卓有成效。朱光亚曾说：“祖洽同志是我国核反响堆理论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李政道说：“黄祖洽）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极历史性的奉献。更令人钦佩的是，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黄祖洽，意识到中国核事业人才培养存在一些问题，于是毅然离开如日中天的科学研究岗位，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开始默默无闻的教书生涯。这让很多人发出感慨：“一生两辉煌。苏联专家：“你是对的1950年，黄祖洽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3年后，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提倡中国应开展自己的原子能工作，在钱三强的建议下，他开始从事核反响堆理论研究。勤奋

3、的黄祖洽很快掌握了大量理论知识，但谁也没想到，仅过了两年，他便跟苏联专家较上了真，其结果让周围人大吃一惊。1955年，前苏联容许向中国援助一堆（重水反响堆）一器加速器），黄祖洽被分在反响堆组，于是跟随钱三强、彭桓武等，前往苏联接受援助工程的培训。本来是去学习的，可是在此期间，他却在对方设计方案中发现了问题。他回忆道：“苏联专家介绍，该反响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到达临界大小，而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56根，中间相差10%以上。反响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黄祖洽不敢怠慢，立即向领导汇报，并与苏联专家沟通。经过反复测算，最后苏联专家无奈地表示：“可能你是对的。果然，在该反响堆启动时的临界实验中，黄祖洽

4、的计算结果得到了证实。1960年，黄祖洽在德累斯顿国际反响堆会议上阐述了为我国首个重水堆启动和运行所做的大量理论研究和计算工作。后来他又先后参与和组织了铀水堆用于核潜艇）、石墨堆1用于生产）、元件堆（用于试验元件）的研究和初步理论设计，为这些反响堆的建造做了先驱性的探索工作。钱三强：“你要做一个“半导体”邓稼先和黄祖洽曾在近代物理所共事。上世纪60年代初，这位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开始频频找老同事商讨问题。“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原子弹和反响堆很相似，都是由中子裂变的链式反响引起。黄祖洽说，“于是邓稼先经常来找我讨论，还抽调了一些年轻人过去，最后干脆让我也去兼差。时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黄

5、祖洽，接着又被钱三强任命为轻核理论小组的组长，正式进行氢弹的理论预研工作。因而，他也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位同时参加氢弹和原子弹研究的工作人员。那段时间，黄祖洽一面参加研究原子弹研制中所需的“状态方程，探索中子源部件结构的设计，一面仍继续参加氢弹的预研，同时还负责指导中国科技大学4名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工作压力非常大。然而，他却劲头十足，时刻想着多做些工作。公交车为他营造了别样的思考环境，不少问题，都是在这种场合下突发奇想，得到答案。在原子弹制造理论的研究中，制造中子源外壳的金属如何确定，这个问题一度让大家困扰。“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可以反过来推导，先列出条件，符合条件的金属，就是我

6、们需要的。他说。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半年后，轻核理论小组被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黄祖洽也调了过来。在对原子弹研制和对氢弹预研认识的根底上，研究人员只经过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弹和一次原理性氢弹的试验，便在1967年，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最快的记录。“核武专家变成大学教授1969年，“文革造成的混乱越来越严重，核武器研究所也未能幸免。一天，黄祖洽刚领导完成一种型号氢弹的设计，把设计方案提交生产部门后，就被送到河南上蔡县的一个“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在“干校里，他从事过各种劳动：播种、收割高粱、养

7、猪，甚至干过建筑小工。虽然身体疲惫，但豁达乐观的他却借助这难得的放松思维的时机，从新的角度对中国核武器研究工作进行了反思。黄祖洽意识到，年轻人的根底不够扎实，而当时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培养也有很大局限性。同时，文革时期学校秩序被打乱了，这也使中国人才培养面临“断层的危机。后来他回到研究所，在做研究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年轻人的培养问题。1980年，黄祖洽中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不久后，作为？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的作者之一，他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时，北京师范大学新建低能核物理研究所，需要人来承当教学工作，结果他出人意料地接过了教鞭，核武器专

8、家变成一名大学教授。2019年，黄祖洽80岁生日那天，许多著名科学家前去祝寿。其中有不少他过去的同事、甚至下属，都被授予了两弹功臣的荣誉，而他却因自己的人生选择，与这项至高荣誉失之交臂。许多人替他抱不平，而他自己却并不遗憾：“当初我做这些工作，一是国家需要，二是自己感兴趣，而并不因为做了它就可以当功臣。当不当功臣又怎么样呢？“党员就该做好本职工作变成教授的黄祖洽，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不仅因为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也因为他严谨求实，不懂之处，能虚心地向学生请教，丝毫不以为耻。1982年3月，他招收了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名叫丁鄂江。他介绍说，这个学生从北大毕业，受“文革影响，受的教育不很正规，但通

9、过自学，根底很好，而且做学问的态度好，是个难得的人才。在黄祖洽的指导下，丁鄂江在课题上大获成功，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辩论。随后又去挪威读博士后，做浸润相变的研究工作，回国以后起到学术带头作用。此后师徒二人合作多年，经常一起讨论，互相学习、启发，还合作编写了？输运理论?和？外表浸润和浸润相变？两本书。直到如今，逢年过节，丁鄂江还会发来问候。此后，他还带过很多博士研究生，其中不少人后来坚持不懈，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成果。他喜欢和学生聊天，更欢送学生提问。课后他常被学生团团围住，时常有些应付不来。“有时学生提问我答不上来，只好先回家查资料，下次再答复。这也促使我不断学习。他笑道。从事教育工作后，黄祖洽在科研教学方面都有突出的奉献，他两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2019年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的科技进步奖。2019年以后，他又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和“北京市优秀党贝O如今，87岁的他仍坚持在讲台上。“党员就该做好本职工作。他淡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