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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及其解放潜能论析陈安雪摘要: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被纳入雇佣劳动的范畴中。哈特和奈格里用非物质劳动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类新的雇储劳动。这种劳动生产的不是物质性的产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在后期的作品中,他们将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置换为生命政治劳动以强调这种劳动的政治内涵。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种新的劳动范式可以摧毁资本,创造新的未来,但他们所提出的革命依据是不充分的。Key:劳动;资本;生命政治劳动;主体性:B0 文献标志码:A : 1002-2589 (2021) 11-0061-03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曾被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定义
2、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给当代资本主义标以形形色色的理论标签: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定义当代资本主义,资本的自我增殖始终无法离开对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与此同时,资本对劳动主体的宰制必然引起劳动主体的反抗。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发展,雇佣劳动的种类更趋多样化,这意味着反抗资本的劳动主体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哈特和奈格里观察到在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非物质劳动正在取得相对于传统物质劳动的主导性地位。他们从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出发,对非物质劳动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进行了深刻阐释,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剥削理论,并在此
3、基础上阐发劳动主体反抗资本统治逻辑的新的可能性。一、劳动与资本逻辑“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1162马克思认为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资本对人生命活动的支配体现在这样一点上:我们的劳动只有带来抽象劳动的积累,即带来资本的增殖,才可能被承认为劳动。“抽象劳动”表示人们劳动产品之间抽象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为了计算劳动产品的一般交换价值。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前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是交换的媒介,使用价值的数量才代表着富有的程度。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交换价值的数量代表富有的程度。因此,交换价值的增殖成了生产的唯一目
4、的。不能带来资本增殖的劳动不被承认为对他人的存在有意义,只能被归于个人的偏好。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个人的存在及其生命活动只有在它能够成为资本自我增殖的“材料”时,才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以一般交换价值的形式实现其对现实的活劳动的统治。” 2资本的积累必然导致贫困的积累。资本用尽一切方法压榨活劳动来实现自身的增殖。早期是通过增加工人劳动时间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工作日的长度不断触及劳动者的身体极限,这导致工人健康的贫困。随着机器的应用,工人间的竞争加剧,失业人群扩大。这不仅造成了工人生命的贫困也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随着资本对不发达地区的吸纳以及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生产过剩的
5、危机得以缓解,但人们精神贫困的问题逐渐凸显。“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是在抽象劳动之积累的目标的规范下展开具体劳动对感性财富的生产。” 2人的生命活动的意义仿佛就在于抽象劳动的积累。一方面,人不能在劳动中自由地观照作为产品之对象,并从中发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具体劳动所创造的感性财富成为满足人们单纯需要的对象。就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 口189另一方面,抽象的量的比较在
6、受资本逻辑支配的劳动者眼中成为无意义人生中的意义,这导致了各种拜物教的产生。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劳动主要在工厂中进行,这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抗资本逻辑以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主力军。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形式被纳入雇佣劳动的范畴中。遭受资本剥削的劳动主体范围在不断扩大,因此更多的劳动主体应当被纳入反抗资本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在无产阶级队伍壮大的同时,资本也在与劳动主体的对抗中通过自我革新而不断增强控制活劳动的力lo二、作为后工业时代劳动形式的非物质劳动的兴起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经济危机中,工人们的反抗虽然没有推翻资本主义,但也为自身争取到了不少利益。以美国为例,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发生
7、使各行各业的劳工发起运动,提出自身的诉求。工人在与资方激烈的斗争中壮大了自身的力量,这使得许多大企业开始承认工会并与之谈判。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工们暂时回到了工作岗位,获得了就业机会,劳资之间的矛盾暂时趋向缓和。而战争结束后,工人们重新开始罢工运动。面对国内的劳工运动和国际上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崇尚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企业开始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企业不仅要承担社会福利开支,还要接受国家和工会等主体对自身行为的限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的逐渐恢复,各国基本生活用品和工业固定资产的需求趋于饱和。生产进入后工业时代的绝对过剩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遇到了瓶颈。为了
8、解决资本增殖所面临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运用各种方式来提高利润率。非物质劳动作为一种“生产非物质产品,比如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一种情感反应的劳动” 3108,在提高企业利润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就金融领域而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放开了对金融的管制。金融机构原本是为生产性企业提供贷款,没有管制之后便专注于为一些投机性的项目提供贷款。一方面,金融机构用非物质劳动者不断创造出的新型金融产品来进行高风险的投机活动。例如,次级抵押贷款为不能申请优级抵押贷款的人提供贷款。金融机构很清楚这些人很有可能不能偿还贷款,但只要借款人的抵押资产能够保值,那他们便有利可图。
