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基础研究的由来及国际实践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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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略性基础研究的由来及国际实践研究摘要：战略性基础研究是一个新概念。从基础研究发展的视角看，战略性基础研究是基础研究自身不断演化发展的产物，是政府、科学共同体、社会资助机构在对基础研究分类管理和支持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概念。文章从基础研究概念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产生的过程，并分析了美国、欧洲、日本关于战略性基础研究的管理与资助实践。近年来，国际间科技实力的角逐不断前移至基础研究阶段，因此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储备面向国家未来发展需求的科技力量显得尤为重要。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并设立新机制完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例如，美国于2021年3月26日提出美国国家科

2、学基金会未来法案(NSF for the Future Act),声称要在5年内将国家科学基金预算提高1倍以上,并倡导设立“科学和工程解决方案董事会”(Directorat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olutions)以期在特定领域取得专攻优势。欧盟在新一轮的“欧洲地平线资助计划中设置使命导向的优先资助领域，加强面向重大挑战的资助强度。英国2020年出台研发路线图(R&D Roadmap),并据此路线图加大对长期性、基础性科研工作的支持力度，发展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和研究机构。我国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其中中央政府以项目形式开展的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大体可

3、以分为两大类：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等项目为代表的，以资助科研人员自由探索为重点、资金体量较小、周期相对较短的自下而上的探索性研究项目；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等为代表的，更加体现国家战略需求、资金体量较大、周期相对较长的研究项目。其中，后者属于本研究所探讨的战略性基础研究的范畴。当然,对战略性基础研究除政府项目资助外，还有稳定拨款等渠道的资助。从现阶段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需求来看，不仅需要加强对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的资助，更需要加强对战略性基础研究的资助。那么，如何加强对战略性基础研究的资助是我国基础研究资助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现阶段我国基础研究资助的实际来看

4、，存在对战略性基础研究资助顶层设计不够、资助持续稳定性不强等问题。基于这一背景，本文梳理了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的发展演变，总结分析了美国、欧洲、日本在战略性基础研究方面的政策设计与管理机制，特别是资助机制的实践案例，以期为改进我国战略性基础研究的管理和资助提供借鉴。1战略性基础研究的由来1.1基础研究概念体系的演化与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的出现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的产生是基础研究学科前沿不断突破、学科范围不断扩大、基础研究在国家竞争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的结果。在基础研究概念不断丰富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自身、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共同丰富和拓展了基础研究的概念体系。好奇心驱动的纯基础研究是基础研究概念的

5、起点。自古希腊开始，为了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成为后来欧美建设大学的重要研究文化基础，也成为基础研究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也被称为纯基础研究(“pure basic research)或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curiosity driven basic research) o 二战后，各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大力支持推动了基础研究建制化的发展。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以下简称“布什报告)发布以来，基础研究作为研发活动中重要的一环被广泛接受。布什报告中将基础研究定义为“一般知识以及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O该报告对基础研究的定义体现了对基础研究两方面的重

6、要认识：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线性模型下的基础研究作为技术创新的源头，为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提供了合法性。政府资助基础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科学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科学共同体拥有较强的自治权，政府对科学的监督、干预等都比较有限。196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第一版弗拉斯卡蒂手册(Frascati Manual),该手册对基础研究的定义为“基础研究是指为了获得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新知识而进行的不以任何应用和使用为目的的试验性和理论性的工作。简洁明确定义的提出为各国开展研发投入统计和对比提供了标准；但是，这种简单的划分方式也遭到多方批评。特别是定义中将基础研究和应

7、用研究二分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人们对线性模型的印象。随着学者对科研活动规律的进一步认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二分法遭到了以创新研究学者为代表的强烈抨击；其中，以Rosenberg的评判最为尖锐：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分的做法极其武断。这些区分常常基于研究人员的动机或目标。但这种区分常常并没有用处或者启发性。随着二战和冷战的结束，西方国家大幅增加科学研究投入的态势出现回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进入持续平稳的状态。之前由于军事需求对一些重要学科的资助也开始下降。例如，20世纪80年代对核能研究资助的减少直接导致了与其相关联的物理学和工程研究领域资助的降低。相比技术，基础研究对国家、社会发展的作用

8、没有战时那么直接和明显，政府对基础研究资助的紧迫性降低。此时，政府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悄然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背景下，政府面对公共投入效率问责的压力，对基础研究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要求日益增强，这为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合法性基础。1997年，巴斯德象限理论提出了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在线性模型的基础之上，将单向、线性的概念扩展到二维空间，使之成为区别于以往纯基础研究的新类型，进而揭示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特别是近年来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之间深度耦合，兴趣为导向的基础研究与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这一现实为开拓新的分析视角

