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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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二、暗箱操与相对透明的改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7年以后，苏南的地方（或者社区）政府对他们所有与管辖下的集体所有企业进行了改制。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经历了两轮。第一轮把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种基本相似于管理层与工人持股的改制。在这种安排下，管理人员与工人根据他们在企业里的位阶、工作年限等指标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同时政府也保持一定比例的股份。但股份合作制只是暂时的安排。改制很快进入了第二轮，即完全的产权转移。这要紧是通过政府退出其拥有的股份与工人股份向管理层集中实现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进行了两轮改制。股份合作制只进行了试点，在部分企业里推行。本研究要紧讨

2、论最后的改制他们首先转掉了小企业，然后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很多地方甚至制订了一个时间表，把企业改制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蔡永顺也提到了这种运动式的改制（Cai,2002）O秦晖（1997）、张军等（2000）对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也发现，在苏南一些地方，上级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改制比如，我所调查的一个镇要求在1997年完成乡镇企业改制80%,1998年完成90%,等等（访谈对象57访谈对象的编号沿袭了我在论文中的编号镇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易手。到2000年底，除了少数“大而赢与“大而亏”的企业外，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参

3、看史易、赵小剑，2001）余下的少数企业也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陆续处理。从规模与速度上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相当于前苏联与东欧的大规模私有化，即所谓的“休克疗法”.苏南改制的基本特点是它的不透明性，可谓暗箱操作，即地方（或者社区）本文所说地方（社区）政府要紧指乡（镇）与村级政府。J政府快速处理了其辖下的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当一个企业改制时，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利益有关者出席：一是事实上的所有者一地方政府；二是企业经营者；三是工人；四是名义上的所有者一一社区居民；尽管社区居民对乡镇企业并不享受任何所有者应该享受的权利，也不行使任何形式的实际操纵，但还是有合法的理由来宣称他们的所有权资格。这是由于乡镇企业

4、最初来源于集体积存，同时在成长过程中得益于工人（大部分为社区居民）的低工资五是债权人即银行（假如企业有贷款的话）。但在改制过程中，改制变成了两方的游戏，即政府领导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游戏（邹宜民等，1999）,其他几方利益有关者一一工人、社区居民与银行一一都被关在了门外。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内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只限于几个人，特别是党委书记与乡（镇）长。以无锡的五陶镇作者对苏南的地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为例，据该镇一干部讲，他们镇转制时要紧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别人根本没有份儿，识相的镇长与副职们也都有意识地让书记决定”（访谈对象57,镇干部不透明的改制带来了背后的操控与讨价还价，结果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在任的

5、经营者，同时也可能为参与决策的官员带来利益。我在苏南做调查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些传言，说是一些政府官员特别是党委书记与乡镇长从改制中谋取了很多好处。企业经营者通过向他们的政府主管行贿以求得到有利于他们的改制结果。无锡市检察院公布的信息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传言。信息显示，从1997年到2000年，检察院收到的关于经济犯罪的公民举报线索中，公有企业的改制与破产占了最大的比重表1、2、3列出了该地改制的要紧信息。从表1、2、3中能够看出，在任的厂长(经理)是改制的最大受益者。在五陶镇，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镇办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那力村更是把所有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相比之下,苏州

6、的万光镇倒是表现出了一些多样性。23个镇办企业中，有4个处理给了外边的人，其中包含2个外省人。尽管如此，现任的经营者仍然是最大的赢家。假如我们加上其他管理人员，80%以上的企业转给了现任的管理人员。换句话说，经营者买断，或者者说内部人私有化，是苏南改制的要紧方式与结果。这一发现与其他发现是一致的，见秦晖(1997)、邹宜民等(1999)、Kung(1999)Oi(1999)、1i&Roze11e(2003)。袅2那力村（无锡）村办企业改制基本情况（企业单位:个）谁得到了企业改制时资产一负债情况现任厂长经理13正资产：5负资产：1零资产：7总数：13总数：13资料来源:作者的田野调查。表3万光镇

7、（苏州）镇办企业改制基本情况（资产单位:10000元）改制时间谁得到了企业改制时资产一负债情况1998以前3经理13正资产1319984销售员2负资产619999其他管理人员2零资产320007外部人4不清楚1不清楚2转移总资产6743.69总数2323转移总负债6076.60资料来源:作者的田野调查。工人们成了输家。国有银行也是大输家。新的企业所有者采取各类手法逃废银行债务，由于银行归中央政府。关于改制过程中的逃废银行债务问题，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作为直接的利益有关人，同时也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由于大多数的工人是当地居民），工人们没有被征询意见，更不用说参与改制的过程了。他们的利益无

8、从得到保障，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而且，在改制的过程中，关于补偿的动议根本就没人想到或者提出过。当我在访谈中提到有关对工人补偿的问题时，访谈对象们先是惊讶，然后随即摇头：”补偿？没有补偿，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没这个事”（访谈对象64,镇工业办干部）。在随后的企业人员调整中，工人中的有些人成了裁员的对象。!当然，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也在改制前后要求新的企业所有者尽量不要裁减工人，以免引起失业上升与社会不安。只是这种要求并没有强制性相比之下，温州乡镇企业改制采取了非常不一致的方法。温州通过相对透明的方法，一个一个逐步地转掠了他们的集体企业。明显的不一致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做出最终决定前,不一致的改

