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碳税制度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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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碳税制度研究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以下简称“碳交易”）是两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本文在全国碳交易市场已建立的基础上，对碳税和碳交易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国内外研究文献和国际上这两种减排政策的实践经验，得出碳税与碳交易同时使用能够以较低的代价完成碳减排目标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碳税的计税依据、征税范围、征税环节、税收的归属与使用、税收优惠和税率等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相关建议。关键词：碳税 碳排放权 碳减排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目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能源急剧消耗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严重制约，人民越来

2、越重视环境和健康。目前我国碳排放总量已达世界第一，面临较大减排压力。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郑重承诺，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 年下降60%至65%，2030年左右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并且争取尽早达到峰值。在坚定履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承诺的道路上，我国已于2017年12 月正式启动全国碳交易体系（发电行业），但碳交易市场对我国完成协定承诺的作用有限，急需寻求其他减排政策，如开征碳税等。本文在全国碳交易市场已建立的基础上，对碳税与碳交易的优缺点进行研究，并借鉴国际上已开征碳税的国家经验，提出适合我国碳税政策的相关建议。碳税和碳交易京都议定书认定二氧

3、化碳、甲烷和氢氟碳化物等六种气体为温室气体，其中以二氧化碳为主，目前各国所采取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也主要是针对二氧化碳而言。目前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减排政策主要以碳税和碳交易为主。截至2017 年9 月，世界上共有超过40 个国家、25 个省（州）和城市实行了碳税或碳交易减排政策，覆盖全球2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什么是碳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在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可通过征税或补贴，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增加社会福利。基于庇古理论，碳税是以保护环境为目的，根据化石燃料中的含碳量或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征收的税。碳税具有双重减排效果，征收碳税一方面会提高能源产品使用价格，从而减少能源产品的需求，

4、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会促使低碳清洁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但碳税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对经济和居民福利有负面影响。关于征收碳税可能造成的各种积极和消极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国外学者Orlov Grethe Mcdonald （2013）通过构建多部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 o m p u t a b l e General Equilibrium，以下简称“CGE”）实证研究了俄罗斯实施碳税替代劳动税政策后的经济影响，得出该政策不仅能增加社会福利、还能减少碳排放的结论。WissemaDellink（2007）用CGE模型模拟了碳税与能源税对爱尔兰环境与社会的影响，得

5、出碳税较能源税有更好的减排效果，且能够促进社会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变。Wendner（2001）基于动态CGE 模型研究了不同的碳税收入分配方案对奥地利的经济影响，结果表明可通过选择最优的碳税收入分配方案减少碳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国内一部分学者通过数理模型，实证研究了征收碳税对国民经济、社会福利和环境等的影响。许士春、张文文、戴利俊（2016）通过构建CGE 模型模拟不同税率的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碳税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但对经济和居民福利有负面影响。周晟吕、石敏俊、李娜等（2011）基于动态CGE模型模拟了不同碳税税率及收入使用方式对经济和减排效果的影响，得出随着碳税税率增高，减排效果逐

6、渐增强，但对经济负面影响也相应增大。姜克隽（2009）认为征收碳税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但对GDP的影响最高只有0.45%左右，并提出征收碳税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基于科斯定理的碳交易英国经济学家科斯（Coase）提出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可通过市场契约安排解决外部性问题。基于科斯定理，碳排放权被定义为一种商品，政府作为该商品的最初所有者，通过科学合理的分配方法将定量的碳排放权分配到排放者手中。拥有碳排放权的排放者享有向环境排放限定数量温室气体的权利，或对其进行交易的权利。合理的碳交易制度能够积极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单位碳排放权的价格为信号鼓励排放者作出决策，减排成本较

7、高的排放者主动从减排成本低的排放者手中购买碳排放权，在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同时还能达到社会总减排成本最低的效果，实现帕累托最优。关于碳交易制度可能会引起的各种正面和负面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相应研究。国外学者Rogge（2016）的研究得到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ropea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以下简称“EU ETS”）不仅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同时可激发组织创新，其中对电力部门的有利影响更明显。Bollen Brink（2016）使用动态CGE 模型对EU ETS的配额价格选择进行了模拟，得出较高的碳排放权价格对新加入EU ETS的成员国的经济负面影响大于其他成员国。

8、Koch（2014）的研究表明了经济状况的变动能够很好地解释欧盟碳排放权价格的变化。国内学者张俊荣、王孜丹、汤铃等（2016）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京津冀碳交易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能够有效促进碳减排，但会对经济产生微小负面影响。任松彦、戴瀚程、汪鹏等（2015）以广东省为例，通过构建区域动态CGE 模型模拟碳交易政策与其他减排政策对广东省的经济影响，结果显示碳交易能够以较小的经济损失完成碳减排目标。时佳瑞、蔡海琳、汤铃等（2015）通过使用CGE 模型模拟了不同情景下碳交易对我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果会随碳排放权价格的提高而增强，但同时也会加重对经济的

