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经学科大学及其课程设置的分歧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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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进】经学、哲学与政治以张之洞、王国维关于经学科大学及其课程设置的分歧为中心栏目：思想探索发布时间:2015-07-30 10:50:30标签:王进作者简介：王进，西元1974年生，贵州思南人，哲学博士，现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教授、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晚清思施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等。曾在哲学研究、孔子研究、古典研究（香港）等刊*术论文四十余篇。经学、哲学与政治以张之洞、王国维关于经学科大学及其课程设置的分歧为中心作者：王进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于阳明学刊第七辑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丁未耶稣2015年7月30日【作者注】拙文原

2、刊于张新民教授主编的阳明学刊（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第七辑（2015年，巴蜀书社）。论文原稿一万八千多字,为方便阅读及尊重知识产权计，兹予以大幅删削（现稿八千余字），仅仅保留核心主干部分，诸多细节、材料、注释及详细论证一概从略。如欲详览全文，敬请移步中国知网下载或向阳明学刊编辑部索取该刊O敬请谅解、赐教为谢。【内容摘要】哲学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危险的、颠覆性的。经学是中国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存在的根基。哲学在摧毁经学的同时，也摧毁了中国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根基。张之洞作为政治家，从秩序存立根基的角度反对哲学；王国维则以哲学家的眼光，基于启蒙哲学的

3、立场弘扬哲学。他们的分歧是哲学与政治的分歧，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中西之争。今天要弘扬经学（国学），必须首先摆脱现代的视野，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才能真正恢复经学（国学），也才能使中国摆脱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关键词】经学；哲学；政治；古典政治哲学；王国维；张之洞今天，传统国学教育异军突起，不仅社会和学校兴起读经讲经的热潮，众多大学也纷纷设立类似“国学院”等传统学术教学科研机构，对此，赞成欢呼者有之，反对谩骂者已然不少。后者之中，来自哲学界尤其是主张启蒙哲学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读经还是其他形式的国学教育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等等。无独有偶，晚清之时，王国维就曾经基于启

4、蒙哲学立场对张之洞的经学教育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回顾这一段哲学与经学之争的历史，或许对于深入认识目前的争论有所助益。光绪三十年月（西历1903年），晚清政府颁布由张之洞审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在该章程之大学堂附通儒院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之立学总义章第一中，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具体分为八科，此即近代教育史上之“八科分学”（按章程自有之先后顺序，“八科”分别为：1、经学科；2、政法科；3、文学科；4、医科；5、格致科；6、农科；7、工科；8、商科。）章程随后第二章具体规定了各分科大学的专业（门）和科目设置。在张之洞设计的这个新学制之中，“经学”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单独开辟了“经学科大学”

5、，而且设置了十一个门类（分别为：1、周易学门，2、尚书学门，3、毛诗学门，4、春秋左传学门，5、春秋三传学门，6、周礼学门，7、仪礼学门，8、礼记学门，9、论语学门，10、孟子学门，11、理学门。）以具体强化经学。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学制根本没有“哲学”。在章程公布之后二年（光绪三十二年，西历1906年），王国维发表题为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直接批评该章程。在王国维看来，该章程“根本之误”“在缺哲学一科而已”。对于这样的缺失，王国维可谓义愤填膺，他言辞激烈地说到：“若不改此根本之谬误，则他日此二科中所养成之人才，其优于咕哗帖括之学者儿何？而我国之经学、文学，不至坠于地不已，此余所

6、为不能默尔能息者也。”“除此根本谬误外”，王国维也列出了“其枝叶之谬论”，最后概括出他的主张：“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之各科目为五：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并且列出了各科之科目。与前述张之洞章程“缺哲学一科”之“根本之误”相呼应，王国维将哲学科目（“哲学概论”）作为各科之基本或核心课程除史学科以外，“哲学概论”课程皆被列为各科课程科目之首位。从中可以看到，张之洞与王国维分歧的焦点在于经学与哲学之关系。前者惟经学是举，根本排斥了哲学；后者则针锋相对，将经学降格为文学科大学之下属科目，将哲学置为至关重要之地位。哲学与经学，缘何如此势不两立、水火

7、难容？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两者之关系？这激发起我们思考哲学与经学之间关系的思考。让我们先来看看王国维的批评。一、王国维设立哲学之理由王国维反对设置经学而主张哲学，与其时的他沉浸于哲学密切相关，但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是：其时他所信服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他的基本态度。就前者来说，其时的王国维正沉浸于对哲学的研究和崇尚之中。王国维一生学术方向和领域多有转变。大致是从1898年入东文学社开始，此后一直到1907年，这个时期是王国维专攻哲学的时期。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在此阶段的1906年，王国维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第129期上刊登了一张自己的半身照片，题为“哲学专论者社员王国维君”。

