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因何团结？——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科学主义、责任伦理与法治.docx

《人们因何团结？——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科学主义、责任伦理与法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们因何团结？——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科学主义、责任伦理与法治.docx（9页珍藏版）》请在第一文库网上搜索。

1、人们因何团结？一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科学主义伦理与法治一、提出问题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实践经脸的总结，既是时未来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一种经验积累。同时，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对中国经验的一种有效解读，可以形成与既有理论的对话，为我们准确理解中国式治理等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分析样本。从过往来看，如何有效控制住病毒的传播、如何形成较优的防控体系、如何处理好由疫情所引发的各种社会伦理问题，是绝大部分有关公共卫生和疫情研究所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1）参见李广德：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教中国法学2023年第5期，第2543页；苏玉菊、王晨光：论公共卫生规制的伦

2、理与法律原则一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平衡，载行政法论丛（第16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308页；武汉大学公共卫生治理研究谡题组：防疫常态化下公共卫生治理的思考与建议，我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6期，第1-7页。然而，就此次疫情防控社会科学领域既有研究来看，关注政府能力、关注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的研究成果较多，（2）比如王绍光回顾了我国预防为主的防疫疾控体系及其所经历过四次危机，指出“预防为主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举措中，落实到人员与资金的配置上；王旭从行政组织任务的角度，讨论了重大传染病危机应对中组织结构的优化问题；陈武等学者分析了政府应急管理举措与疫情分布的时空关系；王轶、陈伟等学

3、者探讨了疫情防控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参见王绍光：预防必须为主一中国疾控体系的四次危机及其教训，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第65-69页；王旭：重大传染病危机应对的行政组织法调控，载法学2023年第3期，第76-93页；陈武、张海波、高睿：新冠疫情应急管理中的管制政策与疫情分布的时空关系一以2023年春节期间湖北省各地区应对策略为例,载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年第3期，第16-28页；王轶：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载法学2023年第3期，第36-48页；陈伟：新冠疫情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解绛扩张及其回归，栽政治与法律B2023年第5期,第18-29页。对有关疫情期间民众参与及其影

4、响的研究成果则较少。这一状况并不利于我们对疫情防控经验的整体把握和理解。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疫情防控来说，国家层面的组织动员和社会层面民众的回应与参与，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样重要。只有将民众的回应和参与与国家的组织动员结合起耒观察，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对疫情防控的效果和经也有更为准确的把握。基于此，本文将提供一个在公共卫生危机时候民众积极回应和有效参与疫情防控，并与国家形成有效互动的具体分析样本。无论是媒体报道中常出现的“逆行者”形象、事迹，抑或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自觉“宅”在家、自觉配合防控工作的开展等，实际上都是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民众回应和参与最直观的展现。在本文中，我们将这种民众的参与和互动

5、称之为是一种人们基于互相负责的“社会团结在面对疫情时候，人们因何会团结在一起，以及是什么因素在保障着社会团结的维系，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3）关于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团结和分化”的讨论，可参见张剑源：再造团结：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195页。另外，为了更清晰的把握这一问题，本文还将在比较的视野中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毋博置疑，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候，不同国家的话语和政策建构还是呈现出较大的不同。除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团结”话语外，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还广泛存在着很多基于“自由主义的”或个体主义的话语体系和政策建构，更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自主。对不同模式的比较

6、，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团结在此次中国的疫情阻击战中的独特性及其意义。文章将分别从科学主义、责任伦理、法治三个维度，来探讨此次阻击战中团结是如何塑成这一核心问题，并将会在最后一部分对团结这一经舱的意义进行一定的讨论。本文中，科学主义并非一个过往研究中所讨论的唯科学主义的概念，（4）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耒认识。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笫3页。而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祝念。强调科学知识对人们行动的影响，但并不否认其它因素对人们行动的影晌；强调科学知识对人们行动的外在型塑，但更强调人们在掌握科学知识基础

7、上科学意识的形成与内化。“责任伦理则是指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在维护人际关系、维护集体和维护国家安全及秩序时候的富有责任感的个人心性和集体意识。二、文献回顾和进路将医学和疾病问题纳入社会、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研究，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其中，有两个概念尤其重要，一个是“躯体化”、一个是“隐喻”。前一个概念在凯博文(ArthUrK1eiman)等学者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有较为系统的讨论。在他们那里，躯体化1主要是指，个体的苦痛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表达出来，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求医模式。也就是说，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器.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