9、，提出由实际问题、国家战略引发的基础研究类型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1.2主要的战略性基础研究实践中各国对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与内涵的界定各有侧重，对应的英文有strategicresearch strategic basic research、mission-oriented research等。甚至有些国家在政府基础研究的布局与组织实施中并未将战略性基础研究作为一个明确的、单独的类型，而是在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沿基础研究布局、事关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技术方向的上游基础研究布局中体现了对战略性基础研究的重视。实践中，国际上对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的理解大体可以分为2种主要类型。（1）对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的认

10、识侧重于强调基础研究的战略性作用。强调基础研究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作用。在这一层面上，战略性基础研究的内涵与国家战略需求明确挂钩。这一认识也成为原有基于市场失灵假设，政府作为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的资助主体，其政治合法性受到挑战后，支持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一类型的战略性基础研究既可以是科学共同体“自下而上以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而提出的科学前沿，其最终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也可以是国家“自上而下前瞻布局组织实施的研究。从布局和组织实施来看也可分为2种方式：与政府对科技领域“国家队”的资助相结合。例如，美国能源部(DOE)下属的17家国家实验室

11、、德国马普学会、法国科研中心、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国立科研机构、世界顶级研究基地计划(WPI)等。通过布局竞争性项目的方式进行资助。例如，美国的“脑科学计划、欧洲兴起的使命导向的研究项目、日本科学技术厅资助的战略性基础研究项目等。(2)类似于斯托克斯提出的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相对第一种类型中对基础研究应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目标的关注，此类研究对战略性基础研究内涵的认识更加关注基础研究是否以应用或特定目标为引导。以澳大利亚1998年提出的研究分类标准中的定义为例，“战略性基础研究是以特定应用为目的而获取新知识的实验性和理论性的工作，它能够为已辨别的实践问题提供一种更为广泛的知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

12、以应用为导向特别是以直接商业价值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大部分由私营部门资助，因此不作为本文探讨的重点。从前述我国对战略性基础研究的管理需要而言，第一类即强调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特点更符合我国关于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的界定。第二类在我国一般划入应用基础研究的范畴；由于不一定都能达到国家战略性需求的高度，此类研究不一定都属于本文所指的战略性基础研究。2战略性基础研究管理与资助的国际实践案例基于以上对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的梳理，以突出国家战略需求的战略性基础研究的概念，选择国际实践案例开展分析。2.1美国美国历来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引导。特别是在二战和美苏冷战期间，直接服务于战争军事需求的基础科学研究一直

13、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重点。虽然在美国的科学政策中，很少直接使用strategic basic research（战略性基础研究）的提法，但是对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引导体现在政府资助的多个方面。（1）基于联邦部门使命开展基础研究布局与组织实施。美国联邦政府对科技的分布式资助、与联邦部门职能相结合的特点，有利于实现基础研究服务于部门使命的目标。二战以来，联邦政府一直是美国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投入主体。19532019年，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量的年平均占比为60.12%。这其中，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HHS）、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DOE、国防部（DOD）和农业部（DOA）和国家

14、科学基金会（NSF）是基础研究的重要资助机构，这六大机构投入总量约占美国联邦政府投入总量的97.1% （2020年数据）；其中，HHS和DOE的投入分别占49.3%和12.4%,超过美国联邦政府投入总量的60%o这两大机构对基础研究的资助都重视其对服务部门使命的战略导向。（2）对高水平国立科研机构和国家实验室的稳定支持。对高水平国立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的稳定支持也是美国联邦部门开展战略性基础研究资助较为通用的做法。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为例，其经费总量的20%用于资助包括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在内的内部研究机构。NIH内部研究机构绝大部分经费来自NIH稳定支持的机制，以保证他们能

15、够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进行长期攻关，从而有所突破。DOE在对其下属国家实验室的资助中也采用了稳定支持的机制。DOE下属17家国家实验室80%以上的经费来自DOE各部门的委托研究，仅有少量经费来自DOE以外的战略合作伙伴。对高水平国立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的持续稳定支持，保证了一批高水平科研人员能够持续稳定围绕美国的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研究；并通过遴选优秀的委托机构、开展绩效管理等方式，保证了资金的使用效益。（3）针对大型科学研究计划开展跨部门跨学科的联合攻关。以“脑科学计戈上的组织和实施为例，2013年NIH响应时任总统奥巴马的号召，创建了“脑科学计划工作组，“推动前所未有的跨学科研究脑科学计划作为一项独立的大型综合性战略研究，涵盖了研究（R系列）、人才（K、P、T系列）、官学企合作（U系列）等多个类型。20142021年,“脑科学计划资助项目超过1100项，资助总量达24亿美元资助。“脑科学计划主要以竞争性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