8、从此题词上不仅可以知道王国维其时不仅正处于研究哲学时期，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哲学的崇拜和向往。王国维发表批评张之洞的言论正值此年。王国维所沉浸和信服的哲学是什么哲学呢？严格来说，是西方近代的启蒙哲学。考察王国维哲学思想的范围，其上限大致不出17世纪。尽管他对古代希腊哲学有所涉及，但是其眼光和视角也是启蒙哲学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批评张之洞的言论中看到。王国维在指出章程“缺哲学一科”这一“根本之误”后，续以“质南皮尚书之所以废此学科之理由”，认为不外三者：“（一）必以哲学为有害之学也。”（二）必以哲学为无用之学也。”“（三）必以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也。，张之洞以此之故排斥外国哲学。王国

9、维遂以学术研究应该自由之理由反对之。同时认为只有放开对外国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才能够“完全知此土之哲学”，有望“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由于启蒙哲学的普及，这些思想在今天都已经成为众所周知之常识，不复赘述。总而言之，在王国维看来，“尚书所以废哲学科之理由，当不外此三者,此恐不独尚书一人之意见为然，吾国土大夫之大半当无不怀此疑虑者也；而其不足疑虑也，既如上所述，则尚书之废此科，虽欲不谓之无理由不可得也。”综合王国维的意见，可以其所翻译之哲学概论所言“哲学之精神”概括之：一、“尊自由”。要求宗教和政治不得压制哲学。二、“哲学虽崇尚自由，然对科学不可不守谦德。”三、“哲学又不可不独立。”梳理王国维对

10、于“哲学”的理解和看法，可以看出，他的哲学观正是启蒙哲学的思想和主张。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在同样针对张之洞学制改革而撰写的哲学辨惑中看出。考该书之内容和趋向，可以说，这样的哲学定义完全是西方近代哲学对“哲学”的理解和规定，更具体来说，主要是康德的思想。总而言之，考王国维哲学之所宗，也就是西方近代启蒙哲学。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会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他对张之洞的批评。王国维对于张之洞的排斥哲学及其原因表示极端的藐视和愤怒，不惜讽之以“杞人忧天”，甚至挖苦道“尚书之知与杞人等也”。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难道堂堂尚书之知果真与杞人相等？现在来看看张之洞的理由。二、张之洞不设哲学之理由张之洞反对设立哲学的

11、原因到底何在？是他不知道、不懂得哲学还是其他原因？这一点最好来看看张之洞自己的解释。早在癸卯学制颁布之去年（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西历1902年10月31日），张之洞就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谈到他对哲学的看法，并且说明了哲学不可列入学制之理由。不仅如此，他还将哲学列入“计筹办学堂要指八条”之“防流弊”中，换言之，在他看来，如果要开办学堂，那么就必须防止哲学这样的“流弊”。由此来看，张之洞并不是不知道哲学，而是对哲学的见解和看法影响和决定了他对哲学的排斥，从而遭到王国维的激烈批评。让我们来看看张之洞对“哲学”的看法：三日不可讲泰西哲学。中国之衰，正由儒者多空言而不究实用。西国哲学流派颇多，

12、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而又出入于佛家经纶之间，大率皆推论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爱恶之故。盖西学密实已甚，故其聪明好胜之士，别出一途，探璇钩深，课虚鹫远。究其实，世俗所推为精辟之理，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意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鹫数万里外之空谈哉？（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西历1902年10月31日】）张之洞排斥的是“泰西哲学、也就是今日所谓之“西方哲学”。张之洞从形式

13、和内容两个方面来概括泰西哲学。在形式的逻辑方面，认为它“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注重形式逻辑的推演和严密。在内容的根本目的和关切方面，认为它“又出入于佛家经纶之间，大率皆推论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爱恶之故。”泰西哲学无论就内容还是形式，“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至此，又一个问题显现出来：既然泰西哲学所讲述的东西“中国经传己多有之”，那么为什么又“不可讲泰西哲学”呢？按照常理，之所以反对外来的哲学思想，一般是因为它讲了我们所没有的思想，这些思想犹如洪水猛兽，讲了势必会摧毁自有之思想。既然泰西哲学的东西“中国经传已多有之”，那又有什么害怕的呢？按照常理，讲讲不但不怕，相反还可以发明己之所有呢。一这样

14、的简单的道理和常识难道作为尚书的张之洞还不懂？这迫使我们必须认真仔细地体会张之洞。综合来看，张之洞不仅排斥泰西哲学，而且排斥佛家及诸子多家。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张之洞排斥的并非仅仅是西方哲学，而是整个哲学。这一点让我们颇费思量，为什么他从政治的角度就坚决排斥哲学呢？难道哲学与政治水火不容？这点我们留待后文再述。但我们至少明白一个事实：张之洞对哲学的排斥，并不在于从所谓“中西学之争”的角度排斥西方哲学和思想,而是对包括中国哲学自身在内的整体上对哲学的排斥。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则在于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哲学的结果。正是如此，张之洞强调经学，反对哲学。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哲学会破坏政治？而经学则否

15、？三、经学与政治关于经学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或者说经学的效用，近人李源潮(19091958)的说法可谓的见: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历史之于人生，言其意义，充其量不过知往察来、惩恶劝善而止耳，而经学则有为人生规律之意义。哲学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已，而经学虽非宗教，而有宗教之尊严。（李源澄：经学通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