9、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为了销售金融产品,会让信用评级机构把一些风险较大的金融产品评定为优级。信用评级机构对产品的评估作为一种非物质劳动产品成为金融机构欺骗民众的工具。就非金融领域而言,这一时期企业的重点不再是监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操作,而是通过研究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获利。资本敏锐地意识到了人们满足了物质需要之后更高的精神需要。因此,许多创造知识、情感的活动被纳入雇佣劳动的范围内,而不再是人们肯定自己自由的活动。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可以改变消费者自身的需求和品位,这能帮助资本引导消费者购买相关的商品。这种不受干预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经济增长最根本的运行机制是在资产泡沫增加的情况下,金融
10、机构通过贷款给工资降低的工人来拉动各种消费。只要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就会陷入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表明了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国家中拥有权力的统治者们回避解决资本主义文明的病症,他们的任务是忠实地为资本的运转服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哈特和奈格里从非物质劳动出发来剖析当下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期实现新的革命。三、非物质劳动与革命主体的重建哈特与奈格里察觉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模式的转变。他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劳动模式已经从物质劳动转变为非物质劳动。在大众这本书中他们把非物质劳动界定为“生产非物质产品,比如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一种情感反应的劳动” 3108,
11、这种劳动的出现让他们窥探到逃离资本宰制的可能性。在大同世界这本书中,他们将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置换为生命政治劳动以强调这种劳动的政治内涵。他们认为生命政治劳动这个概念可以表达出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生命政治劳动既可以生产出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也可以生产出更具自主性的诸众。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已无法涵盖所有的革命主体,所以创造出了 “诸众”这一概念。诸众由奇异性的个体组成,这代表他们不能被还原为一个具有同一性的群体。诸众自主性的不断扩大可增强他们摧毁资本的力量,并且创造出全新的未来。(一)重建革命主体的依据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一段论述成为哈特和奈格里重建劳
12、动主体性的依据:“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或者不如说,这个在每种说法下都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作为前提。” 4254从资本和劳动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劳动具有反抗资本的能力。然而,意识到劳动者具有反抗资本的能力还不够,只有通过调查人们在社会生产领域中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才能证实劳动者们组起来的潜力以及确定劳动者之间进行合作的条件。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劳动的过程及其产
13、品扩大了劳动主体的自主性。首先,资本逐渐外化于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过程,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主要依靠劳动主体的能力,一个创意的诞生主要依赖于劳动主体自身的素质,而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劳动主体进行生产的控制是很小的。因此,从事生命政治劳动的主体不再是资本运转中一个起着微弱作用的零件。“可变资本(尤其是生命政治劳动力)与不变资本日益分离,当然还有与后者相伴随的统治和管控的政治力量。” 5110其次,生命政治劳动创造的是非物质性产品,这意味着产品极易通过多变的渠道在交流中被人们共享。生命政治劳动生产的过程不仅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也是劳动主体自我增殖的过程。这种劳动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素养,
14、其产品的共享性也有利于提高整个劳动群体的素养,劳动主体自身素养的发展提高了劳动主体抵抗资本的能力。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生产过程的自主性以及产品的共享性只是为劳动者反抗资本提供了可能性,其必然性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命政治生产的共同性之间的矛盾。生命政治劳动是在不同个体交流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劳动主体生产能力的形成和提高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我们越能接触到知识,我们就越能相互合作和交流以及共享资源和财富。管理和关心共同品是诸众的责任,这种社会性的能力对自治、自由和民主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因此“当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它必须成为共同的财富,将来的科学生产可以将其作为起点。生命政治生产必须以这种方式确立一种
15、良性循环,从已有的共同性走向新的共同性,从而成为扩大生产的基础。然而,对共同性的分化和占有不可避免地要破坏这个良性循环,这让资本日益成为生命政治生产的障碍。” 5107所以,哈特与奈格里认为资本对共同品的私人占有与以共同品为进一步生产基础的生命政治生产之间存在的矛盾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核心的劳资矛盾。这一矛盾的激化必然会导致从事非物质劳动的诸众反抗资本的统治。哈特与奈格里所揭示的这一矛盾实质上没有超越“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只是这一根本矛盾在资本发展新阶段的体现。以往是工业劳动的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过剩,从而人为地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命政治劳动的社会化生产与共同品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势必要破坏生命政治生产的良性循环从而破坏生产力。例如,资本对科研机构成果的垄断就不利于科研共同体的形成及科研的进一步发展。(二)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局限哈特与奈格里前瞻性地分析了生命政治劳动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的革命基础和革命必然性,但他们的理论总体上不能为消灭资本从而实现劳动者的完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