8、题。(5)美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郁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9页。后一个概念则主要来源于桑塔格(SUSanSontag)的阐释。在她看来，在疾病被赋予的某些道镌判断之下，潜藏着有关美与丑、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或怪异的审美判断。(6)美桑塔格：疾病的隙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更。不难看出，躯体化概念所强调的是一种“忽视”的状态，深刻揭示了个体生理病痛之外，外界社会对个体的影响：而隐喻溉念所强调的则是一种过度的状态，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对个体生理病痛的“过度解读”，甚至污名化。沿着这样1种“超越医学”的框架，学者针对公共危机产出了1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刘绍华

9、在其有关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的研究中，特别强调对个体意识的关注。(7)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8页。凯博文在有关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的研究中，实际上也持相类似的观点。(8)同前注(5),凯博文书，笫196页。而与这种根源于现代性论述的观点不同，波斯纳(RiChardA.Posner)提出的应对公共危机的方案则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非此即彼二而应该是一种平衡。他说：思考宪法权利的恰当方式是天平这个隐喻。一边秤盘装的是个人权利，另一边则是社区安全，由于各自利益的碳码改变，这个天平需要并接受不时的调整。在1种更广的

10、意义上，公民自由也取决于国家安全，因为公民自由就是安全和自由之问的平衡点。(9)美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154页。福柯在其有关生命政治”的讨论中，对过去那种.自由主义治理技艺1进行了反思。虽然他并不截然否认自由的价值。但是，在福柯那里，自由应当是一种一不同于过去那种单纯的政治自由或经济自由的一受规范、受约束的，作为一种治理关系的社会自由、秩序自由。(10)参见莫伟民：使治理正当和合理的原则与方法福柯视野中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第59-66页。他认为，新的治理术与自由主义治理技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抽取公共卫生、环境、

11、出生率、发病率等知识，并确定干预和权力的领域。(11)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286页；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笫66-89页。不难看出，在现代化”理论的感召下，自由主义依然是在公共危机研究中一种较为主要的理论阐释。虽然从福柯到波斯纳，以及更多学者那里，已经注意到个人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关系问题。然而，似乎较优的选择和策略都应该是被规训的、被规制的，或者是需要通过司法才能确认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家长式”的危机应对观念，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民众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候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以及国家与民众互动

12、的重要性。无独有偶，在1本三位英国学者撰写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的小册子中，我们看到了颇不一样的论述：控制传染病的关键是了解当地的人们怎样看待疾病一疾病是怎样产生的，会对人们及家人产生怎样的影晌、为什么会感染患者？这些问题对患者和其周围的人来讲非常重要，对他们提出的建议也应该是根据他们的观念来进行解释。理解地方观念可以使得给出的这议更为人们所接受并能够照做(12)英约翰沃利、约翰怀特.约翰礴布利：发展中国家改善公共卫生指南，解亚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16页。不难看出，这种基于特定语境的解群，可以克服非此即彼，以及家长式”的主观判断。实际上也提供了一种理解危机应对的有

13、效进路一并非先入为主的，或非此即彼的理论套用，而是基于特定语境的解释。本文将沿着这样1种进路展开讨论。接下来，无论是对科学主义、责任伦理，还是对法治的讨论，最主要的是剖析在以上特定因素作用下民众的积极回应和参与，以及这些回应和参与在与国家的互动中是如何促成团结”生成，进而有效应对危机的。三、科学主义虽然也存在一些特例，但以上还是一种相对普遍的卫生治理迈向科学道路的基本历程。这一历程在中国生发的时间相对较晚，但过程相仿。虽然现代科学最早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然而，即使李约瑟也并不否认，在传统中国，生物学领域中国人并没有落后，医学更是中国人世世代代深感兴趣的一个领域。（17）英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

14、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页。到了19世纪，严复等对西方著作的视译，以及大量向西方学习技术的具体实践有力推动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人们对科学有了更广泛的认知和接受度。（18）比如1952年底，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中就指出：“大力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普遍提倡勤洗衣、勤洗澡、不喝生水、不吃生菜生肉、不随地吐痰便溺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普及预防疾病知识。对于劳动卫生和妇婴卫生知识，尤应注意宣传推广.就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说，2023年1月20日是1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当天，国

15、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的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页防、控制措施。同时，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同一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记者会，高级别专家组通报新冠病毒已出现人传人现象。（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载人民日报2023年6月8日，第010版。自此，所有人打破观曳，无论是政府、医疗机构，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开始投入到整个防控阻击战之中。一系列防控措施和倡议陆续出台，包括但不限于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16、、早治疗”和“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的确立，科学佩戴口罩注意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等指导意见的提出等。（20）参见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矮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做好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病例医疗救治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很明显，是科学的判断，而非意义阐释，主导了防控措施的确立。基于此，在政府与民众、专家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以及更广泛的疫情防控参与主体之间，能够要立起一种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21）关于“风险沟通”，可参见戴新月：社会、心理、话语：新冠疫情初期的河南基层风险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