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docx

《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docx（31页珍藏版）》请在第一文库网上搜索。

1、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摘要：全球产业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全球生产循环的最本质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制造畅销全球，成为“世界工厂”。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重塑全球产业链,我国制造业以劳动力总量和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中国产业链外迁和国际竞争力减弱的现象明显。本文系统梳理总结了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和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了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趋势、中国产业链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我国产业链升级拥有的市场规模大、产业链完备以及数字经济新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

2、局背景下促进中国产业链升级的政策建议。一、引言形成全球价值链是全球分工的必然趋势，是跨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从发展历程来看，全球供应链早期以欧美为制造中心，二战后逐步发展成为以欧美德日为第一梯队、亚洲四小龙为第二梯队的全球供应链体系。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显著提升，取代日本成为了亚洲贸易中心。美国、中国、德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三个区域中心。全球价值链在历经近30年的发展后，在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多重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更凸显了现代供应链脆弱的一面。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中的某些产业带来了“断链冲击，动摇了单纯从成

3、本角度考虑构建的集中度较高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各国、各企业从安全、平稳、多元化等多个维度的重新审视其供应链。当前，全球生产布局重构加速，实现中国产业链升级，既是全球生产布局重构的被动需求，也是保障新发展格局得以高质量实现的主动应对。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科学判断和重要战略选择。在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价值链的协调、高效、安全发展是重中之重。鉴于此，本文系统总结梳理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讨如何以价值链优势稳定和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升级。二、全球价值链与新发展格局(一)产业链、供应链

4、和价值链的概念产业链的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有关分工的论述。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业链主要是制造业企业内部的活动，随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1962) (Alfred Marshall)把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强调了企业间分工的重要作用，这应该是现代产业链理论的真正来源。尽管产业链的思想源于西方古典经济理论，但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并没有将产业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层次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张伟和吴文元，2011）,而是将研究的中心放在产业链的表现形式上（邵昶和李健，2007；程宏伟等，2008）。总的来看，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

5、链的定义具有两个本质特点：一是生产分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分工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本质。产业链的思想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有关分工的论述，指出分工促进经济增长。Baldwin（2013）认为产品的生产分工经历了两次极为关键的分拆（Unbundling）,即蒸汽革命带来动力革命的第一次大分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进步带来信息革命的第二次大分工。每一次“分拆都使产品生产的地理区域进一步扩散。二是生产循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是经济循环在供给侧的具体体现。产业链、价值链或供应链都体现着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市场营销等生产过程构成的链条或网状结构，其本身就构成了

6、 一种生产循环，同时也是整体经济循环在供给侧的具体体现。当这种生产循环仅局限于一国（地区）时，就形成国内价值链，构成国内大循环主要部分；当延展到国际分工时，就形成了国际价值链，成为国际大循环的核心部分。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供给侧方面的具体体现就是全球价值链。但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等定义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一是物质与价值的区分。供应链所传递的是产品与服务，是对物质供需和流通的考察；供应链管理追求链运作成本低、运行效率高以及有效对接供求；价值链所传递的则是寄托于产品或服务之内的价值，是对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的考察。二是宏观与微观的区分。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原材料、技术、中间产品和服务相互交

7、换的供需关系。供应链的连接是产业链生产的基础，产业链是多种供应链的综合体。供应链更侧重微观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而产业链和价值链相对宏观，政府管理部门更多地从产业链、价值链的视角管理和决策。同时，产业链是价值链的物质基础，是价值实现和增值的载体。价值链是从产业链各环节所实现的价值增值角度进行考察，反映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增值情况。一旦企业供应链在全球布局，就形成了全球供应链，进而就出现了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二)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全球价值链视如近30年来，国际贸易的本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制度和政治发展使得生产过程在全球布局，生产过程日益碎片化和分散化。各国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各自从事

8、生产过程中某一具体环节，通过进口大量零部件等中间品进行全球生产，导致了全球乃至一国之内的大量中间品贸易。据统计，全球贸易中近2/3属于中间品贸易。具体案例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如Xing和Detert (2010)对iPhone价值链的“麻雀式的解剖分析发现：100美元的iPhone,中国提供中间环节的组装和加工而获取的增加值不到3.60美元(3.60%),其余的增加值基本被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俘获。从高技术产品的波音飞机、汽车、iPod (Linden et al., 2009)到日常用品和玩具芭比娃娃(Tempest, 1996)、新兴的平衡跑鞋等产品，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现象