9、负面影响。碳税与碳交易的区别尽管作为减排政策的碳税与碳交易均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两者在减排效果、实施成本、实施阻力、运行风险、公平性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等方面却有所不同。1.碳交易的减排效果更具确定性。碳税通过对每次温室气体排放缴税，促使纳税主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减排总量却无法控制，因而其只能实现对减排目标的间接调控，减排效果具有不确定性。而在价格机制有效的前提下，碳交易政策能够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和各减排主体的初始配额，从而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减排效果具有确定性。2.碳税的实施成本相对较低。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减排机制，碳交易市场的建立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投入，且还需合理分配

10、碳排放权，定期核查主体排放量，对市场进行监测和调控，并依据相关机制对碳排放主体进行奖惩，监控成本较高。而碳税制度的建立成本相对而言就要小得多。我国目前的税收监管体系已相对成熟，2018年1月1日起环境保护税已正式开征，将碳税作为环境保护税的一种税项，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税的实施成本。3.碳交易的实施阻力相对较小。长远看，开征碳税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还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利国利民；但在碳税开征初期，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涉及众多利益群体，实施阻力较大，存在一定政治风险。因而在碳交易市场的运行前期，多是根据减排主体的历史排放量免费发放碳排放权配额，并未增加企业的生产成

11、本，更容易被企业接受。4.碳税的运行风险相对可控。碳税的运行风险主要来源于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执行水平， 这种风险水平相对可控，可通过加强相关人员培训和学习降低该风险。但碳交易的运行风险主要源于价格机制能否有效引导碳排放权从减排成本低的排放主体流向减排成本高的排放主体。过高和过低的碳排放权价格均会导致价格机制失效，进而影响排放权在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分配，导致该政策失效。特别是从近些年EU ETS的运行经验看，碳交易确实存在价格调控失灵的可能。5.碳税更公平。碳交易的初始配额发放往往是根据减排主体的历史排放量进行免费发放，如此，市场的先进入者与市场的后进入者，以及较早采用低碳减排技术的企业与始终未采用

12、低碳减排技术的企业的初始配额就会有区别，有违公平原则且对主动采用低碳减排技术的企业不能起到正向激励作用。而碳税根据实际排放量进行征税，多排多征税，少排少征税，对所有排放主体一视同仁，较为公平。6.碳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小。碳税与碳交易制度都会提高排放者的生产或生活成本，对经济和居民福利造成负面影响。但在保持税收中性的前提下，碳税相比碳交易具有“双重红利”的优势，其不仅可通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同时碳税所带来的税收增加可以降低其他税种税率，促使就业或投资增加，使经济更有效率。同时由于碳税价格具有固定性，更有利于企业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排放者可定期根据税率及排放量权衡减排成本，决定下一步

13、经营决策行为；而碳排放权的价格变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排放者不能够对从排放权交易中获得的投资收益及减排成本进行精准评估。我国碳交易市场回顾与减排贡献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进程及展望2009 年12 月，在丹麦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中国作出庄严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相比2005 年下降40%45%。2011 年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意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5年，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宣布将于2017年全面启动碳交易市场。经过几年的碳交易市场试点运营，我国于2017年12月19日

14、正式启动全国碳交易体系（发电行业）。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我国碳交易市场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有序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我国率先在发电行业启动全国碳交易体系，逐步扩大和完善碳交易市场的行业和交易品种。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工作主要分三阶段稳步推进。2018年为基础建设期，主要是建设碳交易市场管理制度，包括完成全国统一数据报送系统、注册登记系统及交易系统的建设，提升各类主体的参与水平及管理能力。2019年为模拟运行期，主要是模拟发电行业配额交易，发现并解决各环节存在的风险与问题，完善碳交易市场的管理制度。从2020年开始为深度完善期，在发电行业中开展各排放主体排放权配

15、额现货交易，并在碳交易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重点排放行业，丰富交易品种和方式。碳交易市场减排贡献分析截至2018 年10 月，我国碳交易市场试点累计成交碳排放交易额达2.64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60亿元交易额，成交均价约为22.73元/吨二氧化碳。虽然我国碳交易市场短期内取得了较好减排成绩，但由于其减排效果和覆盖范围有限，长期看，对我国实现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承诺作用有限。正常的碳交易市场为双向减排机制：一方面增加生产成本，激励生产者采用低碳技术，从生产端减排；另一方面提高消费者的使用成本，减少需求量，从消费端减排。但由于我国电价受政府管制，碳交易市场虽会增加发电企业生产成本，但该信号

16、无法通过电价传递给消费者，导致消费者减排动机较弱，降低了碳交易的减排效果。我国碳交易市场目前企业准入门槛为年能耗1 万吨标准煤（约2.6万吨二氧化碳），纳入发电行业的企业达1 700 多家，基本包括了所有主要火电企业，排放量超过30亿吨，占据全国碳排放量的1/3。虽然电力行业为我国最大的碳排放源行业，加上后期全国碳市场纳入其他重点排放行业，碳交易市场所涉及的排放量也仅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考虑到目前的碳交易市场减排效果及覆盖范围有限，我国有必要适时开征碳税。碳税和碳交易混合政策可行性分析理论可行性关于碳税和碳交易政策能否同时使用，国内外学者主要对两种减排政策的优缺点、互补性及兼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一定条件下将碳税与碳交易政策配合使用，能够以适中的减排成本完成碳减排目标。国外学者Brink Vollebergh Werf（2016）基于动态CGE 模型对EU ETS 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