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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轼在逆境中乐观豁达的事例苏东坡的旷达苏轼晚年被贬惠州时,开始的一段时间寓居嘉佑寺,每天爬近旁的一座小山,到山顶的松风亭上歇息,游目四方。有一天,他刚刚走到半山腰,便感到十分疲惫,脚力不逮,很想倚着路旁的树木休息一会儿。抬头远眺,亭子犹在很远处,仿佛浮在层层叠叠的树梢之上。他不禁有些发愁:何时才能登上山顶?但后来转念一想,何必一定要爬到山顶上去呢,“此处有什么歇不得处?”一念既生,即刻感到周身轻松。他进一步议论道: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记游松风亭不妨这样说:这一则笔记浓缩了一个秘密。它可谓是读解苏东坡的一把钥匙,能够
2、了解他何以面对接连不断的困厄和屈辱,永远是那样的乐观旷达,神采奕奕。纵观东坡一生,几起几落,从巅峰到谷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可谓是世罕其匹。先是因为反对新法,后是因为开罪于小人,一再遭到贬谪,浪迹四海,一生中,以戴罪之身谪居穷乡僻壤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庙堂官衙中的时间。更为不堪的是,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受到的迫害却愈发变本加厉,他的贬所一次比一次遥远、偏僻和荒凉:从长江边上的萧条小镇,到瘴疣之地的岭南,再到极其荒蛮的海南岛。对此坎坷困顿,东坡曾经这般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僧州。”换成别人,遭逢这样的境遇,早就该愁肠百结、痛不欲生了,至少也会是自怨自艾、长吁短叹。但东坡独不然。虽
3、然命运赐予他的是一杯杯苦酒,他仍然平静坦然,随遇而安,永远是那样明朗乐观,努力要从苦涩中品咂出一缕甘甜。“诗言志”,诗为心声。这样的一种精神情怀,印证于他的大量诗词、信函、日记等文字中。在黄州时,与友人出行突遇骤雨,这当然是败兴之事,同行者纷纷抱怨叫苦不迭,四处躲避,他却安然处之,沐雨而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的宠辱进退都不足挂虑,何况天气阴晴晦明的变幻呢?被贬惠州时,因经济窘迫买不起羊肉吃,便用很少的一点儿钱,买下无人要的羊脊骨,回家放在锅里煮熟,再趁热漉出,浸一点米酒,撒一点细盐,微微烤焦,可以剔出一星半点的肉来。他给弟弟苏辙写信,
4、说自己“意甚喜之,如食蟹鳌。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须知这不是无缘品尝荤腥的穷人,而是曾经侍奉于皇帝左右、曾经在美食之都杭州做过太守,享受过数不清的珍馈美馔的高官苏东坡呵。不久,他就适应且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称道“风土食物不恶,吏民待甚相厚”,甚至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诗句。令常人闻之色变的险恶军州,在他的随缘委命精神的投射之下,变成了一方人间乐土。这些洋溢乐观情怀的诗文传到首都汴京,让把他视为眼中钉的政敌章淳气急败坏,“苏子瞻竟然如此快活!”一道朝廷诰命,又把他放逐到更僻远、更荒蛮的海南彳詹州。海南孤悬海外,当时是完全不曾开发的蛮荒之地,自然条件比黄州、惠州恶劣得多。“此
5、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漏,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可谓艰苦之至,对人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置身这等险恶之境,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未来一一“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新居不但不能和黄州时的相比,连惠州的也不可比,地势低洼潮湿,居处狭隘,房屋前后蛙声一片,野鸟筑巢于窗前,烟雨迷茫时分,恍如野人的洞穴。但东坡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他的乐天知命的精神人格,在迟暮之年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然信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天无定