9、。随之，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方法日益完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方法在贸易领域的推广，现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最新前沿和热点，国际贸易将近1/3的最新论文都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甚至有学者称全球价值链贸易理论为“新新新贸易理论(Inomata, 2017)。甚至有专家认为，即使全球价值链不是国际贸易的同名词，那也是国际贸易的典型代表(ParketaL, 2013) o全球生产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和方法(全球价值链核算)的产生，同时也要求新的发展战略布局与之相适应。首先，全球产业链是双循环在供给侧的集中体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主要体现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

10、的协调高效安全的循环和运转。全球价值链是由在全球范围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市场营销等生产过程构成的链条或网状结构，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生产循环，包含国际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协调高效的运转和循环。其次，全球价值链管理理念是双循环新发展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和提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做到对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一体把握、协同推进。而全球价值链管理是一种集成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全球价值链管理战略的核心理念是整合、合作、协调、共享。整个供应链管理系统包括制造商、供应商、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一起进行的产品研发设计、制

11、造加工、运输、分销以及销售的管理过程，整个管理过程中环环相扣，中间缺少了任何一个步骤都会造成整个供应链的停滞状态，因此全球价值链管理需要整合、合作和协调，最终实现利益共享，这些理念正是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最后，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摆脱低端锁定和增强产业竞争力，必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形式参与到国际大循环中，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已经成长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包含联合国所有工业门类；另一方面，中国产业尽管有大幅度的升级，但在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处于低附加值

12、环节，产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正因为中国产业链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所以更易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产业链安全问题严重。中兴事件、华为被制裁等都充分说明了关键“卡脖子环节一味依赖国外是不可行的。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需求拉动的自主创新，从而攻克关键技术，实现中国产业向价值高端环节攀升。三、全球产业链重构方向和发展趋势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一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且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仍然存在，疫情冲击不会改变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调整的大趋势。国际秩序转变的政治因素，市场、技术变革带来的经

13、济因素，以及产业链的安全顾虑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一）以获取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为基础并未动摇生产的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是生产跨境分工是否能持续和深化的决定因素。无论是国际秩序转变，还是数字经济，亦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在世界各国发展阶段不一的情景下，跨境生产仍会使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发挥作用。国际秩序的转变无法动摇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其影响的是产品内分工的体系。产品内分工的基础来自技术进步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即技术进步是否能够支撑其生产在地理上的分离，从而获得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好处。自全球化的第二次“分拆”以来，生产的跨境碎片化从不因国际秩序的转变而发生逆转。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以美国主导，加拿

14、大和墨西哥深度参与的北美区域生产格局就已出现。随着ICT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冷战结束后由美国霸权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东亚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而这只是产品内分工的区域扩散。因此，国际秩序的转变，所改变的仅仅是产品内分工的体系，而不是产品内跨境分工的事实。产品内分工的体系是指分工的参与者是谁、参与者承担的环节，以及地理区位等问题。分工体系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技术革命会进一步深化产品内分工，降低生产环节的生产成本和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以数字经济为例分析技术革命对产品内生产跨境分工的影响，数字经济进一步降低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数字经济可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前者是新供给创造出来的新需

15、求，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后者则侧重于改变生产组织的形式，可能影响生产全球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就生产组织而言，数字化平台因提供了充分的需求和供给信息，将传统以企业为中心的生产模式转变为以产品为中心（江小涓，2020）。数字化生产之于全球生产而言，其可能使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突破企业的边界，使产品内分工更为细化，但是其本质是进一步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与稍早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对全球化的影响相似，仅是程度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并不影响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在产品生产中发挥作用，而这两个因素是产品内分工跨境的动力。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分子工程、石墨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其实质和特征是提高资源生产率、减少污染排放、改变生活方式、灵活易变。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是第四次革命要实现的，但其作用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对产品内生产分工跨境的影响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