9、制方案被提出来在员工（包含经营人员与工人）中讨论，只有在基本形成共识后才会进入下一步；第二，一旦决定拍卖，政府会进行公开竞标，因而存在竞争（尽管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人）；最后，根据在工厂中工作的年限，工人们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以温州乐清市虹桥镇的转制过程为例。在80年代，当乡镇企业被叫好的时候，虹桥镇曾以其发达的乡镇企业在温州闻名一时（赵顺鹏、朱知喜，2000）O因此虹桥能够说是温州地域上最接近苏南模式的乡镇。从1993年开始，虹桥陆续把镇办与村办企业一个一个地改制。除经济原因外，温州的改制要紧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当外部政治与意识形态环境慢慢有利于民营企业以后，温州就开始为原先的“红帽子”企业摘帽子，

10、同时改革他们的乡镇集体企业。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四、权力关系作为根本原因苏南与温州之因此出现如此不一致的改制，其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不一致的政治约束。这里的政治约束要紧指两个因素：一个是政府与人民（或者社区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经营者（经济精英）与社区干部（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资源依靠理论认为，权力来源于对资源的操纵与让对方产生依靠的能力（PfefferfeSa1ancik,1978）。操纵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靠，从而产生权力。通常来说，资源的重要程度、稀缺程度与是否存在替代方式（机会）是决定依靠程度，因而也是决定权力关系的要紧因素。按

11、照这个逻辑，一个地方社区政府操纵与影响人民的生存与进展机会的能力与程度也就决定了该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视角也是懂得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权力关系的钥匙。苏南与温州不一致的权力关系孕育于计划经济时期,在改革后由于两地进展模式的差异而更加得到强化。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的制度安排大体一致，但由于各地经济基础的差别、历史文化原因、地理位置（离政治中心的距离与关于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差异，等等，各地政府能力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完全相同。这些不一致的起始条件也正是改革以后各地走上不一致进展道路的重要原因。苏南的强政府与精英政治（即少数几个精英主导社区事务）有它的历史根源与当代基

12、础。在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里，要紧基于两方面的原因，苏南建立起了强大的地方政府。首先，苏南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资源条件使它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建立起了良好的集体工业基础;而集体工业基础则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与其他地区比较，苏南具备众多进展农村工业的优势：发达的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原始积存；地理上接近上海，使它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人才与原材料等；发达的交通，使它更便利地连接原料产地与市场；近代工业的遗产，使它具备必要的管理技能与有技术的工人，等等。这些条件使苏南在集体经济时期就进展了它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的前身一社队企业一一最早在50年代末就在苏南出现了（Whiting,2001）。

13、“文革”期间，由于城市的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再加上部分上海“知青”到苏南下乡，苏南又藉此便利进一步进展了自己的社队工业。从70年代初开始，其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这种地位一直维持了很多年。1981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了2.78亿元。相比之下，乐清县（温州市下属较大的一个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只有大约2千万（Whiting,2001：130）,还不及无锡县的1P10.操纵一个发达的集体工业基础，为苏南的强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一个强政府必定包含它从社会中摄取资源的强大能力（参见EVanSetai.,1985）。在这方面，苏南政府有着非常高的摄取与操纵财政资源的能

14、力。由于该地区为富裕地区，而且集体经济发达，政府手中操纵的资源与其他地区相比非常突出。1978年，无锡的人均财政收入高达258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7%（无锡市统计局，2001）；而同年温州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24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0%（温州市统计局，2001）o通过操纵集体经济基础与掌握相对丰富的财政资源，苏南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操纵或者影响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机会，比如干部能够决定谁到社队企业里工作（就业）与群众的收入分配，等等。概括地说，集体时代的遗产给予苏南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与影响。其二，苏南在解放前相对而言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生活，使它成为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目标，其结

15、果是导致强政府的建立。苏南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当地曾孕育了很多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族，如荣家、唐家等，还有为数很多的中小工商业者。如此历史，使苏南在1949年解放后，成为一个在政治上需要特殊处理的地区。往常的工业资本家与商人成了历次政治斗争的对象。据无锡县史，无锡县有1373个小工业者与小商人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期间被错误地划为资本家（1980年得到平反），这些还不包含那些“符合”这一成分的人（中共锡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99：125）。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中被批斗,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强政府得以建立。米格德尔（Migda1,1988）在他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国家能力里曾指出革命是建立强国家的途径之一这种政治氛围也催生了该地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干部害怕犯政治错误，尽可能求稳。正是由于苏南地方政府的强势与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该地区成为全国最晚实行农村分田到户改革的地区之一，一直到1983年才全面实行分田到户，比大多数地区晚了3-4年。有学者（Jin&Qian,1998）用1983年时没有使用大包干家庭责任制的农户比例来测量社区政府的政治力量（po1itica1strength）.基于这种测量，苏南社区政府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影响到改革开放后苏南进展道路的选择。一位在无锡市工作的干部说：”历次政治运动使人们对进展私营经济心存禁忌，甚