6、,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自昏昧之处发现美的光亮,为困厄中的精神力量呐喊,在他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不,不如说是一种本能。和在惠州一样,未过多久,他又爱上了这里的自然之美和朴实人情,甚至写诗说:“海南万里真吾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一一他真的是“反客为主”,把蛮笳之邦当作故乡,反而把富庶繁华、山温水软的四川家乡当成了寄居之所,这需要怎样的胸襟气度!有他的豪迈精神的映照,炼狱又一次转换成为了天堂。对这样的人,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无论如何颠跋,总是一路歌声。真正是苦难压不垮、困顿奈我何。设想一下,这一回章淳会怎样反应?无疑会是愈发的恼怒,但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他权势熏天,可以轻易地
7、驱使一代文豪拖着老病之躯,颠沛流徙,一直走到天涯海角,但这地理上的尽头,也是他的邪恶力量的边界了。他只能将苏轼的躯体囚禁在某地,却无法从精神上束缚和控制苏轼。在那个无限的精神世界里,在看不见的较量中,失败的一方是他。这一切背后的答案,即精神强健的秘密,可以从开头的那段笔记中找到,那就是:坦然面对命运,接受降临到人生中的一切。对于秉持了这种人生态度的人来说,对待生命的正确姿态是“无待”。不应该为生命预设目标和状态,认为生命一定要如何如何,要达到何种目标,不能如何如何一一这种念头的实质,是画地为牢、自设陷阱,限制和伤害的正是生命本身。应该彻底颠覆这种观念,摆脱这种自我拘囿,微笑着面对降临到生命中的
8、一切,好事也罢,坏事也罢,既来之,则纳之,照单全收,泰然应对。既然不将生命和外在的境遇捆绑在一起,就会获得真正的心灵的自由。他明白,正如月有阴晴圆缺一样,悲欢离合、顺遂和坎坷,都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是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顺境和逆境,他都坦然处之。灵魂自身所拥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能够适应外在的环境,而不为外部力量所左右、役使。一切艰难困厄都无奈他,他无往而不适。他成了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奴隶。深入推究下去,东坡这种达观、健旺、豁朗的精神世界背后,是哲学思想的凭依。那是一种从超越常人和世俗的角度打量事物的目光,自然会有不同一般的获取。其中,有佛老思想的影响,认为存在的一切世相皆为空幻,如露,
9、如电,如梦幻泡影,不应执着,不必耿耿于怀。人生的烦恼,常常就起因于过分地关注与执着外物。倘若认识到穷达、荣辱本质上都是虚幻,自然就会将之置之度外,还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苦难、坎坷其实也是幻像之一种,所以亦不必时时萦绕于心、戚戚不安。但更主要的,还是庄子思想对他的深入而长久的浸润。苏轼自年轻时起,就对老庄哲学心醉神迷,有颇为深入的研习,充分吸纳其精髓,并内化成为自己的精神养料。可以说,庄子思想极为深入地参与了他的精神人格的构建。庄子主张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知足常乐,满足于命运赐予的一切。庄子有“齐物”之说,泯灭一切分别和差异,认为荣辱、哀乐、穷通、顺逆等等,原本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区别。长期受着
10、这种思想的濡染,东坡也让自己的生命达到了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状态,进入了庄子所谓的“安时而守顺,哀乐不能入也”的境界。比如,在惠州谪所,他把自己想成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本地的穷书生,“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退一步想天高地阔。这样自宽自解,内心的郁闷便被很有效地纾解了。如同他最喜爱的诗人陶渊明那样,苏轼真正做到了“委任运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知之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语)。精神血脉中生长和流淌着这样生机勃勃的健康因子,所以,在别人愁苦的地方,他开颜;在别人哭泣的时候,他歌唱。飘逸洒脱,旷达乐观。这种做法似乎颇有几分阿Q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人根本无法改变现实处境的情况下,抱持这样的态度,却能有效地排遣悲苦,培植乐观,使生之艰难变得可以忍受。千载以来,苏东坡博得人们极大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正是他深刻感悟出并身体力行的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乐天知命的襟怀。“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一二”,不分时代,无论地域,对一切人生而言,缺憾都是普遍的、弥漫性的存在,是每个人迟早都会面对的人生大命题。在这一点上,苏东坡无疑树立了一道令人仰望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